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开春，我又一次踏上了鸭绿江的土地。
说来也真是凑巧，在丹东吃饭那会，我结识了个朋友。他在那边做食品机械的买卖，跟我说朝鲜人特别爱吃甜食，像饼干、糖果、糕点啥的，只要带点甜味，啥都好卖。他还劝我，说我有人脉、有经验，不如试试食品加工这行。
我琢磨了下，觉得挺有道理。之前做假睫毛，都是给别人代工，累死累活就挣那么点辛苦钱。食品加工可不一样，做出来就能卖，朝鲜人自己会买，中国人也会收，路子可宽了。
就这么着，我又奔新义州去了。
这次厂子选在郊区，离之前那地儿有二十来里路。朝方派来的合作方换了一家，负责人姓黄，四十多岁，穿着人民装，胸前的徽章擦得锃亮。他领我看了块地，就在路边，水电都通着，就是荒着，长满了杂草。
“这地，”翻译小崔说，“黄厂长说了，不要钱，你们随便用。”
我一听，愣住了：“不要钱？”
“对，不要。就当是合作条件。”小崔说，“你们出设备、原料、技术，他们出地皮、工人、厂房。赚了钱，按比例分。”
我心里盘算了下，在新义州这边，租这么一块地，一年怎么也得花上几万块。不要地皮钱，那省下来的可都是利润啊。
“那厂房呢？”
黄厂长指了指远处一排平房：“正在修缮呢，下个月就能用。”
我看着那排平房，墙皮都脱落了，窗户漏风，屋顶的瓦片也缺了好几块。这也能叫“修缮”？
但我没吭声。地皮不要钱，厂房凑合着用，工人工资还便宜，一个月才四五十块钱，跟五年前一个价。这种条件，上哪儿找去？
五月份，设备运到了。
三台饼干生产线，从丹东拉过来的，都是旧的，但还能凑合用。安装的时候，我雇了十几个朝鲜女工。招工那天，来了二百多人，我挑了些年轻、手巧的，平均年龄二十五六，最小的才十九。
开工前，我给她们培训。教她们怎么看温度，怎么调面糊，怎么控制烘烤时间。她们学得可认真了，拿着小本子记，一笔一划的，就像小学生描红一样。
不过有件事让我挺纳闷的。培训的时候，我让食堂蒸了白面馒头，一人给两个，管够。她们接过馒头，咬了一口，就不吃了。我问她们咋回事，小崔问完回来跟我说：“她们说，太甜了，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馒头，舍不得吃。”
我这才知道，食堂用的面是中国的精白面，糖是中国的白砂糖。在朝鲜，这些都得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年也吃不上几回。
“那咋办？”
“她们说，”小崔看着我，“想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
那天中午，几十个馒头，全被她们用塑料袋包好，塞进了随身带的布包里。
六月份，开始试生产。
第一批饼干出炉的时候，整个车间都弥漫着香味。黄厂长来了，尝了一块，眼睛都亮了，说好吃，比朝鲜本地的好吃多了。他当场就订了一百箱，说要送给上面的人尝尝。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上面的人”，是谁？我没问。但我知道，在朝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得打点打点了。
果然，从六月底开始，各种检查就来了。
先是防疫站的。来了三个人，穿着白大褂，拿着仪器，在车间里转了一圈，说卫生条件不达标，地面有积水，墙角有灰尘。我赶紧让工人打扫，又塞了条烟，这才算过关。
过了三天，消防的来了。说灭火器过期了，电线老化了，得整改。我买了新的灭火器，重新布了线，又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又过了五天，税务的来了。说账目不清楚，要查账。查了两天，说有些票据不规范，要罚款。罚了两千块，人民币。
七月份，劳动部门的来了。说用工合同不规范，得重签。我重签了一百份合同，每份都得盖章，盖一个章五块钱。
八月份，质检的来了。说饼干包装上没印朝鲜文，得重新印。我找印刷厂，印了一万张新包装，花了三千块。
九月份，物价部门的来了。说定价太高，扰乱了市场秩序。我解释说这是出口的，不是内销的。他们说出口的也得报备，补手续，又花了一千。
黄厂长每次来，都说：“厂长，这是正常检查，别往心里去。”
可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呢？但我又没办法。
十月份，账本算出来了。
三个多月，生产了二十吨饼干，卖了十五吨。除去成本、工资、原料，账上第一次有了利润，不多，就八万块钱。
我站在车间里，看着那些机器轰隆隆地转，看着那些女工低着头干活，心里真不是滋味。三个月，地皮不要钱，工人一个月才四五十块钱，可检查来了十几波，打点就花了快两万。剩下的六万，还得跟朝方分。
那天晚上，黄厂长来了。他拿了条烟，坐下跟我聊天。
“厂长，”他说，“厂子干得不错，上面很满意。”
我说谢谢。
他抽了口烟，又说：“上面说了，明年可以扩大规模，多招人，多生产。”
我看着他，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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