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谈药进院：政策与企业如何双向奔赴？|创新药|医保|医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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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蓝观）

魏笑 | 撰文

吴妮 | 编辑

距离2026年1月1日2025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执行已过去两个月，新增的114种药品，尤其是其中的50种一类创新药，正经历着从“政策准入”到“市场准入”的艰难“爬坡”。

“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这句业内流传多年的调侃，精准地指向了创新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获得了“理论上”的报销资格，距离真正进入一家医院的药房，乃至开到患者手中，还需跨越药事会召开频率低、医院绩效考核束缚、医生认知不足等多道关卡。

在这场涉及医保部门、医院、药企和患者的复杂博弈中，上海的探索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解题思路。这套被企业称为“组合拳”的模式，正以其高效的督导执行力，打破僵局。

入院第一步，关键在政策

医保目录准入仅仅是第一道关口。与政策端的热情形成对比的是医院端的困境。

例如，新药药事会召开频率低，创新药进入医院前的需通过医院药事会遴选，然而有些医院药事会可能多年才举办一次。“如果由企业一家家医院去推动、等待药事会、等待沟通机会……尤其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创新企业来说，人力、时间和资源成本是难以想象的。”银诺医药集团大中华区市场准入负责人李毅称。

此外，“药占比”、“次均费用”、“医保总额预算”等绩效考核指标，仍像无形之手影响着医院的用药选择。即使有单列预算政策，医院管理者仍会担忧未来政策的连续性。

国家医保局联合国家卫健委多次发文，要求各地建立国谈药“绿色通道”，对国谈药实行单独预算、应配尽配。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推动中，上海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2022年，上海市相关部门建立了支持地产新药入院应用绿色通道的工作机制《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截至2025年底，《目录》已发布7批次，纳入220件产品，产品总销售额逐年提高。

李毅坦言，“对于新产品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建立临床的认知，让广大的临床医生快速了解新产品治疗价值。”政府部门（比如科委、医保、卫健委、申康）组织的院企交流会，给了新产品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让医院能够了解熟悉产品的创新性、优势特点等。

最关键的是，明确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单列预算，不纳入医院医保总额（即“药占比”），并明确要求医院在药品纳入“新优药械”目录后一个月内必须召开药事会，“应采尽采”。这直接消除了医院管理者最核心的顾虑。

李毅在采访时表示，其实，全国现在都在加强生物医药创新，上海的优势在于是一套“组合拳”，以及它高效的督导执行力。

银诺医药的产品依苏帕格鲁肽α（怡诺轻）是1类创新药，产品上市后很快就纳入了上海的《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在第一年自费期就得以进入上海绝大多数公立三甲医院和部分社区医院，有效实现了推广。“如果没有政府政策的引导支持，处于自费期的创新药想入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入院机会很小。”

穿透”最后0.5公里“

李毅表示，创新药入院之后的挑战在于打通的“最后一公里”或说“最后0.5公里”——即从“入院”到“广泛应用”的穿透力。

虽然有全市性的利好政策，但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医疗机构，在执行力度和理解上仍有差异。一些头部大三甲医院在政策督导下落地非常快，但部分其他医院可能仍需更长的沟通和推动时间。将创新药进一步覆盖到更广大的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仍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企业配合政策持续努力。

尽管政策已经在为创新药“松绑”，但李毅指出，目前缺乏明确的“腾笼换鸟”机制，即哪些相对陈旧的药品可以退出，为创新药及医院管理腾出品规和费用空间。如果能将“引进真正有价值的创新药”纳入对医院的正面绩效考核指标，而不仅仅是解除限制性指标，落地动力会更强。

李毅建议，希望有更多正向激励的政策，比如多引入一个创新药，如全球新的1类新药，能给医院评级加分、高质量发展加分，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管理负担。这样，医院才能真正提高引入的主动性，入院之后也才敢用、愿意用。

对于药企来说，政策的东风虽能送药品入院，却无法替医生开出处方。对于药企而言，想要一款创新药真正在临床上获得广泛应用，显然不能将筹码全部押注在政策推动上，归根结底要取决于药物能否在临床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医生面对的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患者，他们需要的是确凿的临床证据，清晰的作用机理，以及经得起推敲的长期数据。

华领医药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陈力也表示，“一个创新药成功的市场建立，与它自身的科学价值，以及我们在全生命周期开发过程中不断实施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华领医药有一款全球首创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剂（GKA）华堂宁，其机制是修复葡萄糖激酶功能、恢复人体血糖稳态。这样一款全新机制的药物，决定了它无法像传统药物那样被快速理解与接纳。为了让医生敢于处方、善于使用这款创新药，华领医药将医学推广工作贯穿于药品的全生命周期。

早在2017年启动三期临床时，华领就在中国启动了110多家临床中心，让医生在临床研发阶段就深度参与到药物的科学研究中。上市后，又启动了2000多人的真实世界临床研究和大量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累积发表了数十篇国际期刊的学术论文，其中不乏《自然-医学》等国际顶刊。

全国落地挑战犹存

上海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展示了政府部门间横向协同的可能性，药监部门加快审评审批，医保部门优化支付政策，卫生部门推动临床使用。

而华领、银诺等企业的探索则证明，将扎实的临床证据与持续的学术推广相结合，才能真正赢得医生的处方权，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患者获益。

国谈药落地的破冰之战，本质上是一场需要政府、医院、企业“三向奔赴”的系统性治理工程。

即使在政策利好的上海，也存在“温差”。“一些头部大三甲医院落地非常快，但部分其他医院可能仍需更长的沟通和推动时间。将创新药进一步覆盖到更广大的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双通道”药店的设立，本意是作为医院进药的补充，但在实际运行中，也面临着处方流转不畅、药店冷链资质参差不齐、部分患者自付比例较高等问题，其补充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激活。

在创新药落地的探索中，上海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参照，但并非唯一的答案。事实上，中西部省份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医疗资源、医保基金承受力差异巨大，需要探索适合本地的落地模式。

北京近期试点的“医保创新药械直通车”平台也是一次富有针对性的尝试。该平台依托信息化手段，将药企、医院和患者三方串联起来，提供药品库存查询、用药预约申请等便捷功能。

在全国层面的推动，专家建议应建立更精细化的分类支持政策。例如，对于突破性疗法认定的药品，可实行更优的支付标准和考核豁免；而对于改良型创新药，则需更严格的价值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