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州日报）
转自：湖州日报
余夫
清末民初，上海取代苏州、扬州等地重要商埠地位，一跃成了中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由此，一些绘画高手也纷至沓来，“以砚田为生者，侨居卖画。”筚路蓝缕，他们大胆创新，很快便形成了继“扬州八怪”之后近代绘画史上最后一个画派——海上画派。他们活跃而富有生气，既继承传统，又贴近现实，加入新兴时代商业性的市民趣味，成为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海上画派的令世人侧目，首推任伯年、吴昌硕等的崛起，以及任熊任薰两兄弟、虚谷、赵之谦及胡公寿、蒲华、钱慧安、吴友如等的“烘云托月”。海派画家的风格特点一为色彩运用，二为以书入画。他们善将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的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色彩融为一体，形成雅俗共赏的新画风。
与海派画家一样，海派书法也分前海派与后海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分野。前海派的书家身份较单一，卖字是其谋生的手段。“海派”代表书家除了早期吴昌硕等诸多大师、大家外，还有马公愚、沈尹默、潘学固及画家篆刻家中擅书者吴湖帆、丰子恺、陆俨少、谢稚柳等。
以创作中鲜活的民间性，而真正确立海派城市画风者，为被誉为海派源流的“画坛班头”钱慧安。
钱慧安（1833—1911），早年名贵昌，字吉生，号清溪樵子，又号双管楼主。祖籍湖州。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自幼学画，取法传统而用功甚勤，后居住于上海城隍庙附近的淘沙场街。他曾到天津为杨柳青绘年画稿数十件，成为经典。其妻也会绘画。
钱慧安所处的时代正是晚清。晚清是中西文化开始接触、碰撞、融合的时代。1843年上海开埠，钱慧安十岁。钱慧安少时从民间画师学写真，早岁摹仇英、唐寅、陈洪绶，继学费丹旭、改琦、上官周等，更心追手摹《晚笑堂画传》，融会诸家之法，从而大大增强了表现能力和构图创意，使他能入古化今，推陈出新。至二十岁左右他已在上海城隍庙一带卖画谋生，待三十岁出头时已饮誉海上画坛。
钱慧安的艺术成长史与上海开埠史几乎重合，同步成长，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海派画家。正因钱慧安较早生活于开埠后的上海，他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人们在审美上的变化，熟悉市民的市井生活、民俗风情，具有十分鲜明的市民意识，使得他的创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城市理念。他为现代都市画风的建立，及市民审美意识的形成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他在绘画的商品性、市场化上作了积极的推广，为海派书画适应新兴的都市文化环境及市民审美的需求，作了巨大的努力。他是“老城厢画派”(又称“城隍庙画派”)的代表性画家，笔致严谨工细，构图和谐饱满，气度富贵静逸，设色素雅华滋，笔韵温淳和畅，十分适合市民欣赏，真正形成了城市绘画方式和表现语汇。
钱慧安也具有开放的理念和国际性的眼光。他对西洋画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一概排斥，而是取其技法，为我所用。他适时吸收一些西画的透视、人物脸部高光、留白等技巧，使他笔下的人物丰满、立体，富有时代气息，开风气之先，实乃海派绘画中西融合之先驱。其人物画线条流畅多变，生动传神，笔意遒劲，态度娴雅，寓意多喜庆吉祥，如神仙、仕女、寿星等。人物多作丰满脸型，形体上下小、中间大，形同青果，显得很有福气，线描作细线鼠尾干笔，衣褶动势多，向纵处收敛。面容的立体感和质感出神入化，在勾画侧面或半侧面人物轮廓时，也施以巧妙的透视处理，使得人物姿态更趋自然饱满，洋溢出独特的性格特征。这些特点十分符合时尚的市民趣味，具有相当强烈的民俗性与情趣性。钱慧安绘制人物，常以自画像入画，独具创意。程十发称其为“海派艺术宗师”。间作山水、花卉，亦佳。
钱慧安在杨柳青年画中，还尝试着用顿挫转折且富有装饰意味的“铁线描”，来表现人物的衣纹以及配景花木等。他的用笔线描，可以说是一气回旋，线中虚实枯淡，颇为入味。他长于用枯笔淡彩，枯中有老，甚为不易。正如他的室号“双管楼”，可能有多重的意味，但在艺术上他能枯淡由之，左右逢源，能生能躁，得心应手，这确是自具功力。他在不违背杨柳青年画的基本规律，不破除其艺术特征的前提下，将文人画的神韵、院体画的精髓成功扩展到杨柳青年画中。在他的影响下，杨柳青年画打破了长期的对称式构图方式，主要色调风格也由浓艳转向淡雅，突出了文人画的诸多因素，令人耳目一新。
其时，海派书画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民生的关爱，对于灾难的关切，已从群体意识上升到一种群体行为，并从一时一事的参与到日常规范的投入，从而组织筹建了协会，使之纳入一种社会群体化的运作机制，并在策划实施上使之契约化，在操作推行中实行制度化，这是一种带有现代理念的社会性进步和历史性提升。1909年，海派书画家第一个真正的书画慈善赈灾组织——豫园书画善会成立，该会由海派书画名家钱慧安、王一亭、高邕、蒲华、吴昌硕、程瑶笙、张善孖等人发起，钱慧安以“画名久著”“敦重伦常”被推为首任会长。钱慧安在组织创作展览及慈善赈灾等方面殚精竭虑，为海派书画家群体的组织和提升，作出了开拓性的努力，可谓德艺双馨，当之无愧。
清代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地位较高，受重视程度甚于山水、花鸟题材，高崇瑞在《松下清斋集》中云：“是极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可以兼之”。从费氏一门、钱慧安，再到俞明，清末民初的仕女画中，湖州画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乡邦文化的一部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发掘。
费丹旭仕女，纤弱俏妍，细眉柳眼，所谓“弱柳扶风”，颇受士大夫赞赏，“舟展所经，求画者日踵至”。笔墨气韵隽秀为著，线条轻疾利落，柔中见骨，有“颜筋柳骨之妙”。且设色典雅，长于写真，以形写神，色墨融一。其子以耕、以群，于“费派”丰富之，强化之，壮大之。海派“画坛班头”钱慧安，笔下的人物仕女，虽然带有古貌衣冠，美好谐喻，但画面中流泻的是一股清气祥瑞之意，生动地表现与应和着十九世纪浦江之滨崛起的大都会的生活情趣，具有鲜明的时代风采。其将仕女由纤秀文弱的富家小姐，一变而成为村姑形象，也是贡献。而归安俞氏家族中的俞明，也是此中好手。而在其欢悦祥和的背面，钱慧安笔下也有着深切的褒贬和隐忧。著名的是，他画的钟馗青面红鼻蓝眼，是对十里洋场鬼子横行的讽喻和鞭笞，说明钱氏画中并非一味吉祥，而是有着真正的良心，也有绵里藏针的一面。他的通俗，可以感受到民间的脉搏和心跳。
由于钱慧安之画符合民众审美，从而广受欢迎，由此促成海上画坛学钱画的风气，追随其后的弟子最多，成为社会公认的“钱派”。他的绘画在当时极有影响，从学者甚多，有沈心海、曹华、徐小仓、曹钟秀、石钟与、谢闲鸥等，形成了“钱氏画派”。
钱慧安著有《清溪画谱》。《寒松阁谈艺琐录》《海上墨林》《清代画史》《近代六十名家画传》《钱慧安评传》有介绍其艺术生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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