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山是我国南部近海的重要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纵贯广西的防城港、钦州、崇左三市，总面积2600平方公里。其中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82座，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峰峦绵延起伏、不计其数，故名“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既是中越边境的天然界山，也是南岭民族走廊西南端的关键节点，这里分布着壮、汉、瑶、京等20多个民族，大致形成了“山壮水瑶、海京陆汉”的分布格局。十万大山以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书写了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边陲篇章。
▲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山海互市”的共生经济
十万大山南麓的茅岭江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繁衍生息。该流域的杯较墩贝丘遗址出土有石斧、绳纹陶片等文物，与同时期东兴交东村的社山遗址，共同揭示了古代沿海居民依海而生、聚落而居的生活形态。
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十万大山地区主要生活着西瓯、骆越等百越部族。这些部族以农业和渔猎为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考古出土文物证实，西瓯人擅长铸造青铜器，骆越人则以纺织和造船技术著称。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并开辟通往岭南地区的交通要道。这条道路成为当时传达朝廷政令、递送邮件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生动描绘了从今越南北部至我国江浙沿海广大地区多族群交错聚居的格局。十万大山北接岭南腹地，南邻交趾（今越南北部），东连北部湾，正处于这一区域族群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关键位置。
《上思县志》记载，自汉代起，西南内陆地区出海通道多经十万大山，从位于十万大山北麓的上思（今广西防城港市辖县）翻越山脉，有多条古道可出海。这些古道沿途设有多个关隘，最常用的有14处，其中扶隆隘口至今仍存留用石头砌成的古栈道。通过这些隘口栈道，北部湾产的海产品、盐以及中原的各种农产品双向流通，极大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
▲位于十万大山外围的一段古道。 来源：防城港市广播电视台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大将刘芳组织军民开辟了经上思向南穿越十万大山通往交趾的通道。这一通道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也方便了民众的往来通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清平公李弘节派遣钦州镇守宁师京在今上思西南部地区设置瀼州，并责令宁师京沿着隋朝旧道开设通往瀼州的通道。瀼州的设置和通道的开通，不仅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南部边境的管理，也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更多便利条件。
明清时期，随着大一统制度的不断完善，十万大山古道进一步成为连接岭南与中原的重要纽带。明嘉靖年间，上思知州陈谟再度组织当地民众修筑通往钦州、防城边境隘口的通道，并在扶隆隘古道、叫怀隘（今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公正乡一带）古道等隘口设防。
明中后期，北部湾产的海盐成为广西内陆地区的重要食盐来源。《上思县志》记载：“上思为粤盐入桂之要冲，盐自钦防来，由扶隆、叫怀诸隘，肩挑入内，民赖之。”十万大山中的通道因而成为“粤盐入桂”运输网络的关键环节，也带动了沿线贸易与经济发展。叫怀隘周边“三日一圩”，百越部族与中原地区的商人聚集于此。圩寨不仅是物资交换的场所，也促进了生产技术与生活知识的交流与传播。
十万大山作为岭南与中原、交趾互动的关键走廊，不仅承载着军事与经济的脉动，更在漫长的多民族互动中，形成了“山海互市、经济共生”的融合发展格局。
“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
十万大山地处我国南部边疆，历代中央政权在此因地制宜推行治理政策，体现了“大一统”格局下包容并蓄的治理智慧。
唐贞观年间，朝廷于十万大山北麓置瀼州，任命当地骆越后裔首领为世袭刺史，不改其俗、不编其户，仅纳贡赋、通朝贡。《新唐书·地理志》载：“瀼州临潭郡，下州。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开辟夷獠地区并设置瀼州。有一千六百六十六户。下辖四个县。”天宝初年（742年），又在上思东北部设羁縻上思州。两个州都属邕州都督府管辖，形成“山前设州、山中自治”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的柔性联结。
至宋代宝祐年间（约1254—1258年）及景定四年（1263年），朝廷册封上思土司为平章节度使兼上思州知州，进一步确立土官世袭治理地方的制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土官负责统辖峒民、征收赋役，而朝廷则在扶隆隘、叫怀隘等要冲广设巡检司，以文武流官“专掌巡捕盗贼、禁戢私贩”，形成“土官治民、流官制土”的治理结构。同时，参照《武经总要》“择要害筑城砦”策略，在隘道增设古万寨、迁隆寨等堡寨，派遣流官驻守，负责军事调度与土官监察，形成层级分明的治理秩序。这一时期，中原的盐、铁、布帛与当地的药材、山货、珍禽在古道互市中持续流通，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文化习俗相互影响、不断融合。
明清时期，十万大山地区在延续土司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改土归流”。《明史》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征南将军廖永忠下广西。左江太平土官黄英衍等遗使赍印诣平章杨璟降”。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特颁诏嘉奖黄、岑两个家族对左右江一带的治理，并对他们“奉印来归”表示赞许。洪武二年（1369年），黄英衍奉表贡马，被朱元璋任命为太平府知府，享有世袭的权力。明代在边疆地区广泛推行“土流并治”，土官掌兵事与族务，流官掌刑名与监察，既尊重地方社会传统，又强化了国家管理和认同。
至清雍正十年（1732年），朝廷将思明土府改置为土思州，次年又改为宁明州，推行“改土归流”。学者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指出，随着政治制度的调整，汉族移民与当地各族“错居，互通婚姻，数世后不复分畛域”，驻守绿营兵“子弟多娶土妇，习其语言，从其服饰，三代即成土著”，生动反映了多民族自然融合的历史进程。
▲《粤江流域人民史》 徐松石著 资料图
历代中央王朝在十万大山地区推行“因俗而治”“土流并治”等弹性制度，促进中原与边疆的物资互通、文化互鉴、血缘相融，推动各民族从“和合共处”走向“交融共生”。
烽火淬炼的命运共同体
近代以来，十万大山作为祖国南疆的重要屏障，见证了汉、壮、瑶、苗等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壮烈抗争，书写了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淬炼的壮丽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各族儿女同仇敌忾，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深入上思县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在叫安镇凤凰村形虎屯的砂岩石壁上刻下“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等标语，极大地鼓舞了民众斗志。玉林青年陈孟贤17岁加入广西学生军三团，后参加南宁抗日游击队，在十万大山的密林中依靠简陋装备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这些游击行动有效牵制了日寇，保卫了家园。
▲“抗战必胜”石刻全貌图。 来源：上思县融媒体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十万大山成为粤桂边纵队的重要根据地。1949年4月8日，在中共十万山区工委领导下，大显村革命队伍成功举行武装暴动，收缴地主武装步枪60支、手枪13支、子弹8000多发、粮食6000多公斤，有力地撼动了反动统治根基，之后该队伍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继续投身解放战争。1949年冬，十万大山周边各县各族青年参军参战及加入民兵队伍者达数千人，以热血与忠诚铺就人民解放之路。
这些光辉历程，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不畏牺牲、追求解放的坚定意志与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血火考验中的生动体现，也为这片英雄的土地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十万大山的绵延山峦间，深深铭刻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守望相助的历史记忆。这座巍峨的祖国南疆屏障，是峥嵘岁月的忠实见证，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党的领导下，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正携手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周芳 海宁
制作 | 魏妙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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