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14日晚，北京首都机场灯光暖黄。贵宾通道里，一位身形削瘦的中年人轻按栏杆，略作停顿——蒋介石第三代、蒋经国第三子蒋孝勇。他刚从香港飞抵，喉部的外科缝线尚未拆线，却执意继续行程。随行的医生低声劝阻，他只是摆手：“都到门口了，再疼也得进去看看。”
这趟回乡之旅并非一时冲动。年初，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雪后清晨，他在医院得知自己罹患晚期食道癌。医生给出的选择是接受放化疗静养，但蒋孝勇另有打算：回大陆，一是探寻更合适的治疗方案，二是履行父亲遗愿，为蒋氏先人物色安葬之地。蒋经国临终前的那句“回到母亲身边”始终萦绕耳畔。
飞机落地北京后，官方安排他入住医院做三天会诊。翻看病案时，他自嘲地笑：“我这副身子骨，怕是坚持不了多久，趁现在还有气力，去溪口走一趟。”医师沉默半晌：“路上辛苦，务必量力而行。”蒋孝勇点头，却把机票往宁波一塞，显然心意已决。
他离开故土已近半生。1948年10月27日，他出生于上海静安寺路的陆氏医院；两岁随家人转往台湾，此后再未踏足大陆。儿时的记忆里，祖父蒋介石常把他揽在膝前，教他《大学》《论语》，要求他逐字背诵。因为老师秦孝仪浓重的口音，他一度把“孔子的门弟子”听成了“名弟子”，闹出笑话；老蒋却不怒反笑：“误会也是学问。”那年他十二岁。
16岁那年，他闹着要进“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祖父拍板同意，可半途行军夜训，他扭伤足踝，两次手术未全复原。蒋经国在慰问信里写道：“不痊恐难成健全军人，切勿勉强充好汉。”换作旁人，或许就此丧气，他却转进台大政治系，毕业后又与父亲顶嘴，坚持下海经商。蒋经国拗不过小儿子，只得让俞国华出面，安排他到党营企业。28岁那年，他已是中兴电工总经理，营业额翻数倍。外界评价他“生意场混得开，官场避得巧”，正合他“第一不做公务员、第二不做党工”的宣言。
1989年3月，蒋孝勇携妻子方智怡与三个孩子移民加拿大。临行前，宋美龄叮嘱曾孙：“别忘了你们姓蒋，也别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抵达蒙特利尔时大雪没过车轮，他笑言先买明式黄花梨家具：“人在海外，家得像个中国家。”这种对“根”的执念，直到病榻上也未淡化。
从北京转机宁波那天，天空放晴，飞机掠过钱塘江口。落地后，他没有惊动媒体，直接驱车溪口镇。武岭门楼的“武岭”二字出自祖父手迹，车刚停稳，他抬头看了几秒，说不出话。为了避人耳目，他只请了一位年近七旬的本地导游引路。当导游用地道宁波话介绍景点，他也随口接腔。一老一少对话不过几句，导游忽而惊讶：“您的溪口话讲得正啊！”蒋孝勇含笑，没有回应更多。
去曾祖母王采玉墓园须爬六百多级石阶。轿夫揽活：“坐轿子吧，二十块。”他轻摆手：“我自己走，活动活动筋骨。”半小时后，他在长子友柏搀扶下抵达墓前，献花、叩首，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随后又到祖母毛福梅坟侧停留良久，低声对妻子说：“父亲想回到这里，也许是怕她孤单。”
丰镐房的木窗推开，二楼墙上挂着一排黑白照片，少年时代的蒋孝勇也在其中。管理员瞥见他，低声对导游说：“前面那位，就是照片里的小孩。”他听见了，未作停留，只把目光投向窗外溪水。这里是蒋氏家族的源头，也是自己此生第一次亲眼所见的“童年旧宅”。
三天的溪口行程，他几乎寸步不离笔记本，记录地形方位、墓地朝向，甚至留意到雨水汇流的暗沟。“移灵”问题在他心中愈发紧迫。8月下旬返台后，他出席国民党十四届四中全会，面对记者追问，他直白回应：“这是蒋家的事，不轮到外人置喙，落叶就得归根。”
秋分未至，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医师判断脑部出现转移。蒋孝勇仍要求保留所有调研资料，反复向兄长蒋孝文、叔父蒋纬国说明选址考虑。病房里，他偶尔与友柏交代后事：“把你爷爷和曾祖父接回来，这才算团圆。”语气平淡，像交待一宗生意。
翌年1月，病危通知下达，他拒绝插管维持，只留下简短字条：“家事既定，勿乱。”宁波奉化的细雨那天淅沥，有乡民说，武岭门前那棵香樟落叶尤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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