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苏联专家的阻拦，北京人民大会堂可能建在五棵松。
1958年暮春的一天，北京全市上下正全力筹备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梁思成带着一卷熬了半个月绘制的图纸走进中南海西花厅拜见周恩来总理。梁思成建议将新中国首都十大建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项目人民大会堂建在京西五棵松一带。
做为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他的建议当然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可就在中央尚未定论时，苏联专家穆欣却急匆匆找上门，语气强硬地大喊：“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梁思成的方案有着他的考量：北京西郊自公主坟向西，自日伪时期就曾规划建设“新北京”；五棵松一带地势开阔、便于规划，既能带动北京西郊的发展，又不挤占老城区；自公主坟向西直到玉泉路，六公里沿线都是解放军的军事机关，安全性有保障；早在两年前——1956年4月——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就提出了《北京市近期及远期地下铁道路网规划草案》，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现在叫“一号线”）纵贯京西，交通便利；梁思成还以巴黎凡尔赛宫、莫斯科大会堂为例，说明郊外选址既能彰显气魄，还能逐步形成新的城市中心。
周恩来耐心听完，仅淡淡表示“西郊确实有地”，但未明确表态支持梁思成的建议，只说需再研究。
可是消息传到苏联专家那里，马上引发震动。次日一早，苏联建筑科学院院士穆欣便带着助手闯入北京市规划委，不顾礼节地拍桌反对，坚持大会堂必须建在天安门广场西侧。
穆欣直言，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象征，开国大典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六百年来，这里承载着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人民大会堂作为议事场所，应让百姓触手可及。他认为五棵松距市中心太远，不仅不便群众参与活动，而且所有配套工程都要从零开始，预算会翻倍，说到激动处，穆辛甚至指责梁思成是“资产阶级功能分区论”。
梁思成与穆欣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穆欣认为五棵松方案会割裂北京城，梁思成则坚持应保护老城区，新行政中心需向西迁移，并以伦敦议会大厦为例佐证。这场争论持续多日，苏联专家组还联名写意见书递至中央，罗列多条具体反对理由。
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大会堂的选址问题，各部门纷纷表态：公安部门认可五棵松的安全性，却担心距市区过远；交通部门称如选址五棵松，需将现有道路拓宽至少一倍以上，才能满足大规模集会的需求；财政部直言五棵松方案的预算比广场方案多出两千万；军队方面则担心每年会议期间大量外国记者到来，军事机关的保密隐患……
梁思成后来坦言，他只是怕拆了老城墙，丢了北京的韵味。
周恩来沉默良久，最终表态：“梁先生保护文物的用心很好，但人民大会堂要天天为人民所用，离人民太远，怎配叫人民大会堂？”
1958年10月，中央终于拍板：人民大会堂选址天安门广场西侧，梁思成转而投入正阳门箭楼的保护工作。
1959年夏天，新中国建国十年周年庆典前，人民大会堂在天安门广场拔地而起，总设计师为赵冬日和张镈，苏联专家担任顾问。梁思成虽未参与设计，却特意托人叮嘱，让大会堂台阶不要太高，方便代表们行走。
五棵松的那片区域后来几十年始终没有改变，一直是菜地，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那里被开发为五棵松篮球馆和一座大型商业广场。
苏联专家穆欣在1960年回国前坦言，天安门广场的选址是正确的，它是“中国的脸面”。而梁思成直到1982年去世，再未提过五棵松，只在笔记里留下一行小字：“五棵松方案，技术上可行，感情上不通。”
梁先生一生最后一部作品，是扬州一座小巧精致的鉴真和尚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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