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打开手机刷到南海相关新闻，总能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试图歪曲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特别是有些南沙岛礁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侵占数十年的情况下，他们怀疑是否还归中国所有。
笔者始终坚信，领土主权不容置疑，是我们的谁也拿不走。
而最有力的底气，是穿越百年、铁证如山的历史与史料。
最近，笔者在查阅史料中发现，1879年英国海军部的航行指南、1933年法国杂志的记载，它们均以第三方的视角，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南沙群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渔民世代耕耘的“祖宗海”。
很多人或许会疑惑，为什么第三方的记载更有说服力？
因为在没有主权争议的年代，这些文字只是客观记录所见所闻，没有利益纠葛，没有立场偏向，却恰恰留下了最真实的历史印记。
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百年史料的足迹，拨开迷雾，看看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从来都没有任何模糊地带，从来都属于中国所有。
一、我们先从1879年英国皇家海军出版的《中国海航行指南》说起。
作为当时全球最权威的航海参考资料之一，这部指南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毕竟英国海军当年在全球海域航行，其记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航海安全，而非介入领土争端。
这部指南第二卷第67页明确写道：“中业岛、North Danger Reef水域有两个沙洲，两个沙洲附近经常遇到来自海南岛的中国渔民（Chinese fishermen from Hainan）在那里采集海参、龟壳等水产。他们从东北部一个沙洲中心的水井取水。”
这段文字看似简单，却藏着三个无法反驳的关键信息。
第一，明确指出活动在中业岛附近的是“来自海南岛的中国渔民”，直接将渔民的国籍、籍贯与南沙群岛的活动绑定，说明当时在这片海域生产生活的，只有中国人。
第二，记载了渔民的具体活动，包括采集海参、龟壳，还提到了“水井”，这绝非临时停靠的过客，而是长期在此活动的痕迹，毕竟只有在岛礁上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才会知晓水井的位置，才会形成固定的作业模式。
第三，作为英国海军的官方记载，全程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渔民或居民，足以证明当时南沙群岛的活动主体，只有中国渔民。
更详细的记载在这部指南的第383、384页。
其中提到，中国渔民曾常年居住在南沙岛礁之上，他们“在中国海的东南部，在数量众多的沙堤与暗礁之间捞捕海参，并将海龟与鱼翅晒干”。
更具体的航行与作业模式被清晰记录：“他们的航程在3月开始，首先抵达北边的浅滩，放下一两位船员，以及数罐淡水，然后继续航程，前往婆罗洲（Borneo）附近较大的暗礁继续捞捕，直至6月初返航，顺路接走先前放下的伙伴及其捕获的海产。在中国海，我们在岛礁之间遇到不少这些渔船。”
这段记载有多震撼？我们可以拆解来看。
第一，时间上，3月出发、6月返航，形成了固定的季节性作业周期，这说明中国渔民在南沙的活动并非偶然，而是持续了上百年的传统。
第二，作业方式上，“放下船员驻守”“顺路接回伙伴与海产”，这种分工明确的模式，证明中国渔民在南沙的活动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常态化定居式作业”。
第三，范围上，从北边浅滩到婆罗洲附近暗礁，覆盖了整个南沙群岛海域，说明中国渔民对这片海域的熟悉程度，远超任何其他国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指南还引述1817年丹尼·罗斯船长的评价，称中国海南渔船“使用硬木、重木建造，航速很快”，不少渔船每年远航长达两个月，航行距离达700至800英里，目的地正是南沙群岛。
这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渔民的航海技术，已经能够支撑他们长期在南沙海域活动，而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本身就是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的重要体现。
按照国际法“通过发现和先占取得领土主权”的原则，中国渔民最早发现、开发南沙，早已确立了中国对这片海域的历史性权利。
二、1933年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是近距离的“中国南沙主权现场实录”。
如果说1879年的英国指南是“远方观察者”的记录，那么1933年法国出版的《彩绘殖民地世界》杂志，就是更近距离的“南沙主权现场实录”。
这本杂志于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记载的内容直指南沙群岛的居住情况，其客观性同样不容置疑。毕竟当时法国并非南沙主权的声索国，只是作为殖民时期的旁观者，记录下了岛屿的真实状况。
杂志明确记载：“南沙群岛9岛之中，唯有华人（海南人）居住，华人之外并无他国人。”
这句话直接否定了任何其他国家对南沙群岛的“先占”可能，清晰地表明，当时南沙群岛的唯一居民，就是来自中国海南的华人。
杂志上有更具体的人口数据，让这份记载更具说服力。
杂志记载西南岛（南子岛）有中国居民7人，其中孩童2人；帝都岛（中业岛）有中国居民5人；斯帕拉岛（南威岛）有中国居民4人，较1930年增加1人。
孩童的存在，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试想，如果只是临时停靠的渔民，不可能有孩童在岛上居住，只有长期定居、世代繁衍，才会有孩童在岛上出生、成长。
这说明，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的居住，已经从“季节性作业”发展为“常态化定居”，他们在岛上建立了稳定的生活秩序，甚至形成了小型的聚居点。
而人口数量的增加（如南威岛从3人增加到4人），则证明这种定居生活是可持续的，南沙群岛早已成为中国渔民的“第二家园”。
杂志还记载了各岛屿的具体情况，罗湾岛（南钥岛）上，有华人留下的神庙、茅屋、水井；伊都阿巴岛（太平岛）虽不见人迹，却发现了中国字碑，大意是“运粮至此，觅不见人，因留藏于石头之下”；其他各岛，也到处可见渔人居住的踪迹。
这些细节，还原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的生活场景，有神庙用于祭祀，有茅屋用于居住，有水井用于取水，有字碑用于记录，这一切都不是临时过客能留下的痕迹，而是长期居住、开发的铁证。
更重要的是，杂志还提到，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等岛屿植被茂盛，有水井可饮用，种有椰子树、香蕉树、木瓜树、菠萝、青菜、土豆等作物，还蓄养有家禽，适合人类居住。
这说明，中国渔民不仅在南沙群岛居住、捕鱼，还主动进行垦荒种植、蓄养家禽，将这片荒岛变成了能够自给自足的家园。这种对岛屿的开发与建设，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领土主权的行使，从来都离不开人类的开发与管辖，而中国渔民正是南沙群岛最早的开发者、管理者。
三、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百年前的记载，现在还有意义吗？
答案是：当然有，而且意义重大。
因为领土主权的归属，从来都不是“谁先占就是谁的”，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传承与确立。
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通过持续的发现、开发、管辖，逐步确立的，这一点，不仅有中国自身的史料记载，更有第三方国家的客观佐证。
除了这两份核心史料，还有更多考古与历史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
根据中国南海网的报道，1992年至1995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南沙群岛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秦汉至明清的文物，包括秦汉时期的印纹硬陶瓮残片、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宋代龙泉窑瓷器残片、明代青花碗以及清代的铜钱和铁锚等。
这些文物跨越千年，证明中国人民在南沙群岛的活动，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从未中断。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在1995年对太平岛的调查中，还发现了7处陶瓷片遗物点和2处墓葬，采集到的瓷器可辨器形有盘、碗、杯、香炉等，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长期居住的历史事实。
而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更路簿》，作为中国渔民的航海指南，更是详细记载了南沙群岛70余处岛礁的命名，这些命名有的源于海南方言，有的源于岛礁形状或特产，后来很多被西方航海家引用，成为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又一佐证。
四、从法理层面来说，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二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收复了被日本非法侵占的南沙群岛，于1946年组织力量南下接收，重立碑石、测绘岛图，正式恢复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这一行为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百年前，英国海军的指南、法国杂志的记载，客观记录了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的生产生活；百年后，南海考古发现、法理依据，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这些铁证，跨越时空，共同表明一个事实，南沙群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是中国渔民世代耕耘的“祖宗海”。
如今，南海的波涛依旧汹涌，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守护，从未停歇。
这百年史料的铁证，成为我们守护南沙、守护祖国海疆的底气。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铁证如山的史料，更要让世界知道中国的领土，一点都不能少。
南沙群岛，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夏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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