从“上海公园”到上海的“千园”
寻找“上海公园”
上海的公园发展历程，浓缩了近代以来上海城市变迁绵延而斑斓的历史。一般认为，上海诞生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这座英式自然风景园风格的公园虽被认为开中国近代城市公园之先河，但很长时期内不向中国人开放，并挂有严重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的歧视性禁令牌。然而，西人在上海开辟的第一个他们所认为的“公园”，其实是作为跑马场的“上海公园”。
有关“上海公园”的信息见于《上海年鉴》《上海道契》等文献资料。
1853年《上海年鉴》中包含一份“1852年《上海埠租地名录》”。这是目前可见上海开埠初期最早的西人租地名录，其中清楚地记录了一处名为“Park of Shanghae”（直译“上海公园”）地块。名录还记录了该地块的其他信息：第62号道契、第80号租地，面积为81亩7分4厘4毫。
所谓“道契”是指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洋人、买办前来租地行商，留下大量记录租地信息的档案，因西人租地契纸须由上海道台核查钤印方为生效而被称为“道契”。根据《上海埠租地名录》提供的道契号线索，查《上海道契》中的62号道契，可获得上海公园地块的更多相关信息：1848年英商皮尔、士都呱、金呢地、打喇士、利永士敦、波文遵照和约租地八十一亩七分四厘四毫，东至公路，西至华民吴、唐姓界，南至第七十八分地华民吴、徐、张姓界，北至河。
至于“第80号租地”这个租地号，可宕开一笔。1845年11月《土地章程》颁布，确定英国租界范围，规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后修建界路（即河南路）为限。按《土地章程》规定，虽然允许西人租地之后建房居住，屯储货物，养花种树，设戏玩处所，但是可租地面积有明文规定，“每家不得超过十亩以外，免致先到者地宽大，后来者地窄小”。上述租地由多个英商代为租定，总面积超过八十一亩，远超十亩之限，因此属于违规租地，租地之初并未取得明确的租地号，后来才在道契上被补录为“八十分租地”，也即《上海埠租地名录》中所谓“第80号租地”。不仅如此，据开埠后较早的英国租界实测地图——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Map of Shanghae April 1849 Foreign Residences，哈佛大学藏）所示，这块租地的范围在今南京东路以北、河南中路转角一带，实际上也越出了此前订立的以今河南路为“界路”的界线。
据62号道契所示，西人租此地“作设公游之所”。park译作公园时，多指城镇或城市中供公众休闲、游玩的带绿化的公共区域。因此，此处租地记为“Park of Shanghae”，从功能而言是合适的，历史上，这块租地实际的休闲用途是跑马场。按照《土地章程》规定，租地时约定的用途不能更改，随着当时外滩地区地价的一路飙涨，上海公园地块若继续经营跑马场，则不如转让土地赚差价更合算。因此，道契中又有记载，咸丰四年正月十四日（1854年2月11日）英商皮尔、士都呱、金呢地、打喇士、利永士敦、波文将所租地基八十分计八十一亩七分四厘四毫划出10份大小约为七至九亩的土地转与白兰、威律士、拔在、威律士、史几那、腾格格、拔在、堂尊、郎利、兰退租用。由此，上海公园跑马场用地被瓜分殆尽，转为商业用地。此后，作为游乐场所的跑马场不断向西迁移，因此史料上有第一跑马场、第二跑马场、第三跑马场之分。
上海开埠之初的上海公园，无论租地面积还是租地位置都严重违反了《土地章程》的规定和道契的具体约定，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违规的公共场所，同样限制华人进入。上海解放后，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下令，收回当时的第三跑马场土地，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这处空间才真正成为人民的休闲之处。
民国公园建设的曲折与无奈
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公园发展，既是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的投射，又深受时局板荡、社会剧变的影响。根据《上海园林志》记载，从外滩公园建立至1949年，上海共有48座有具体形成时间记载的现代公园，其中公共租界在1910年代达到建园高峰，至三四十年代维持在10余座公园。法租界的公园建设较为缓慢，1908年公董局于新旧法租界交界处辟建公园，称为顾家宅公园，又名法兰西公园，成为法租界占地最大的公园。法租界至三十年代仅有4座公园，四十年代也保持此数量。
民国时期，公园建设被视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之一。1911年，宝山县将县城佚名公园改建为城西公园，是为中国地方政府建造的首座现代公园。郑振铎视公园为“都市之呼吸”，慨叹上海公园太少、不敷使用，提倡“公园运动”：“我们要求在适中地点再建造十个以上之公园？像跑马厅这样地方，实是建立公园最好的地点。这话说来太不容易实行，也许实行竟要待之于上海是为我们收回的时候！然而我们不可不有这样的运动，不可不有这样的要求。”（郑振铎《上海之公园问题》，《文学周报》，1928）
华界的公园起步较晚，1910年代有5座公园，二十年代曾大量建园，各地方政府改建墓园或寺院作为公园，至二十年代末共有13座公园，三十年代因经营不善和战争的影响降至仅2座（一说4座），四十年代恢复到5座。位于苏州河畔的吴淞公园于1932年对外开放，面积1800平方米，公园以吴淞口美景著称，然而开放当年即毁于“一·二八”事变。1932年8月，市工务局计划重建并扩大吴淞公园，其规划方案是把化成路南、淞兴路北33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与原公园连成一片。这片土地包含公地2733平方米和其他已毁于战火的民宅。在修建过程中，受到热带风暴影响，直至1934年，公园才修复开放。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该公园再度遭到彻底破坏。战争结束后，吴淞镇居民提出修复公园与被毁江堤的诉求，上海市工务局虽原则上同意，终不了了之。同年7月，市政府作出决议，将原吴淞海滨公园用地划归筹建中的中央造船公司使用。此后因土地划转、建设资金等问题均未解决，吴淞公园的重建工作直至上海解放仍仅停留在规划阶段，未能付诸实施（董从懿《近代上海公园发展与分布研究》）。
不仅仅是吴淞公园，其他毁于抗战时期的公园包括：城西公园、曲水园、庙镇公园、军工路纪念公园、高桥公园、朱泾第一公园、中山林公园、商民乐园、奎山公园、堡镇中山公园、吴淞公园、上海市立动物园、上海市立植物园、上海市立第一公园、金山风景林、广信路儿童游戏场、震旦博物院植物园等。虽受战争影响，但民众对公园的利用和探索没有停止。1947年6月22日刊于《大公报》的题为《宋公园》的报道称：
决定将宋公园开辟为市立公园，拨十亩园地建筑新闻馆基地，为宋教仁烈士作为永久纪念，拨地十亩供工务局林园管理处种植苗圃。宋公园占地一百二十亩，因缺乏管理，已渐告荒芜。今宋公园董事会之利用计划，既为本市增加一处游憩之所，尤为纪念宋教仁烈士永久与最有效之方法。
可见当时公园的多重社会功能，既作为缅怀革命先烈之用，又补城市公共休憩之不足。
从“实行大地园林化”到建成“千园之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座城市终于回归人民的怀抱。政府开始大规模集中建造公园。有些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如将跑马厅北部改建为人民公园；有些则寄寓着新生活的开始，如绍兴儿童公园、华山儿童公园、西康公园、西郊公园等的新建。不仅如此，还建造了一批与工人新村配套的公园，如曹杨公园、宜川公园，大幅改善了劳动者的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1958年，响应毛主席“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上海相继兴建杨浦、和平、长风等综合性大型公园。至1960年，上海城市公园总数达55个，公园建设迎来春天。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园林绿化被纳入整体城市建设规划，一大批公园建造或扩建，包括上海大观园、上海植物园、共青森林公园、东平和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上海野生动物园等。1994年上海最大的生态城市公园开始筹建，千禧年正式全面对外开放，并将原定名“中央公园”改为“世纪公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上海世纪公园视察，题写了园名。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再次带动了城市的绿带和公园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来，上海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尤其是“十四五”以来，全力推动公园城市、千园之城建设。2021年7月1日起上海部分收费的公园正式免费开放，包括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世纪公园等大人流量公园。近年来，上海稳步推进城市公园24小时开放，给晨练市民与夜跑爱好者提供了更多便利舒适的活动空间。和平公园更率先打造全市首个24小时公园图书馆，为城市点亮一盏不灭的文化之灯。24小时公园开放在满足市民需求的同时，也对园区安保、管理服务等提出更高要求，这一便民政策的落地，离不开智能防控、人力巡防等多维度保障体系的有力支持。上海的公园建设面临土地资源稀缺、人口高度密集等实际困难，如何在空间和成本的压力下见缝插针建造公园是破题关键。近年来，上海基于现实探索出一条“口袋公园”建设的成功道路，充分利用城市空间的边边角角，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转角遇见绿意。
“十四五”时期，上海提前实现“十四五”末建成“千园之城”的目标。据2026年初上海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最新数据，累计公园数量达1100座，近九成公园实现24小时开放。达成目标后，上海将持续打造第二轮千园建设工程，力争到2035年公园总数达到2000座。
公园是城市的会客厅，是市民日常休憩之所，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在上海公园绿地日新月异的版图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公园数量的增加和绿地面积的扩张，更是一幅社会历史、城市空间、市民生活相互交融的复杂图景。从华人难以进入的上海公园、外滩公园，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断增加的“千园之城”，晚清以来上海的公园变迁历程，既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荣辱，也参与和成就了城市发展的一次又一次跨越。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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