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上海一名女性因病去世，留下两名分别出生于2015年和2017年的未成年女儿。两名儿童均出生于美国，持有美国国籍，但自幼随母亲长期在上海生活，由母亲及外祖父共同照料。
随着母亲离世，围绕两名未成年人的监护安排、身份延续及在华居留问题迅速浮出水面。
根据现行规定，未成年人护照的申领与延期须由法定监护人办理。
两名儿童的美国护照即将到期，但其法定监护人目前处于缺失状态。其母亲已经去世，而出生证明中父亲信息为空，家庭成员亦表示从未掌握其生父身份。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两名未成年人缺乏可直接履行监护职责的主体。
在此背景下，当时已经81岁外祖父王某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确认其为两名外孙女的监护人。案件办理过程中，徐汇区检察院以支持起诉方式介入，对相关情况开展调查并提供法律支持。
据介绍，王某目前依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每月收入约1万元人民币。此前，其女从事经营活动留下部分债务，王某已出售名下唯一住房用于偿还债务，目前租房居住，月租约6800元。两名未成年人在沪就读，教育支出较高，家庭整体经济状况较为紧张。
在监护安排方面，王某曾尝试联系境外亲属，希望将两名儿童送至海外生活，但相关亲属仅表示可提供临时寄养，并未同意承担法定监护责任。法律人士指出，寄养与监护在法律责任上存在本质区别，后者涉及身份事务、财产管理及长期责任承担。
现行《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但其他亲属不具备该项权利。因此，在本案中，即便外祖父有意提前安排后续监护，也难以通过遗嘱形式完成法律上的指定。
针对类似情形，部分法律专家建议，可探索通过“委托监护”方式，引入具备资质的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照护，并由民政部门进行监督，以形成制度性托底。但该路径在具体操作中仍需多方协调，且难以完全替代家庭监护。
（网络配图）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监护问题的复杂化，上海已于2026年1月发布《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成年人可在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通过公证方式预先指定监护人，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能情形。徐汇区亦出台配套指引，细化操作流程。
不过，在本案中，意定监护制度主要适用于成年人自身安排，难以直接解决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承接问题。
与此同时，王某本人岁数已大，如需入住养老机构，根据相关规定同样需要具备监护安排，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增加了家庭整体的制度性压力。
截至目前，两名未成年人仍在上海正常就学，相关监护权申请仍在推进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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