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面对南京1700年的鸡鸣寺，我没烧香？|住持|南京|烧香|玄武湖|金陵|鸡鸣寺

泓睿达原创416，本文3300字。

鸡鸣寺，就在南京城墙根下，据说有着1700多年历史，可追溯至东吴的栖玄寺，天竺高僧菩提达摩曾居此，1387年朱元璋下令重修并御题“鸡鸣寺”，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

从鸡鸣寺出来，儿子看到我手里的寺院门票，惊奇的问“爸爸，你没有烧香吗？”“是的，我没有烧香”。儿子很不解“一张票能换三支香，我和妈妈姐姐都换香了，你为啥不烧呢？”“你猜猜我为啥不烧？”儿子眨巴眼睛想了一会“因为你懒，看到排队人多，所以就不烧了。”

在南京的三天，我算是去过鸡鸣寺两次，第一次是晨跑去玄武湖不意间经过，第二次是雨后的早上和家人特地去游览，就是朱自清先生推荐过的“最好微雨游鸡鸣”的那个场面。

朱自清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

先生这段话充满对历史浪漫和休闲慵懒的漫想，从这个角度看，我的懒和他的懒倒是不谋而合，他也没把烧香许愿作为游鸡鸣寺的目的，而是放在坐窗边，吃碗茶，看台城这些懒散随意的闲逛上面。

只不过，先生这篇名为《南京》的散文写在1934年8月，距离1937年12月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他当时精神里可以充斥着散漫的烟雨风情。但我们对南京的感情，除了“星芒侵岭树，月晕隐城楼。暗花舒不觉，明波动见流”的追忆怀古，还有“血染长江水，尸横紫金山”的百年同悲。

不烧香，是因为我对佛和神，以及其他超自然力量，他们在南京所能布施的法力，带有深深的纠结。

在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唐生智和他的队伍收到弃城弃民撤退的命令时，是不是也曾求过神佛？当侵华日军进城要求城内百姓到指定地点办“良民证”的时候，南京人纠结着出门办证还能不能回来时，是不是也问过神佛？大屠杀发生的时候，那些被绑在树上当活靶的男人，那些无处可逃的女人，是不是也求过神佛？再由此上溯到87年前，洪秀全进入南京的11年里，南京先后经历了清洗、拆民建宫、男女分馆、内斗和清军屠城，百姓是不是也曾求过神佛？

我觉得没有金刚护体、没有白日飞仙可以理解，但神佛至少可以在那些坏事即将发生的时候，托梦给南京人指条活路，“天亮后，城封前，你们一定要离开这里。”

在我写完《》后，有江苏读者留言“南京并没有做天下都城的野心，只不过是来到南京的人看到金陵气象，就都有了做天下共主的野心。”这真是一件很纠结的事，历史上南京要么做偏安一隅的王城，要么被统一帝国所提防，比如秦始皇把金陵邑赐名秣陵县，让南京透着一股“马料味”，隋文帝对南京实行“平荡耕垦”，直接打回农耕原型。

你很富裕、很温柔、很迷人，在这里建都的皇朝就容易不思进取，“都富而国弱”容易被盯上，只有时刻存在危机感的都城，才能上升为整个国家的危机感，进而整体处于昂扬的状态。

为什么都城太富国家就容易弱呢？因为有幻障。主观上凭长江天险易麻痹人，远离草原强敌危机感会打折，客观上指令会延迟，部队和运量调动会滞后，应对不了形势变化。战备资源更是在北方，我国的黄河流域是大平原，向东出长城更是大平原，要守住长江以北一定得要骑兵，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我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是山西、河北、辽宁一带，古称蓟北，另一是甘肃和青海一带。养马一定要在高寒之地，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才能成群养，铁矿也在北方，你要守不住长江以北，你就失去优良牧场，失去骑兵和兵器基础，只剩下被虐的份。

听说现在的鸡鸣寺以灵验著称，南京人遇到如考试、求职、求姻缘的人生重大节点时，习惯性地去鸡鸣寺走一走，寻求内心的平静，将寺庙视为在快节奏都市生活中慢下来和静心的场所。

灵与不灵，本无标准，佛心内求，不在法力。拜佛非为免苦，而在受苦后得安宁。

其实，鸡鸣寺也曾庇护抗日将领，著名作家张恨水改编小说《大江东去》就是真实发生在鸡鸣寺的僧人保护国军官兵的故事。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后，时任国军教导总队工兵营营长钮先铭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之际，被鸡鸣寺的僧人收留。钮先铭剃发为僧，法号“二觉”，在寺内藏匿了240天（约8个月），期间他多次面临日军盘查，甚至被要求背诵经文以验明正身，最终凭借僧人的掩护和自身的机智化险为夷。1938年8月，在住持法师等人的协助下，钮先铭成功逃离南京，辗转归队继续抗日，并在抗战胜利后以少将身份参加了受降仪式。这段经历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中一段关于人性与慈悲的珍贵记忆。

那天的晨跑，其实有一处比鸡鸣寺更让我兴奋的发现，位于鸡鸣寺旁边的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政府部门，但我注意到门口旁边立了两块石碑，好奇的就近观看，上写“国立中央研究院旧址，成立于1928年6月”。

怕被保安撵，我没敢往里进，偷偷摸摸走到正门口拍了一张照片，你能看出坐在中庭的半身像人物是谁吗？其实当时我也看不清，后来查了史料。

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说起中央研究院，名气可就大了。1927年国民党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设计了主要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理化实业、地质学、观象学、社会科学专业。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改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关，蔡元培为院长，下设各所可谓群星璀璨，地质所所长李四光、天文所所长高鲁、气象所所长竺可桢、物理所所长丁夑（念xie，4声）林、化学所所长王进、工程所所长周仁、社会科学所所长杨端六、历史语言所（设在广州）所长傅斯年。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最辉煌的成果之一就是从1928至1937年十年里多达15次在河南安阳组织的殷墟考古。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殷墟发掘被迫中止。面对日军的逼近，中央研究院为了保护殷墟出土的国宝（甲骨、青铜器、玉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开始了史诗般的南迁，文物从南京出发，经长沙到桂林再到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最后运抵四川南溪李庄。

这不仅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更是在国家危难之际，用科学方法抢救民族记忆的文化壮举。

1945年抗战胜利，中央研究院各所陆续迁回南京旧址，1946年胡适先生在这栋建筑的演讲厅出席欢迎仪式并成为中央研究院新一任院长，此后即着手推动第一届院士遴选工作，在1948年3月这份最终81人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到华罗庚、陈省身、叶企孙、苏步青、童第周、金岳霖、冯友兰、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马寅初这些至今振聋发聩的名字。同年9月，中央研究院成立20年的日子，51名当选院士齐聚南京中央研究院，照片记录下当时的盛况。

当我找到这张快80年前的照片时，比对当天拍的这张，那门庭两旁的罩灯，墙身上的粉色灰砖，窗户和下方的石米腰线，不曾改变，仿佛感受到这群学者正在向我露出微笑，时空竟一时穿越起来。

再后来，随着内战局势变化，国民党计划将中研院迁台，但遭遇大规模“反搬迁”斗争，最后仅有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数学研究所的人员、图书及文物约2000箱被迁走，这批骨干和资料后成为台北“中研院”的基础。其余11个研究所，如物理、化学、地质、天文、气象等，及绝大多数院士选择留在大陆，成为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的基础。

鸡鸣寺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紧挨着的两处建筑，就好像在让我们做一道选择题: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应该依靠谁？是求神拜佛保佑逃出生天，是被欺负后忍辱负重，还是哪怕被打得奄奄一息、山河破碎，也要守护好民族的根和魂，咬紧牙关等待重见天日，再度绽放。

在我看来，其实并不矛盾，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当铁蹄践踏，刺刀穿膛时，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祈祷来生以及逃出去的家人安好。但是，只要还有选择，就一定要坚信科学才能护国、护家、护你周全。

心中有佛，手里有刀，脚下有闹市，身后有浮屠。用善良的心去对待世界，但必须拥有保护这份善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