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见之处”：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舒瑜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出版，441页，75.00元
近年来，边疆议题日益成为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在边疆研究中，对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问题的讨论往往占据主流地位。《“共见之处”：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以下简称《“共见之处”》）以大理鸡足山这一看似非常微小的切口，来讨论边疆民族地区多民族、多重宇宙观、多种信仰共生的历史过程。鸡足山的“多重世界”正是边疆民族地区生态与社会多样性的缩影。透过鸡足山的“多重世界”，我们得以看见的，不是某个抽象理论的注脚，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如何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山岳空间中，在不同人群与多种文化的互动中，被层层剥笋般呈现与见证。
大理宾川鸡足山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圣山”，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张庆松（《鸡足山上的薪火——云南鸡足山的佛教圣地学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连瑞枝（《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高延超（《宾川鸡足山迦叶尊者道场形成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25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德伟（Forging the Sacred: The Rise and Reimaging of Mount Jizu雞足山 in Ming‑Qing Buddhist Geography, Religions,2025, 16(7),851）等学者分别从佛教史、区域社会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等角度作了深入探讨。本书作者舒瑜则立足于历史人类学，另辟蹊径，从“山川”角度切入研究，勾勒出了一幅连结边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图景。这其中，历时文本与传说的层次问题、共时情景的溯源及其流变问题以及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共生共存等诸多问题堆叠交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处理的大量历史文献、了解复杂的区域历史背景乃至王朝制度变迁，还需要调动宗教学、人类学、美学等跨学科知识，实属不易。这一独特的“山川”视角，与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边疆议题的关注形成了深度对话。
有关鸡足山的部分研究著作
以山川景观为视角考察边疆社会及其文化，逐步成为历史学、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前沿之一。这一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边疆研究偏重军事、经济层面的考察，转而关注景观如何成为各方人群互动、权力博弈与文化、认同建构的场域。黄菲（Fei Huang,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west China, Brill Academic Pub,2018.）聚焦于云南东川府改土归流后地方景观的“再造”过程，揭示出帝国官员与地方文人如何通过书写与改造景观，重塑边疆社会的权力秩序。安德里亚·扬库（Andrea Janku, Landscapes and Local Identity: the Eight Views of Linfen. In Recent Social, Environmental,and Cultural Issues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ed. by Mika Markus Merviö,2020.）对山西临汾“八景”的考察，则从文化认同维度出发，阐明地方景观如何被反复书写，成为承载地方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意义载体。袁剑关于边疆山水与景观的系列文章则将边疆山水、边疆景观置于疆域思想史的脉络中，认为边疆景观的认同意义在于其通过人地互动最终实现边疆与中原的精神联结（《边疆山水：中华民族“统一环”结构的人文-地理印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8期；《边疆景观与天下空间——内蒙古锡林郭勒周边人文-地理景观的时空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舒瑜对鸡足山的研究在边疆山水研究乃至边疆研究学术史中开辟了新的范式，其独到之处在于，将“山川”景观作为理解边疆社会的“窗口”，让边疆社会的复杂面貌在这座山的时空脉络中被层层揭开。以山川观见边疆，意味着不是将山川简单视为边疆社会的“地理背景”或“载体”，而是让山川本身成为进入边疆世界的入口，将山川视为社会互动的舞台与证据。
2024年5月23日，云南大理鸡足山。视觉中国 图
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断代思考模式以及人类学对现当代的关注，该书中对鸡足山及其周边区域历史的追溯，上溯至南诏大理时期，更像是长时段的思考模式，抽丝剥茧般把鸡足山及其周边地区千余年来层累的构成的“历史积淀”剖析出来，这让我联想到考古学的地层剖面。这部书以鸡足山为切口，为我们切开了大理地区千年尺度的“文化地层”。而这些层累的造成的“文化地层”又交互性地形塑了该地区所呈现的景观与社群文化特性乃至认同，成为作者目前所能观察到的当地社群文化的源与流。从历史到现实的延展思考，让我们得以了解鸡足山的现代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自然”观念兴起对现代鸡足山所造成的影响。与历史学著作相比，该书因此也具有非常鲜活的“现实感”。从这部著作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学研究视角在看待研究对象及研究材料时确实具有更包容的眼光，抑或是对现实展现出更多的“同情之理解”。
作者在文中以清初曾任姚安府土官的高奣映所撰《鸡足山志》为中心，讨论了府州与山川的关系。受过历史地理学术训练的我，往往很自然地把山川视为自然区、行政区以及文化区的天然分界——事实上鸡足山本身至少从明清至今一直都是政区界线。我们也习惯于在历史地图绘制时将其作为政区界线识别点及“名山”地名点来进行标注并考证其沿革。这样的基础工作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探究历史地图上的这个“点”背后的复杂历史演进及多重文化堆叠，《“共见之处”》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舒瑜认为：“在以高奣映为代表的士大夫眼中，山川和府州之间的互补关系才构成完整的‘天下’”。这一认识对我而言颇具启发性。传统时期的“天下”观一直是边疆史地、思想史关注的重点，也许在疆域观的讨论中还应该关注作为景观或文化载体的“山川”与“天下”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山川与疆域政区共同构成理解“天下”的一体两面。《尚书·禹贡》即以名山大川作为划分九州的基本依据。此后历代王朝在构建疆域认同的过程中，山川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五岳四渎”被视为王朝正统性的地理象征。舒瑜的贡献在于，她没有停留于对山川象征意义的抽象讨论，而是将这一视角带入鸡足山的个案之中，揭示了在边疆士人的书写中，“山川”如何与“府州”形成互补，共同构成士大夫视野中的完整“天下”。从山川视角来考量边疆士人及其天下观，兼具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鸡足山志》
作为土生土长的白族人，我的家乡位于鸡足山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剑川县。作者在文中有关“年龄组织”的观察，在我的成长环境里是切实存在的。作者认为白族社会家屋内部的“基于父子代际分化的年龄级机制和社会生命史划分”——即我所理解的白族家庭内部“当家”角色的代际传承问题，与大理国时期国王“避位为僧”的王权嬗替机制是同构的。尽管人类学者对当代白族社会的年龄组织作了相应的研究，如大理地区“莲池会”“洞经会”“圣谕坛”或者剑川等地的“妈妈会”以及鹤庆等地的“帮辈”文化等。（张翠霞：《神坛女人：大理白族“莲池会”女性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杨春宇：《民国社区研究与民间教门——以西镇圣谕坛为例》，《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3期；马腾嶽：《鹤庆白族年龄组织“帮辈”文化的人类学初探》，《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梁永佳：《发现“他性”关联:“洞经会”与“莲池会”的启示》，《读书》，2018年第3期）许烺光在《祖荫下》一书中也观察到“世系”“辈分”“性别”与“年龄”是决定喜洲镇家庭成员关系的主要因素。（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九州出版社，2023年）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它们大多停留在对当代现象的共时性描述，或满足于将年龄组织解释为社会功能需求的产物，却未能真正从地方历史脉络中追问这些年龄组织何以如此、从何而来。舒瑜的工作将田野观察与史学溯源相结合，使她的阐释超越了既往研究，让我们得以窥见大理地方社会结构如何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从王室上层“下沉”至地方基层社会，成为区域乃至白族文化中不易被察觉的一抹底色。
这部著作，行文中虽未处处提及“边疆”二字，但作者对边疆社会与文化及其人群日常生活的关怀却呈现在字里行间。通过细致入微的讨论，从山川的独特视角，将现实世界的表征与区域、人群的历史脉络有机联系起来，见微知著。历史学出身的我，可能会不自觉地更关注其材料的历时脉络与证据链条，而对其中基于长期田野且对现实社会高度情景化的观察与阐释不免感到些许陌生。这正是学科视角所带来的关注点差异。在阅读过程中，我产生了以下几点反思，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首先，作者将鸡足山历史以及白族家屋内部的年龄分层体系溯源至南诏大理国时期，这固然是很必要的。追索源头，是为辨明脉络的起点，但也需澄清流变，以洞察其演变方向。因此也应该注意到元明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通过佛教教化以辅助儒学的治理策略（参见秦光永：《从请赐经看元廷对云南的教化治理》，《历史研究》，2025年第12期）及其对区域地理景观、社群文化的塑造作用。我不否认在现当代白族文化中仍保留千余年前的些许“底色”，但也应充分重视元朝以降尤其是明清王朝对南诏大理国故地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造”。从个人的感性认识来说，深入研习历史以后，我始终感觉今天的“白族文化”的诸多表征与明清时期国家教化力量的介入是分不开的。作者的研究还下延至现代，其中势必还存在现当代以来被强化或塑造的某种“新的传统”的生产。这也是本研究的难点之一，亦即在追源溯流的过程中，如何相对清晰地呈现鸡足山及其周边社会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大传统”制度变迁对宗教、景观乃至族群文化所带来的客观影响。因此，关于白族社会年龄层级体系的讨论，除了上溯到大理国时期“避位为僧”的传统以外，是否还可以做一些横向比较，比如与儒家思想有无关联？内地或者其他少数民族是否有类似的情况？进而或许可以反思下述问题，即为何许烺光先生把他在1940年代所观察到的大理喜洲镇视为传统中国乡村的典型代表，却忽略了当地实为民家人（即今白族）聚居区的事实？是否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共性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作为“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质？
上世纪四十年代许烺光先生在大理喜洲镇进行田野调查，并据此调查形成了著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鸡足山的兴起其实是元明清“大传统”叙事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宗教与社会转型的缩影。在关于《鸡足山志》的相关讨论中，作者已然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传统方志体系中的“山水志”编纂传统。除了鸡足山所具有的特性外，几个版本的《鸡足山志》是否也在遵循着传统时期山水志编纂的某些“定例”。高奣映在《鸡足山志》的序言中也多次提到内地“天台、径山、西湖诸志”以及《水经注》，并强调“详依志格”（高奣映：《鸡足山志》卷首《志例》）。这是否也从侧面反映出鸡足山及其邻近地区从“小传统”进入到“大传统”叙事的进程，以及元明清王朝通过佛教辅助边疆治理来达致“导悟边民”之功效。正如高奣映在《鸡足山志》中提到的“昔主政者，知舍佛无以辅教。”（高奣映：《鸡足山志》卷之八《风俗·檀施 》）显而易见，王朝时期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无比紧密的。因此，在区域研究尤其是边疆议题的讨论中，无论历时研究还是共时观察，“自下而上”的视角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让我们得以进入地方社会的内部逻辑，察觉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这一取向的兴起，本身便是对“自上而下”视角将中国视为均质整体、以王朝眼光取代地方经验的反思与矫正。然而，当“自下而上”成为一种近乎不言自明的方法论前提时，或许也值得追问：国家制度如何嵌入边疆地方社会，王朝治边策略的历时性变迁又如何重塑边地秩序与认同等等，这些宏观脉络是否只是地方经验的“背景板”？还是构成重塑地方社会面貌的结构性力量？此外，读完全书令我略觉意犹未尽的是，文中关于藏传佛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将鸡足山视为圣山的原因探析似应可以继续深入。
大理崇圣寺，历史上多位大理国国王在此出家。视觉中国 图
再次，作为云南人，作者与我自然都非常熟稔于成长环境中的“山”与“水”。它们不仅构成了地方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信仰的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山川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尤其关涉到地方资源分配。在我成长的剑川坝子里，坝子周边的山与水都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当地人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视为村落间资源分配的恒定原则。坝子周边的山林资源与湖泊之利被严格分配到坝区村落中，且不容互相交叉（如“十八村公山”等）。由此可见，除了景致、信仰之外，山川甚至成为传统时期牵动地方自然资源分配的重要一环。因此，边疆山水的研究，除了景观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意涵之外，或许还可以从资源分配的角度进行探讨。正是这些环境、政治、经济等诸多要素共同形塑了区域的文化与认同。作者或许可以把对地方社会的观察扩展至宾川坝区乃至邻近区域，探究区域社会围绕着鸡足山而形成的寺院体系以及因鸡足山而形成的跨政区交互、协作等问题。
以上就是我以一个历史学研究者的视角来阅读《“共见之处”》的一些感悟，难免有管窥锥指之局限。两个学科犹如不同的语言，我的解读或许未能完全领会书中深意。正是这样的跨领域阅读，为我打开了新的思考之门，让我对自己专业内习以为常的问题产生了不一样的觉察。与此同时，作为本土白族人的我，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成长环境的审视带入其中，去进行某种形式地“验证”。令人欣慰的是，书中的观察与剖析不但为我呈现了不同区域白族文化的异同，更为我解答了自身成长环境中客观存在的如“朝山”“年龄组织”等问题的诸多困惑。细细读完全书并撰写书评的这段时间里，颇有“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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