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更高质量推动旧住房更新，传承修缮匠心技艺，守护城市民生福祉，“房可圆”编辑部推出【住房更新，匠心传承】主题专栏，围绕住房更新工作抓示范、树典型。今天请看第四十五期：中式现代建筑，上海近代建筑的传统复兴——以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为例
历史背景
中国银行大楼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23号，始建于1934年，是一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银行建筑。该大楼坐落在上海外滩建筑群中，1996年被评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中国银行大楼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外滩唯一一幢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高层建筑，也是外滩唯一一幢有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建筑。
中国银行大楼修缮后 来源：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
中山东一路23号原为仁记洋行的产业，后由德侨康科迪亚总会买下，于1907年2月建成德国总会。1928年中国银行总部进驻，后期因业务发展需要，娱乐建筑不适宜银行办公使用等原因，在此拆除旧楼建造新厦，并收购了西侧沿仁记路（今滇池路）直至圆明园路的地皮。因工程浩大，远超建筑课所能胜任，故聘请公和洋行协助设计，陶桂记营造厂承建。
1934年9月27日，中国银行大厦管理处理事会决议在外滩建造一座约100米的塔楼，在圆明园路建造一座约60米的塔楼，由陆谦受和公和洋行分别设计。1935年1月《建筑月刊》公布的方案为34层的双塔设计，高度为101米，由公和洋行署名。但该高度超过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的77米，在申请执照时遭到沙逊干涉。中国银行被迫放弃原设计，改为一座16层塔楼，最终楼顶高67.3米（加旗杆73.6米）。对比建成成果，陆谦受的方案得到实施，图纸署名为公和洋行和陆谦受。
新楼于1935年10月开工，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1939年8月至1943年8月停工4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楼被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占用并续建，1944年7月全面竣工。
设计者考
陆谦受（himsauluke），广东新会人，中国第一代留英建筑师，1927—1930年就读于伦敦英国建筑学会建筑学院（dip.a.a），为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员（a.r.i.b.a），1930年回国，任上海中国银行建筑科科长（与吴景奇合作），1932年独立开业，1945年起兼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除在上海设计了大量的建筑作品外，曾任中国建筑师学会理事长，除上海外，其作品在厦门、青岛、南京等城市亦有涉猎，1948年赴香港直至病逝。
他倡导的建筑主张是：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公和洋行（palmer&turnerarchitectsandsurveyors），1911年在上海建立，是近代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在上海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建筑作品，现总部在香港，即今日的巴马丹拿集团（p&tgroup）。
公和洋行设计的建筑类型涵盖银行、办公、酒店、住宅、商业、工业等广泛领域；建筑风格涵盖新古典主义、装饰主义、现代建筑等，可以说是20世纪上海近代建筑事务所的典范，仅在外滩建筑群中就有8栋出自公和洋行。其后期开始对中国传统装饰的母题产生兴趣，在亚洲文汇大楼进行了小范围地实践，直至与陆谦受合作设计中国银行大楼时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建筑特色
中国银行大楼主立面入口两侧，有一对辟邪蹲兽。外滩作为上海金融中心的发源地，19世纪70年代后期金融业的洋行与银行开始纷纷入驻。由于此时外商占有主导地位，建筑门口的瑞兽多选用狮子，而中国银行门口的辟邪可以说是外滩独一份的，而考证其造型花了我们大量精力。
在修缮时我们查阅30年代的建筑杂志封面、效果图及原始图纸，可以看到中国银行正立面两侧有两只蹲兽，可惜由于历史原因档案资料和图形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别是何种瑞兽。首先可以排除是天鹿和麒麟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有上冲的双角与独角，只有可能是狮子或者辟邪，即现在俗称的貔貅。
中国银行入口辟邪来源：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
我们的修缮团队在尊重历史与尊重原设计者思想的原则上，根据对中国传统神话传说、建筑风水及中国古代建筑附属物的考证，推断此瑞兽造型应为辟邪。理由有三：其一，中银大楼的建筑思想是民族的、纯粹中国式的，它的主要设计者为中国人，大楼整体设计风格也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建筑特征，内部装饰也有大量民族特色的装饰纹样；其二，辟邪（貔貅）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瑞兽，传说是龙的第九子。它有最大的一个特点，此兽有金蟾大嘴却无肛门，以财为食，吞万物而不泄，肚子是个聚财囊，能招八方财，可聚宝，只进不出，神通特异，这个特点倒是符合中银大楼银行建筑的属性。另外，相传“辟邪（貔貅）”还有挡煞、镇宅之威力，常成对放置在建筑物前方左右风水吉位，被认为有催财、聚财、旺财作用；其三，我们考察了香港中银大楼门前的瑞兽，为石雕辟邪，造型简洁，符号特征明显且与建筑的结合程度比较高，可以看出中国银行在大楼门口两侧放置辟邪是其惯用手段。
综上所述，我们的修缮团队在原始设计图纸的基础上，考证出入口瑞兽为辟邪，另外根据历朝历代建筑中遗留的石雕辟邪造型，并加以提炼，最终恢复了符合大楼外观与内涵的辟邪造型。
中国银行大楼正门门楣上，曾装饰有一块孔子周游列国的浮雕，可惜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此浮雕在几十年前已经消失，以至于现在几乎都被人遗忘。我们的修缮团队在考证建筑外立面的时候，从原设计图纸上发现有此浮雕装饰，一些建成时早期的历史照片也能依稀辨别出门楣上有浮雕，同时现场立面的水泥覆盖也极不自然，应是为了遮盖什么内容。综上，我们判断此处水泥覆盖物后面应为消失已久的孔子周游列国的浮雕。
由于水泥砂浆与花岗石的膨胀系数不同，经过多次加热与冷却，我们小心地剥离了所有的覆盖物，使得门楣上浮雕重见天日。此处浮雕精巧别致，描绘有三十多个人物，或渔樵耕读或吹拉弹唱或航船打铁或裁衣补锅，造型生动、形态各异；浮雕表达了“财富源于劳动，金融基于士工”和传播“富民强国”理念的深刻寓意；同时，这些人物又以崇尚“克己复礼”“廉洁自律”的孔子作为核心，突出了金融业崇尚智慧、讲究秩序和规则的精粹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银行大楼外立面将装饰艺术派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融合。大楼外墙为平整的金山石饰面，以垂直线条为主要造型特征，并有大量具有中国特征的局部装饰。建筑上部两侧呈台阶状，顶部采用平缓而巨大的传统铜绿色琉璃瓦四角攒尖顶，并在檐下饰以巨型石质斗栱，围以独特的凹凸对应的如意云纹。面向外滩的立面，每一层两侧从高到低，有变形的钱币形镂空窗框。入口大门上方有孔子周游列国浮雕，两根粗大方柱上刻有如意云纹，局部装饰如柱帽、藻井、栏杆、漏窗等，入口两侧有镂空花格窗，母题均取材于中国传统的木装修。
中国银行大楼室内形制布局、空间尺度均参照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装饰上则使用了中国传统纹样，借鉴自雕梁和彩画的装饰母题，装饰纹样简洁，配色素雅大气，体现出中式文化雅韵，以及设计者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
主入口有九级花岗石台阶，缠花图案的紫铜正门饰有中国古代“节节高”民族花式，精致气派。如意纹这一寓意吉祥富贵的传统装饰母题贯穿了整个室内设计，从大楼边门门厅到营业厅入口、天花、石柱及顶棚，再到办公区域的天花等处，均有此装饰。营业大厅中矗立着两层高的八角形大理石饰面柱列及营业柜台，顶部为拱形玻璃顶棚，二层阁楼虽为后期改建，但其形式与大厅风格统一，能充分融入整个大厅的空间环境之中，同时满足现代使用要求，故予以保留。
中国古典复兴建筑
上海因为其五方杂处，华洋聚集的历史背景，成为中国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之一，在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引入、新文化运动以及国家复兴等因素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古典复兴建筑的思潮也在此萌发。美国建筑师茂飞将中国古典复兴建筑称为“中国文艺复兴建筑”。
中国古典复兴建筑实质上是中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现代性的探索，将学院派建筑思想体现在传统的殿堂式建筑风格中，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的延续。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建筑师已经掌握一定的建筑话语权，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建筑传统的传承等深层次问题。随着1919年宋代手抄本《营造法式》的发现、1929年主导中国历史建筑研究与保护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1935年《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的出版，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古典复兴新建筑的设计依据，也为中国古典复兴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上海近代建筑的传统复兴沿着两条路线展开。一条是以董大酉设计的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为代表的，按照中国古典建筑的章法、采用新结构、新技术、满足新功能要求的中国固有式建筑路线；另一条路线是以李锦沛设计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为代表的新结构、新功能、新形式、采用传统的装饰细部的折衷主义路线。
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探索现代中式建筑的思潮，受到中国建筑师与外国建筑师的推动。基本上表现为现代功能，并采用现代建造体系的西式建筑辅以传统纹样和装饰的设计手法，即中式现代建筑，又称新中式建筑。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锦沛设计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陆谦受设计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公和洋行设计的亚洲文会大楼以及基泰工程司设计的大新公司。这些建筑全部构造采用现代技术，而装饰则采用中国母题，多出现在入口的门头、门框、檐部和窗下墙等部位，是装饰艺术派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结合的一种实践。
仅就上海的近代建筑而言，中式现代建筑乃至中国传统形式古典复兴风格的新建筑范围不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战争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局势，经济面临危机，房地产进入萧条期。空置率奇高与房价暴跌，导致一些房地产商破产，房地产业一蹶不振，建筑项目也大为减少，在孤岛时期建造的建筑，已经相当简化。
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不仅是上海近代建筑史中的孤例，更是中国建筑师在殖民语境下构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实践。其辟邪造型与孔子浮雕的修复，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物质形态，更揭示了建筑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深层意义。在当代，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历史建筑的保护需超越“风格复原”的局限，转而关注其文化符号的再生。通过跨学科协作与公众参与，近代建筑遗产得以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桥梁，为“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提供历史注脚与创新路径。
资料：上海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合伙） 作者：高韵之
供稿：市修建协会历保专委会 市住宅（修缮）中心
上观号作者：房可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