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与近代中国精神
（深圳大学）
题记：中国的校训可谓源远流长，而最能展现大学精神的是学校不同时期确立的校训和校风。"校训"是学校办学思想、文化精神、建校传统、办学特色、道德要求等丰富内容的集中体现。我国近代著名大学的校风，常体现于其别具特色的校训之中。研究历史上著名大学的校训，可以重拾大学的传统与精神。
治校要有校训，校训乃一校精神风貌的体现，且与一校之长的治校理念关系甚密。“校训”是学校办学思想、文化精神、建校传统、办学特色、道德要求等丰富内容的集中体现，也是学校众多师生、校友和有关的仁人志士集体智慧的结晶。意境深远、富有哲理、内涵丰富的校训，对于激励广大师生努力奋斗，攀登文化科学的高峰具有重要作用。校训是以学校为载体的，中国的校训可谓源远流长。我国近代著名大学的校风，常体现于其别具特色的校训之中。它一般提出于学校成立之初，在学校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潜移默化，为历届师生所认同，逐渐演化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究其实质，它是一种“大学精神”。校训是学校的招牌，也是学校的灵魂，研究历史上著名大学的校训，我们可以重新找回大学的传统与精神。
一、若干名校校训举偶
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学校训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引经据典，二是校长题词，三是推陈出新。大学精神贵在高远，贵在气势恢弘，贵在能引导学子的精神追求，从而激励学生，引导成才。
1.引经注典类
（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来自《周易》中“乾”“坤”两卦的卦辞，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那么，清华大学又是因何并在何时将这两句话作为校训的呢《清华园风物志》（黄延复、贾金悦著）书中第一篇介绍的就是清华校训。因为它就直接来自梁启超先生的一次演讲。
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应邀来清华演讲，讲题就叫《君子》，用《周易》这两句关于“君子”的卦辞作发挥，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梁启超先生阐发“君子”之义后，更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殷殷勉励之情，溢于言表。这次演讲后学校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作为校训，并刻制在当时的校徽上。
（2）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训
1921年，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时即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定为校训。“自强不息”指自觉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永不懈怠。最早见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后来，晋朝荆州刺史陶侃以“自强不息”为座右铭，励志勤力，督领八州军事，屡立战功，声名远播。这在唐开元年间编修的《礼学记》中即有记载：“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指通过不懈的努力，以臻尽善尽美而后才停止，也就是说不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决不停止自己的努力。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陈嘉庚先生将这些古训定为校训，旨在激励厦大师生积极进取、努力开拓、追求至善至美，以达到创办大学之目的。
2.校长题词类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训
1934年，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公”和“能”为南开校训。其中，他最重视的就是“公”的教育。“公”便是无私无我，他说“惟‘公’故能化私，化散，团结合作，有为公牺牲之精神”。“能”便是实干苦干。伯苓先生提倡“公能”教育，一方面是培养青年“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则是训练青年“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劳的能力。
伯苓先生讲，南开精神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所谓“公”者，是指培养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也就是张伯苓特别强调的“国民之自觉心”、“公德心”、“爱国心”。他详细阐述道：“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主义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他又解释道：“所谓的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张伯苓先生所倡导的“能”，包括丰富的内涵。如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等都属于能的范畴。南开教育就是要培养和训练学生具有为社会、国家所需要的各种“能”。他鼓励学生要实干、苦干。伯苓先生就是以这个“干”字为手段，达到训练学生获得各种“能”的目的。其实早在张伯苓与学生的讲话中就表明了这一点。
3.推陈出新类
（1）“诚朴雄伟”——中央大学校训
最能展现南京大学传统精神的是学校不同时期确立的校训和校风。早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学堂监督李瑞清先生提出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以“俭朴、勤奋、诚笃”为校风。“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南京大学校史上最早的校训。南高师时期江谦校长以“诚”字为校训，希望全校师生为人、为学都要以诚为本，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校风是“民族、民主、科学的精神，诚朴、勤奋、求实的态度。”东南大学时期，郭秉文校长提出了“三育并举”和“四平衡”的办学方针，要求师生树立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在人文与科学、通才与专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发展。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提出以“诚朴雄伟”四字为学校的校训。“诚朴雄伟”的校训立意高远，气势磅礴，对中央大学及其继承者南京大学的传统和校风产生了深远影响。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南京大学。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在南京大学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2）“求是”——浙江大学校训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校长1936年到校后制定的校训。“求是”在当时的解释取的是王阳明所谓“君子之学，惟求其是”之意。由于求实书院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才引用“求实”的名称。次年，竺可桢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后又作了《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的专论。
在这些讲话和文章中，他解释道：“求是”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探求真理，“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他认为，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根据这些见解，竺可桢要求学生在校就读时应该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也就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平时常以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文天祥、王阳明、孙中山等人的履险如夷、视死如归、为真理而献身的求是精神谆谆教导和勉励学生，他提倡学术自由，学派争鸣，他宣布“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他主张学生应有读书的自由，探求真理的自由，认为没有民主自由也就求不到真理，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
（3）“实事求是”——北洋大学校训
1906年时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赵天麟转引《汉书·刘德传》中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史料，针对工科修学必须具有务实钻研的精神，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后来被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引为党的思想理论原则而广为流传。
当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确实给北洋大学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北洋大学被誉为“东方康乃尔”，时人称颂“我邦大学，肇建北洋，法工路矿，规制备详，专门名家，遍于各方”。“花堤霭霭，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悠长称历史，建设为同胞；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望前趋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念过去之艰难缔造，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这是作于1935年8月的北洋大学校歌，从中也可以领略到北洋大学重视理工和实事求是的校风，这正是一个以工程教育为主的大学成功的精神保障。
二、从校训看大学精神
大学的个性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另一所大学的精神品格，亦即它的创造性、能动性、自主性等。事实上，举凡大学，自然有大学的共性：遵循教育规律，培养社会精英人才；而凡是著名的大学，又都有各自的个性，自成风格，代代相承。只有那些富有个性、蕴涵特色的大学才有力量昭示于社会，成为公众的口碑。这种个性化的大学精神在我国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多从其校训上能够得到体现。
从清华大学的校训来看，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所谓“清华精神”，从其校训中我们还是能领略几分。清华是个“赔款学校”，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清华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清华周刊曾把师生们对“改大”的意见辑为一册，名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梁启超还专门为周刊作序。从序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清华精神。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垒。“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清华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讲究科学。第三是重视实干。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
在清华学校时期，梁启超先生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也可以说，这八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清华90年的历史多灾多难，但“灾难铸就辉煌”。
从北洋大学校训来看，“实事求是”的办学精神正是工科大学的支柱，为北洋大学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早期毕业的校友在海内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北洋的品牌在工程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正是这些校友的支持和北洋的凝聚力使这所老牌大学能够在历经了许多的磨难后仍立于不败之地。
从北大来看，北大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校训说法。如若要寻找的话，“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恐怕是其大学精神的最大标示。1923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
从南开大学校训来看，张伯苓校长注意“东西结合”。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从西方文化中吸收其精髓成分，例如“社会公德”、“自觉心”；同时，对中国儒家思想并不全盘否定，例如“忠孝”。但是，他也指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一个“私”字，“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允公允能”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华，也是南开大学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从南京大学的校训来看，“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八字校训，不仅言简意赅，琅琅上口，易于传记，而且端庄大气，寓意深刻，富有哲理。“诚朴雄伟”原是中央大学时期的校训，“励学敦行”是从中国古代前贤名句中选取而来。“励学”二字在古文中常有出现，宋真宗写过一首名为《励学篇》的诗，劝勉人勤奋学习。“敦行”见于《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所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既继承和反映了南大百年办学的优良传统，又面向未来，体现了办学理念的更高追求，同时还阐明了实现远大目标的途径。
从浙江大学的校训来看，“求是”言简意赅，竺可桢深知培育“求是”校风不易，除广为宣传外，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他和他的同事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求是精神后来果然在浙江大学蔚然成风。一时校内学术气氛浓厚，勤学风气盛行，爱国的、民主的进步力量也得以在这种“土壤”和“气候”下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源远流长的“求是”精神，伴随着学校成长壮大的历程而愈益发扬光大，已成为今天推动浙江大学探求真理、改革创新、忘我奋斗的一种精神力量。
通过探寻校训中的蕴涵的“大学之道”，我们不难发现，凡有鲜明个性的著名学府的校史上，必有竖起精神大旗的旗手，然后代代相传。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罗家伦、吴有训之于中央大学。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梅贻琦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张伯苓制定的“允公允能”；竺可桢为浙大确定的求是和牺牲精神，以及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提出的“诚、朴、雄、伟”的校训，都伴随着时事变迁成为它们不变的精神之魂。
透过近代我国著名大学的校训，我们还发现大学校训从精神的层面上体现了这样几点：第一，都把师德放在重要地位；第二，突出阐明学校的办学理念；第三，突出学校的专业性质和培养目标，特别是对培养对象的关注；第四，反映学校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第五，符合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把古老的《周易》卦辞中的经典融合用作校训，充满中华民族文化的韵味。考察近代中国著名大学的校训，我们发现其中对培养对象的关注是大学校训永恒的主题。而现代大学的精神实质则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此，新时期的大学校训要做到立意高远，因为校训是大学展示自己的文化名片。
如今高等教育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然而，大学作为精神文化的资源正随着大学围墙的被拆除而变得逐渐模糊，大学之道在轰轰烈烈兴建的一所所高校后面悄然失落。于是，守望大学精神，寻找失落的精神资源，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与再塑，已成为大学人最强烈的需要和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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