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王红利
史学理论领域近期迎来一部颇具分量的新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金龙所著《历史学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2026年1月版）。这部著作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作者的身份：一位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深耕四十年的研究者，为何转向史学理论的系统书写？这一转变本身，就构成了理解本书价值的重要入口。
作者在书中坦言，这部理论著作的诞生“纯属偶然”。长期从事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对理论持有一种复杂的距离感——既在研究中不自觉地运用，又警惕空泛的理论推演可能带来的不足。然而，正是这种身份，赋予了《历史学通论》独特的学术品格。它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演绎，而是建立在数十年实证研究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沉思。
本书以十个专题的架构，覆盖了史学理论的核心命题：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的过去性与现在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规律性、历史的艺术性与文学性、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史学家的想象力与真实性的平衡等。这些问题虽为史学理论领域的“老生常谈”，但在作者笔下却呈现出新的面貌。作者既不盲目追随西方理论的新潮，也不固守传统史学的成规，而是以一种“对话”的姿态，广泛征引中外思想资源——从司马迁、刘知几到兰克、布克哈特，从爱因斯坦到海登·怀特——在辨析、批判与融通中，形成自己的理解。
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历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辩证统一”这一命题的深入阐发。作者既坚守历史学的科学性根基，强调“史实的确凿是历史真实性的前提”，又充分肯定艺术性对于历史书写的重要意义，认为“乏味的历史往往是拙劣的历史”。作者借用钱币的比喻，将科学性与艺术性比作钱币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这种辩证理解，既避免了客观主义史学可能带来的僵化，也防止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真实性的消解。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历史想象”的边界作了清晰界定：合理的想象虽无具体史料依据，但不能与可证实的史料冲突，不能违背事理常识，这与文学虚构有着本质区别。
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始终贯穿着对“人的因素”的高度重视。作者认为，“历史和史学都是由人所创造的”，这一看似朴素的判断，实则是对20世纪以来过于强调结构、话语的史学倾向的反思。无论是强调“时序不能倒置”的历史特征，还是关注历史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其背后都是对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的尊重。这种视角，使本书对历史连续与断裂、必然与偶然等问题的讨论，有着更为丰富的层次。
跨学科视野的引入，是本书的另一显著特色。作为长期关注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作者将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融入史学理论思考中。他不仅引证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的言论，也对爱因斯坦、狄拉克等物理学家的科学哲学思考多有论及。这种跨学科的努力，并非简单的知识拼盘，而是试图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图景中定位历史学。正如作者所言，“独立性和自主性是某一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但作为人类的科学学科，又具有普遍性和相通性”。
在对待中西学术传统的问题上，本书展现出可贵的融通意识。作者既深入汲取西方历史哲学的思想资源，又着力激活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智慧。以“实事求是”与“建构性”认知的关系为例，作者通过“移情理解”这一概念，沟通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张九成的“观史如身在其中”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体验之法，揭示了中西史学传统在深层方法论上的相通性。这种“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的努力，为当前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写作富于文采。首先是章节名称的拟定，如“文献载青史，妙手写春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造化有常经，盛衰无异理”“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新旧实一揆，信而必有征”，这些章节名称充满文学色彩。其次是作者有意避免理论著作常见的晦涩术语，追求“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大量征引古今中外学者的精彩论述，形成一种复调式的对话体风格。正如清代史学理论大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这种写作实践本身，就是作者史学主张的具体体现——严肃的学术著作同样可以“文笔晓畅”，同样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享受。
在数字化、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历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历史学通论》在探讨史学核心命题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学科未来的关切。作者坚信，历史作为“人类记忆和认知能力的集中体现”，其根本功能在于为人类的来路和身份定位——“如果我不知道我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的来路，也无法知道我是谁”。这种对历史学本质价值的坚守，使本书超越了单纯的专业讨论，具有了更广泛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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