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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里的中国(散文)

作者/孙若杰

作家/诗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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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杰,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2008年于吉林省大型国企退休。后授聘于长春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任副教授。从2008年到2018年,整整十年。教书育人,桃李满春城。现居住长春市。爱好文学,爱好诗词,先后在企业报刊,地方报刊,多次发表诗词作品。诗词发表在《红船百年大型作品集》、《新时代诗词百家》、《新时代诗词精选》等诗集。在《诗艺国际》等电子微刊上也多有诗词发表。作品曾荣获红船百年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老骥伏枥,渔舟唱晚。最欣赏苏东坡的词“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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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诗人作品】

诗词里的中国(散文)

文/孙若杰

我曾无数次设想一个问题:究竟是我们在读诗,还是诗在读我们?

那些流传千年的句子,像一面面古老的铜镜,当我们驻足凝视,本以为是在欣赏镜中的风景,殊不知那镜面早已悄悄转过身来,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灵魂,照得通通透透。

因为一首诗,我去一座城。十首诗,十座城。这一路走来,不是为了寻找什么古迹,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我们这个民族,究竟是如何在一字一句间,把山河筑成了家园,把离别酿成了乡愁,把苦难熬成了文化?

一、苏州·寒山寺

到苏州时,正是深秋的黄昏。

我没有去拙政园,也没有去留园。那些园林太精致了,精致得像一个梦,我怕惊醒。我只是雇了一叶小舟,静静地泊在枫桥下,等待那夜半的钟声。

江枫瑟瑟,渔火点点。我躺在船舱里,望着岸上那座黑黢黢的寺庙轮廓,忽然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张继写这首诗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

教科书上说,他虽进士及第,但在吏部铨选中落第了,未能获得官职。心情抑郁,夜泊枫桥,听到钟声,写下千古绝唱。可是,一个落第书生,在那样一个凄清的夜晚,听到钟声,不应该更加伤感吗?为什么他的诗里,没有怨恨,没有悲鸣,只有一种奇异的、近乎虔诚的宁静?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那钟声,究竟是惊醒了他,还是抚慰了他?

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写过,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绝望时是佛家。张继落第那一夜,恰好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自我疗愈。寒山寺的钟声,不仅是佛教的梵音,更是整个江南文化对失意者的温柔接纳——你可以在政治上失败,但你依然可以在审美中安身。

夜深了,钟声终于响起。

那声音不疾不徐,浑厚而绵长,贴着水面缓缓滚来。我闭上眼睛,忽然明白了:这钟声,不是从寺庙里传来的,而是从一千二百年前的那个夜晚,穿越时空,专程来敲打我这个现代游子的。它在问:你漂泊了这么久,可曾找到安顿的地方?

苏州的园林,是用假山假水构筑的真性情;而寒山寺的钟声,是用虚幻的声音敲打出的真实存在。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有进击的儒,还要有退守的道与佛。三者交织,才成其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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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杭州·西湖

从苏州往南,到了杭州。

西湖我是来过的,年轻时来,只觉得美,像一幅画。这一次来,却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容器,装着一千年的雨水,也装着一千年的心事。

我在苏堤上慢慢地走。堤是苏东坡修的,名字也是他的。九百多年前,他被贬到杭州,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忙着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了这道长堤。春来杨柳拂面,桃花照水,百姓走在堤上,感恩戴德,却不知这堤坝,也是一个失意文人对自己灵魂的安放。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年少时读这句,只觉得比喻巧妙。如今再读,却读出了另一层意思:苏东坡哪里是在写西湖?他是在写一种人生的境界。真正的美,经得起浓妆,也耐得住淡抹;真正强大的人,承受得住繁华,也消受得起寂寞。

杭州人是有福的。他们的城市中央,有这么大一片水。这水不仅调节了气候,更调节了心境。你可以在这里看荷花,也可以在这里看落日;可以在这里谈情说爱,也可以在这里独自垂钓。西湖就这样,温柔地接纳着所有人,从不拒绝,从不评判。

我站在断桥上,看着远处保俶塔的剪影,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西湖为什么能够千年不竭?

不是因为钱塘江的水源源不断地注入,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把自己的情感源源不断地注入了这片水。白居易来了,留下白堤;苏东坡来了,留下苏堤;林和靖来了,留下梅妻鹤子;白娘子来了,留下千古传说。每一个人都在西湖里投下自己的影子,这些影子沉淀在湖底,日积月累,便成了文化的河床。

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的秘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容器。每一个人都可以往里面添加一点什么,于是它越来越丰沛,越来越深厚,永远不会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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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秦淮河

到南京时,正是华灯初上的时辰。

我站在文德桥上,看秦淮河两岸的灯火。画舫在河中缓缓移动,桨声灯影里,隐隐传来歌声与笑声。酒家的旗幡在晚风里招展,霓虹灯把河水染成五颜六色。繁华,是真的繁华。

可我心里,却怎么也挥不去杜牧那首诗: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一千多年过去了,商女换了一茬又一茬,后庭花换了一首又一首,可秦淮河还是这条秦淮河,繁华还是这般繁华。究竟是我们太健忘,还是历史本来就是这样——一边亡国,一边歌唱;一边流泪,一边饮酒?

南京这座城市,有一种极其复杂的魅力。它做过六朝古都,也做过南唐的首都,做过明朝的京师,也做过民国的政府所在地。每一次成为首都,都意味着极致的繁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极致的苦难。南京的城墙,是用砖石砌的,也是用血泪浸的。

我想起毛主席那句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一九四九年的那个春天,当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时候,秦淮河上的商女还在唱后庭花吗?也许还在唱。但那歌声,终于被隆隆的炮声淹没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可是,旧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我走下桥,沿着河岸慢慢地走。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一家茶馆,里面坐着一个唱苏州评弹的女子,抱着琵琶,轻轻弹唱。我听不懂她在唱什么,但那声音婉转缠绵,像一根细细的丝线,牵着我的魂魄。我忽然明白了:杜牧批判的不是商女,而是那些听歌的人;不是后庭花,而是唱后庭花的时代。可商女有什么错呢?她们不唱歌,又能做什么?她们用歌声,养活自己,也养活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南京的伟大,正在于此:它一次次地被毁灭,又一次次地重生;它承载了太多的亡国恨,也承载了太多的后庭花。恨与花,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没有恨,花便轻浮;没有花,恨便枯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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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绍兴·沈园

从南京到绍兴,是另一种心情。

绍兴是一座浸泡在黄酒里的城市。空气里飘着酒香,河水里也仿佛掺了酒,连说话都带着微醺的软糯。但我来绍兴,不是为了喝酒,是为了看一座园子——沈园。

沈园不大,在绍兴城里算不得出挑。但因了陆游与唐琬的故事,这座园子便有了魂。

园子里有一堵墙,墙上刻着两首《钗头凤》。一首是陆游写的,一首是唐琬和的。字是后人重摹的,墙是后人重修的,但那份情,是真的。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我站在墙前,一遍遍地念着这几句。念着念着,忽然觉得不对劲:唐琬是陆游的前妻,是他母亲逼他休掉的妻子。若干年后,他们在沈园相遇,唐琬已经另嫁,陆游也另娶。按礼教,他们应该形同陌路。可是,唐琬却派人给陆游送了一桌酒菜,其中就有那杯黄縢酒。

她为什么要送这杯酒?

我盯着墙上那些斑驳的字迹,忽然明白了:那杯酒,不是余情未了,而是一次郑重其事的告别。她用一杯酒告诉他:我原谅你了,你也原谅你自己吧。然后,她回家,郁郁而终。

陆游呢?他活了八十五岁,写了无数首诗,其中有几十首,是写给沈园,写给唐琬的。他七十五岁时写“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八十四岁时写“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他用了整整一生,来消化那杯酒。

站在沈园里,我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中华文化中,有一种极其深沉的情感表达方式,叫做“克制”。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表面上却波澜不惊;明明想冲上去拥抱,却只是轻轻地说一句“你还好吗”。这种克制,不是冷漠,而是最大的尊重——尊重对方的处境,尊重命运的不可逆转,尊重生命中那些无解的遗憾。

沈园的墙,是一个民族的伤心史;沈园的酒,是一个民族的宽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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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江·庐山

从江南的温柔乡里出来,溯江而上,到了九江。

九江只是过客,我的目标是庐山。上山的路弯弯绕绕,车在云雾里穿行,窗外一片白茫茫,仿佛驶入混沌。待到车停在牯岭镇,推门下车,冷气扑面,才确信自己已置身云端。

我此行不为避暑,专为寻访李白的瀑布。第二天清早,便往秀峰去。远远地,便听见轰隆隆的水声。转过一个山嘴,一道白练从崖顶直挂下来,撞击在岩石上,碎成万斛珍珠,扬起迷蒙的水雾。阳光穿过水雾,幻化出一道彩虹。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年少时读这句,觉得李白夸张。此刻站在瀑布前,才发现那不叫夸张,那叫“目击道存”。李白看见的,不是水的坠落,是天的倾泻。他把自己融进了瀑布里,融进了宇宙的大化之中,于是他的诗,便有了神性。

可是,同样是这座庐山,苏东坡却看见了另一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哪里是写山?分明是写人生的困境。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山外,可以看清一切;可苏东坡告诉我们:只要你还在看,你就一定在山中。所谓的“真面目”,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无数个角度、无数个瞬间、无数个人的无数种观看。

站在瀑布前,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山水诗?

不是因为中国人爱山水,而是因为中国人在山水里找到了安顿。政治太复杂,官场太黑暗,人心太叵测。只有在山水面前,人才能卸下伪装,回归本真。山水,是中国人的精神避难所,也是中国人的哲学启蒙老师。

庐山教会中国人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看山之法——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深情地投入,又要冷静地审视。这不正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智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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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惠州·荔枝

从庐山下来,一路向南,直抵岭南的惠州。

绍圣三年的四月,也是这样一个荔枝熟了的季节,六十二岁的苏东坡,站在惠州太守东堂的那株荔枝树下。

他被贬到这里,已经两年了。从黄州到惠州,越贬越远,越贬越偏。他的政敌希望他死在这瘴疠之地,尸骨无存。

可是,苏东坡剥开一颗荔枝,晶莹如玉,入口甘甜。他环顾四座,看那红的荔枝、黄的枇杷、青的杨梅次第成熟,忽然有一种奇异的安定感涌上心头。他提笔写道: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对苏东坡的评价:他总能在最糟糕的境遇里,找到最美好的东西。被贬黄州,他发明了东坡肉;被贬惠州,他爱上了荔枝;被贬海南,他学会了吃蚝。他不是不知道苦,而是选择了不把苦当苦。

惠州人是幸运的。一个伟大的灵魂,用自己的旷达,为这座边远小城镀上了一层文化的金边。从此,惠州不再只是“瘴疠之地”,而是“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人间乐土。

站在东坡像前,我忽然明白:中华文化中,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叫做“转化”。把苦难转化为诗意,把贬谪转化为游历,把绝望转化为希望。这种转化,不是逃避,不是自我麻醉,而是一种更高的智慧——既然改变不了环境,那就改变自己对待环境的态度。

苏东坡用一颗荔枝,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文化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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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沙·橘子洲

从岭南回望中原,一路向北,到了长沙。

橘子洲头,湘江北去。我来时正是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我站在那长长的沙洲上,脚下是滔滔北去的湘水,对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

一九二五年的深秋,也是一个这样的日子。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也站在这里。他独立寒秋,看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看着看着,忽然问出一个惊天动地的问题: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不是在问别人,他是在问自己。

这个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年后,他将用枪杆子和笔杆子,回答这个问题。

站在橘子洲头,我想起他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这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诗人。他写“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他的诗里,有李白的豪放,有苏轼的旷达,有辛弃疾的悲壮,但更多的,是一种改天换地的自信。

长沙的气质,是热的,是辣的,是敢为天下先的。这份血性,从屈原的《离骚》里来,从贾谊的《治安策》里来,从千百年来湖湘学子的书声里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经世致用;不是为了功名,是为了“谁主沉浮”。

望着滔滔北去的湘水,我忽然想到: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不绝,是因为它不仅有温柔敦厚的儒,还有刚健有为的儒;不仅有退守山林的道,还有兼济天下的道。这两股力量,互相激荡,互相补充,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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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敦煌·玉门关

从长沙一路西行,直抵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

一出嘉峪关,景色便大不相同。天是那种没有边际的、瓦蓝瓦蓝的天;地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土黄的地。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满嘴都是沙子。

玉门关遗址就在这一片苍茫的土黄之中。那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土围子,在风沙中屹立千年。我站在关前,忽然想起王之涣那句诗: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年少时读这句,觉得悲凉。此刻站在这里,却读出了另一层意思:不是春风不度,是春风不屑度。玉门关外,是另一种世界。这里的生存法则,不是温柔,是刚硬;不是妥协,是坚守。

可是,就在这一片看似生命禁区的戈壁滩上,却有莫高窟。

那些洞窟里,画满了佛经故事,画满了飞天伎乐,画满了人间最美好的想象。一千多年间,无数的僧侣、画师、工匠,在这片苦寒之地,用最虔诚的心,描绘着他们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站在这里,你才会明白,什么叫“黄沙百战穿金甲”,什么叫“不破楼兰终不还”。敦煌的伟大,在于它用最脆弱的泥沙,保存了最坚韧的文化。那些壁画会剥落,那些经卷会散佚,但只要有人还记得它们,它们就还活着。

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写过:文化,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敦煌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里,人也要活得有尊严,有信仰,有美。这正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它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戈壁滩上的胡杨。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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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济南·大明湖

从大漠归来,往东走,便到了济南。

济南是要坐着马车去看的。大明湖的水,依旧那样清,那样绿,在微风中漾着柔波。历下亭依旧立在湖心,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莲花。

我沿着湖岸慢慢地走,忽然想起一个人——李清照。

这位济南的女儿,曾在这样的水边,度过了她最快乐的少年时光。她写“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那份天真烂漫,那份无忧无虑,是济南的水土给她的。

可是后来,国破,家亡,夫死。她流落江南,晚景凄凉。她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写“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个曾经“沉醉不知归路”的少女,变成了“人比黄花瘦”的寡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却写出了这样的句子: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不是婉约,这是豪放;这不是闺怨,这是国恨。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李清照借古讽今,是在质问那些仓皇南渡的南宋君臣:你们可还有半点羞耻之心?

站在大明湖边,我忽然明白了:济南的水,是温柔的,也是刚硬的。温柔的时候,可以养出李清照的婉约;刚硬的时候,可以养出李清照的风骨。这份刚柔并济,正是齐鲁文化的精髓。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话,李清照听进去了。她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些古训。

大明湖的荷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李易安已经不在了,但她留下的那些句子,却像湖上的荷香,一千年来,从未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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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西安·长安

最后一座城,是长安。

我到西安时,正赶上暮春时节。虽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科举盛况早已不在,但长安的牡丹,依旧是天下第一。

我赶到兴庆宫遗址公园,沉香亭前的牡丹开得正盛。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一朵朵,一簇簇,压得枝头都弯了。我倚在亭柱上,望着这一片花海,心里忽然响起李白的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据说,这首诗是李白奉旨写的。那一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李龟年带着梨园弟子准备唱歌,玄宗却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于是召李白,李白醉眼朦胧,提笔一挥而就。

千年过去了。那写诗的人不在了,那听歌的人不在了,那赏花的人也不在了。但花还在,春风还在,那份对于美的赞叹与向往,还在。

长安,这座诗的故乡,用它的繁华与包容,接纳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诗人。李白在这里醉过酒,杜甫在这里流过泪,王维在这里看过云,孟郊在这里及过第。据说五万首唐诗,有五千首是在洛阳写的,但长安,却是所有诗人心中的精神原乡。

为什么是长安?

因为长安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符号。它代表着盛世,代表着梦想,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黄金时代”。每一个读书人,都曾经在梦里,走过一次长安。

站在沉香亭前,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有长安吗?

我们有了更高的大楼,更快的火车,更亮的灯光。但我们还有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少年意气吗?还有那种“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天才想象吗?还有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昂扬自信吗?

我不知道。但我愿意相信,长安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们的血脉里。当我们在深夜读一首唐诗的时候,当我们在异乡想起一句古诗的时候,当我们因为一首诗而去一座城的时候,长安,就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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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州到西安,十座城,十首诗,一路走来。

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千年前的句子,至今还能打动我们?

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力量,那是基因。那些诗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密码,是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我们读“床前明月光”,会想家;我们读“独在异乡为异客”,会想亲人;我们读“国破山河在”,会心痛;我们读“长风破浪会有时”,会振奋。不是诗人在替我们说话,是我们自己,在诗人身上,认出了自己。

余秋雨先生说过,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为什么没有中断?因为我们有一根坚韧的纽带,叫做文化。这文化,写在经典里,刻在石碑上,也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无论经历多少战乱,无论遭遇多少苦难,只要还有人会背“床前明月光”,只要还有人会因为一句诗而去一座城,这个文明就不会消亡。

这一路走来,我叩问的,是十座城;找到的,却是一个家。

一个用方块字筑成的家,一个用平平仄仄铺成的家,一个可以容纳所有中国人灵魂的家。

夜深了。窗外是西安的灯火,璀璨如星。我打开笔记本,写下这篇文字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一首诗,我去一座城。不是因为诗里写了那座城,而是因为那座城里,住着诗里的那个中国。

2026年3月13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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