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杰瑞是怎么调查福建西北部内陆山区方言的|方言|构拟|汉语|福建|美国|闽语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2010年，我还在澳洲跟墨尔本大学的伍云姬老师读书，并一起完成了《湘西瓦乡古丈话调查报告》。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在网上找到了罗杰瑞先生（Jerry Norman，1936—2012）的美国住址，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他寄了一本书，还附上了一封信。之所以想要寄给他，是因为他是汉语方言、汉语史、满语研究领域鼎鼎大名的学者，他所研究的邵武话正是我当时想要进一步研究的汉语方言。没想到，不久之后，我打开电子邮箱，惊喜地发现了一封罗杰瑞先生发来的邮件，他说：

我独立调查的第一个汉语方言就是邵武话，那是1965年在台湾。可惜当时我的方法不太明智，主要都在收集读字音。后来我有机会向另一个邵武人收集了不少词汇材料。到了90年代，我终于有机会去邵武当地调查了！在最后一次当地调查时我去了和平，在那儿待了几天调查当地话。1971年我还收集了将乐高唐话的材料……

没多久，他又来了封信：

我已经决定把高唐的材料输入电脑，做完了我就给你发过去，我估计要花点时间的。虽然高唐明显跟邵武、和平属于同一个闽语分支，不过它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差异。要是我没病，真想再去福建做田野调查啊！

2012年6月，我去西雅图他家拜访了他，回来后没多久，他就在写给我的邮件里，附上了高唐话的词汇表。可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邮件——7月7日，罗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罗杰瑞邮件中提到的邵武、和平、将乐高唐都位于福建西北部的内陆山区（学术界一般称为“邵将方言”）。那么，一位美国学者是怎么开始调查这些方言的，它们又为什么会引起他这么大的兴趣？

“闽北区崇安方言词汇集”中跟“鸡”相关的一些条目

解开原始闽语构拟之谜的钥匙

1965年，刚刚完成硕士论文的罗杰瑞到台北调查闽语（同时也从事满语的研究）。根据罗杰瑞夫人陈恩绮女士的回忆，他借住在台北市近郊中和乡一位朋友家，每天早上六点左右，赶在上班高峰之前，坐上公车去台北。通过朋友的辗转介绍，他请到了不少来自福建内陆地区的发音人，他们大都是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老兵，其中有一位是来自邵武城南的将近七十岁的退休军官张博，虽然当时他已经来到台湾将近二十年，太太是南京人，但他在家仍然坚持跟孩子说邵武话。

1977年，罗杰瑞终于又等来了一个调查邵武话的机会，还是在台北，这次是来自邵武城关的沙辉先生，他也因此发现了城关跟城南的邵武话有些很有意思的区别。1985年，他还写文章研究了邵武话的两种历史记录，一种是1878年传教士沃尔克（Rev.J.E.Walker）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的介绍邵武的文章中关于邵武话声调与词汇的描写，另一种是1901年王琛编写的《邵武府志》所记录的一些词汇音韵现象。

1987年后，罗杰瑞才终于有机会去福建当地调查闽语，他很想调查一些跟城关不一样的方言点，可当时这些地方都不便住宿。1990年，罗杰瑞在邵武调查了来自和平镇附近百沙下的吴子柟先生。1994年，当罗杰瑞得知离和平不远有个招待所可以借住时，马上就带着太太陈恩绮一起去和平镇调查。这些材料后来整理成“（邵武）和平方言词汇”正式发表。

为什么罗杰瑞如此钟情于邵武话？这牵涉到罗杰瑞在汉语方言研究中一项最重要也是最富争议的研究——原始闽语的构拟。

1969年，回到美国加州伯克利校园的罗杰瑞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福建建阳方言”。在博士论文中，罗杰瑞分别构拟了原始西部闽语跟原始东部闽语，但却没有提出原始闽语的构拟。直到1971年，罗杰瑞才在一个内部期刊《麒麟》上发表了他的原始闽语声母的构拟。这篇文章1973年在《中国语言学报》上正式发表，正是这个声母异常复杂的原始闽语系统“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汉语方言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到今天仍然还在延续。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1969—1971这两年时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原本犹豫不决的罗杰瑞最终确立了全新的原始闽语构拟？

种种证据表明，这把解开原始闽语构拟之谜的钥匙就是邵武话。在1969年的博士论文中，邵武话跟浦城话一起作为两种归属不明的方言出现在附录的对照字表中。而在1971年的论文中，邵武话摇身一变，作为一种准闽语（quasi-Min），成了六个闽语代表点之一。不难看出，正是对邵武话方言归属的重新思考，促成了原始闽语声母系统的横空出世。

研究汉语方言的方法与旨趣

罗杰瑞调查邵武话与构拟原始闽语的经历，看起来似乎有很多偶然。不过，在深入了解他对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旨趣之后，我又觉得在表面的偶然之下，冥冥中藏着一种必然。

早在大约一百年前，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发表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用大量的方言读书音材料来构拟文献所反映的中古音，进而尝试重建汉语通语的音韵史。同时，高本汉又用汉语通语的音韵史作为准则来理解汉语方言的形成与演变，这种方法至今在汉语方言学界影响深远，被称作“高本汉模式”。

罗杰瑞曾多次撰文批评这种“高本汉模式”，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忽略了汉语方言的复杂性，他更关注的是汉语方言本身的形成与发展，反对用《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来理解汉语的历史，而更强调用历史比较法来重建汉语方言演变的历史。

这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直接影响到罗杰瑞调查汉语方言的方法。在笔者收到的那封邮件中，罗杰瑞对他自己早年以字表为主的调查方法进行了反思，他也专门写了一篇“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与音韵学”，2007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在这篇文章里，他反思了早期田野调查中以字音为主的调查方式，强调俗传词才是探索方言历史的关键。他说：

现阶段的研究最好对乡土方言的俗传部分优先调查，这部分是方言中的瑰宝。我们在哪些词汇中最可能找到俗传的词语呢？俗传的词汇多半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现象、维生的器皿和用具、人身器官、身体活动和感觉、果蔬草木、虫鱼鸟兽、养鸡喂猪、种田盖房和当地地名等等，都是调查俗传词汇的富饶资源。

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罗杰瑞调查的正是这些俗传词汇，比如他在1987、1990年曾去闽北调查崇安话，这些词汇记录最近才整理发表（他的手稿去世后由夫人陈恩绮女士捐给了复旦中文系图书馆），其中就有一些跟“鸡”有关的词汇，体现了他对俗传词的重视。

罗杰瑞认为，正是这些日常口语中的俗传词汇，而不是那些汉字的方言读音，才是研究方言最宝贵的材料。

田野调查中另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调查地点的选择。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些较为古老的特征常常保存在一些较为偏僻、母语人口较少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往往对于构拟整个语群的历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所谓“边缘方言”往往比“核心方言”更有价值，比如：邵武和平话就比邵武城关话保留了更多早期邵武话的特征。同样，从更大的尺度看，处在闽语与赣语交界地带的邵将方言，也可以被看成是“边缘方言”，罗杰瑞的研究表明，正是邵将方言对于原始闽语的构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较多关注城镇方言，很多偏僻地区、母语人口较少的乡村方言至今仍缺乏足够的调查与研究。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对于方言的分类标准往往是基于对城镇方言的了解而总结出来的，而这些分类标准又进一步应用于对乡村方言的理解，即通过跟邻近城镇方言的对比来理解乡村方言的形成。而罗杰瑞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套用人口众多的城镇方言建立的知识，而要重视乡村方言本身潜在的历史语言学价值。这也许是罗杰瑞的邵武话研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2020年末，我接受了将罗杰瑞先生的论著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任务，并联系了柯蔚南、韩哲夫、梅祖麟、秋谷裕幸这四位著名的国外学者、同时也是罗杰瑞先生的友人来担任各篇的导读人。2026年1月，《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罗杰瑞卷》正式出版。此次集结成书的仅限七篇闽语研究的文章，但罗杰瑞先生在汉语方言领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在汉语史、满语研究上也成就斐然。他还留下许多未刊手稿。那一摞摞的田野调查笔记，记的都是上个世纪初出生的发音人的日常言语，可说是语言学研究的瑰宝。而那些泛黄的纸页，也把我带回到当年罗先生在田间地头、在老乡家里埋头记录的场景，仿佛跟着他一起做调查、做学问。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