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能只靠论文给人看病，也不能只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给人看病，医生更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在2026年两会上的一番话，在医疗圈引发强烈共鸣。
这位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直言：如果医院大量医生把精力放在科研论文上却不会看病，这家医院就会失去老百姓的信任。
这句话戳中了无数临床医生的痛点。当科研论文成为职称晋升的“硬通货”，当国自然项目数量成为医院排名的核心指标，一线医生的困境谁人能解？
临床医生的“论文焦虑”
有多荒诞？
于金明院士描绘了当前医学生培养的怪圈：本科生实习阶段备战考研、硕士生临床培训时间做科研、博士生侧重基础研究、博士毕业博士后培训仍然投入科研，导致医学生缺乏必备的临床技能。
这种“重科研论文、轻临床技能”的培养模式，让许多医学生在长达十余年的培养周期中，真正接触临床的时间被严重挤压。
不仅是医学生，在职医生同样面临困境。既往调研发现，约20%的三甲医院医生“完全没时间”做科研，60%以上“很少时间”做科研，却必须在晋升时拿出科研成果。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医生王佳曾陷入“唯论文”的困境：“临床工作本就繁忙，还要被迫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做自己并不擅长的基础科研。”
这种状况有多荒诞？一位三甲医院医生吐槽：“白天看病开刀，晚上熬夜写论文，周末泡实验室。问题是，我们不是专职科研人员啊！”
从“重科研”到“重临床”
政策导向正在转变
于金明院士指出，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医学人才临床能力建设，逐步推动医学人才评价导向从“重科研”向“重临床”转变，但在实际落实中仍然有差距。
这种转变的信号已经很明显。2024年，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被列入陕西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条件，王佳医生凭借入选案例库的优质案例顺利评上副主任医师职称。
截至2025年底，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已收录来自全国5000多家医疗机构的规范化病例报告12.2万篇，总阅读量突破3100万人次。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魏均民介绍，每一篇案例报告都需经过“三审三校”同行评议流程，“由3000余名各专业评审专家来确保每一篇入库案例都经得起检验”。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副部长杨书宣说：“不再数论文篇数，而是论成果价值；不再看帽子头衔，而是评实际贡献，案例库要为落实人才评价改革要求提供“新标尺”。”
两会代表委员的“药方”
分类评价、分类管理
面对这一问题，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开出“药方”。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俊杰建议，建立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交叉研究分类评价机制，改革职称评定，突出临床实践能力。
张俊杰认为，医学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健康，其核心动力应源于临床实践中的真实问题。他建议将医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明确划分为“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及“交叉研究”三大类，为分类评价奠定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院长李海潮则提出更系统的方案：对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人才进行分类管理，按不同岗位属性分赛道制定相应标准。
李海潮建议：“医疗系列职称的晋升应该重点关注医疗工作的质和量，并结合专业特征确定相关工作量和技术能力指标。在达到相应条件的前提下，可按规定晋升医疗职称。”
对于有志于医学教育的医生，应设计由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学工作量相结合的评价标准，为愿意钻研教育教学理论的老师提供独立的发展通道。
医生的“累”谁来买单？
于金明院士在访谈中坦言：“医生这个活就是累的，医生是最累的工种。”
当被问及医生是否太累时，他的回答发人深省：“我们老一辈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但同时他也给出折中方案：让医生去做临床研究，不一定要去实验室做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可以和临床工作比较好地结合起来，“围着临床做研究，用在研的药物、设备做试验，这也是科研”。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保障医务人员休息权，“人都是需要休息的，充分的休息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老百姓能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医生的工作负荷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职业健康隐患。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黄文秀指出，医务人员长期处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中，面临职业倦怠、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改革的阻力在哪里？
尽管政策导向已开始转变，但实际落实中仍有差距。
于金明院士坦言：“近年来，虽然国家高度重视医学人才临床能力建设，逐步推动医学人才评价导向从重科研向重临床转变，但在实际落实中仍然有差距。”
李海潮也观察到：“在实际运行中，科研课题和科研成果仍然在职称晋升体系中占据较高比重，或者成为是否能够晋升职称的重要砝码。临床医生对新政策导向在优化人才管理方面的实际成效感受度普遍不高。”
这种状况背后，是医院排名、学科评估、经费分配等深层次的制度惯性。正如一位医院管理者所言：“我们也想重临床，但各种排名都在看论文、看国自然，医院不重视科研，排名掉下来，经费减少，人才流失，最后吃亏的还是临床。”
医生的“双重身份”
可能才是终极答案？
于金明院士对“好医生”的定义给出了层次分明的标准：“最好的医生应该是战略科学家，他底下有一个团队集成攻关，去解决大问题。第二等的医生应该是医生科学家，一手临床，一手科研，两件事都做好是最好的。”
这意味着，临床与科研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于金明本人就是例证：当院士15年，他的门诊量一直是全院最高的，是第二名的2~3倍。
李海潮建议建立“临床医师+科学家”的合作团队，深入研究基于临床视角凝练出来的科学问题，“通过专业人做专业事，提升面向临床问题的科学研究质量与水平”。
这种模式可以让临床医生专注于临床问题，由专业科研人员协助完成基础研究，既保证了临床能力，又不放弃科研创新。
医生群体的真实心声
关于“好医生的标准”，医疗圈内的讨论从未停止。
有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直言：“其实在大多数地方，好医生的标准是会挣钱。”这句话虽然直白，却道出了现实困境——当医院经营压力与个人收入挂钩，“创收能力”往往成为隐形的评价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在今年两会期间回应“让医生回归救人本质”的提问时，点出了三个关键词：评价体系、收入和积极性。
“如果三方能进行协同，问题就能够解决，但想做到这一点确实非常困难。”张文宏坦言。
张文宏的分析切中肯綮：医生不是不想“纯粹救人”，但一些外因无法让他们纯粹。解决这个问题，需让医生的知识值钱，而不是让药品和耗材值钱；让临床水平而不是让论文数量或创收能力决定地位；让所有约束性指标以更科学的方式落实，避免成为合理诊疗的束缚。
评价一位医生，最重要的是看他“会不会看病、能不能治好病”。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在现实中却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
中华医学会秘书长何翔透露，未来将推动更多省份在医务人员职称评审中采纳案例库的案例，并拓展案例库应用向医务工作者职业生涯全周期延伸。
当临床经验从“看不见的付出”变成“可评价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好医生将回归临床，把更多时间留给患者。
而这，或许正是于金明院士“医生不能只靠论文给人看病”这一朴素表述背后的深意——让医生回归临床，让医疗回归本质。
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但道路依然曲折。从“重科研”到“重临床”的转变，不仅需要政策引领，更需要医院管理者、评审专家和一线医生的共同努力。
医生的累，需要被看见；医生的价值，需要被重新定义。当一名好医生的标准回归到“会看病、能治病”，当临床能力真正成为医生评价的核心，中国医疗的未来才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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