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外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场域内部的资本流动、商业考量、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出版人、编辑和译者的策略选择等，共同塑造外国文学在上海文学界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播”的面貌，并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与发展。
「文化场域」
在近代上海的特殊场域中，较为宽松的出版审查制度为外国文学大规模、系统性进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理空间与制度保障。大量在别处可能被禁的文学作品，如左翼文学、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现代派实验作品等，得以在此翻译出版。
例如，鲁迅、茅盾等主持的《译文》杂志大量译介苏联、东欧及弱小民族的进步文学，其运行与发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海纳百川”；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主要工作也是在上海完成。
当时的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成熟的发行网络，系统性地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和畅销书，构成译介活动的主力军和物质基础。同时，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也是译介外国文学的活跃、前沿平台。《小说月报》在茅盾、郑振铎主持期间，成为系统译介欧洲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重镇，旗帜鲜明地倡导“为人生”的文学，影响巨大。
近代上海还汇聚了庞大的翻译人才库，包括精通外语的归国留学生（如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傅雷等）、具有深厚中西学养的学者型译者（如伍光建、林纾、郑振铎、茅盾）、以翻译为职业或重要副业的文人（如赵景深、李青崖、戴望舒、穆木天），甚至一些精通中文的外籍人士（如斯诺夫妇、史沫特莱）则积极参与翻译中国作品。他们构成译介活动的核心行动者，其个人趣味、政治立场、外语能力、翻译策略直接影响文本的选择与呈现。
各类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左联，有组织地推动特定流派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其中，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左联成员为代表，积极倡导和翻译苏联进步文学，将其视为唤醒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他们强调翻译的“目的性”和“战斗性”，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翻译观。
「接受之维」
面对形态各异的外国文学资源，上海文学界并没有全盘接收，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立场、文学趣味、现实关切、美学追求以及在文学场域中的位置，进行了有意识、有倾向地吸纳。这种选择性接受直接体现在作家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以及对风格流派的偏好上。
文学研究会及受其影响的广大作家（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地山），深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影响，认同文学应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黑暗、探讨人生问题、改良人生的理念。易卜生的“问题剧”所体现的个人与社会冲突、女性解放主题，成为五四时期“娜拉出走”讨论的直接思想源泉。鲁迅更是将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改造国民性”的深刻命题与果戈里、契诃夫、安德烈耶夫等俄国作家的批判精神紧密相连。
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早期主要接受欧洲浪漫主义（歌德、席勒、海涅、拜伦、雪莱、惠特曼）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苦闷、感伤与暴露，与卢梭的忏悔录传统和日本“私小说”的自我暴露精神一脉相承；郭沫若《女神》中狂飙突进的破坏与创造精神，被认为明显带有惠特曼、歌德的印记。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高尔基《母亲》、法捷耶夫《毁灭》、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左翼作家作品（辛克莱《屠场》、小林多喜二《蟹船王》等）成为左联作家（蒋光慈、茅盾、丁玲、胡也频、殷夫）重要的思想与艺术资源。他们从中汲取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鲁迅后期大量翻译苏联文学理论和作品，并将其视为“窃火”以照亮当时的黑暗。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邵洵美）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后期及唯美主义（济慈、王尔德、佩特）的影响，追求形式的完美、感官的愉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性。施蛰存是自觉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进行小说创作的代表；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在借鉴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的同时，也吸收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西方意识流大师的技巧片段；戴望舒作为现代派诗歌的代表，其创作深受法国象征派（魏尔伦、果尔蒙、耶麦、后期波特莱尔）和西班牙现代诗人（洛尔迦）的影响。
张爱玲博览中外文学，尤其喜爱《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英国作家毛姆的世故冷峻以及美国通俗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她将毛姆对人性弱点的犀利洞察、通俗小说的情节技巧与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笔法相结合，在“孤岛”的小市民生活场景中，书写关于人性苍凉与时代惘然的独特篇章。
曹禺广泛吸收古希腊悲剧（命运观、乱伦母题）、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家庭伦理批判、社会结构分析）、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心理外化、象征手法）以及契诃夫式的生活化戏剧（潜台词、内在戏剧性）的精髓，并将其熔铸于中国家庭与社会背景之中，创造出中国现代话剧的巅峰之作，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这种对外国文学的选择性吸纳，既反映近代上海的特殊场域所提供的丰富可能性，也体现本土作家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们积极寻找和撷取既能表达自我又能书写中国经验和时代主题的资源，这种接受正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第一步。
「转化之道」
接受绝非终点，而是起点。上海作家将外来文学资源置于中国现实土壤和自身文化传统之中进行转化与重构，使之成为塑造中国现代文学独特品格的养料。这种转化是动态而充满张力的，其结果既非简单的模仿，也非生硬的嫁接，而是在碰撞、协商、融合中生发出的新质。
一是主题的本土化重置与深化。
易卜生《玩偶之家》引发的“娜拉出走”话题，在五四时期影响巨大。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及小说《伤逝》中，进一步将命题深化为对中国女性现实困境的拷问，深刻揭示子君式的“娜拉”出走后所面临的贫困、社会压力、爱情幻灭和死亡等悲剧。这是对易卜生命题的深入探讨与本土化回答，将焦点从女性觉醒转向觉醒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新感觉派虽然借鉴了日本和欧洲都会文学的手法，但着力描绘的是具有鲜明上海特色的现代性图景，如传统伦理在物质冲击下的崩塌，从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上海摩登”美学。
左翼作家的作品，有意识地将个体苦难融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宏大背景，展现外来理论与乡土中国现实结合后产生的强大批判精神和感召力，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二是形式与技巧的融合创新。
相较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抽象而晦涩的意识流，中国作家（包括新感觉派和部分尝试意识流的作家）的运用常与具体场景、感官印象（视觉、听觉）紧密结合，并融入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意象。比如，穆时英的都市意识流片段常以快速的蒙太奇镜头呈现，以表现都市节奏；戴望舒诗歌中的象征意象（如“雨巷”“丁香”），既受法国象征派影响，又让中国读者联想起古典诗词，颇有意蕴。
三是传统资源的激活与对话。
本土作家在转化过程并非单向的“西化”，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学、美学，去理解、消化乃至改造外来的影响。比如，施蛰存的作品在精神分析框架下，主动融入对志怪、传奇笔法的化用；张爱玲的作品承袭《红楼梦》等世情小说的传统，并将之与西方现代心理洞察相结合。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并非对弗洛伊德或施尼茨勒的简单模仿。在《鸠摩罗什》中，他将高僧的宗教虔诚与凡人情欲的冲突置于中国历史（后秦）和佛教文化的语境之中，宗教戒律与人性本能的对立与冲突具有东方式的深刻内涵。
总之，在近代上海这一充满张力的“文化实验室”中，通过持续不断地对话、碰撞、筛选、融合与转化，最终生长出丰硕的文学果实。它背后所体现的立足本土现实和文化传统、融汇中外资源的创造性精神，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乃至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不乏启示意义。
（作者为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海霞）
原标题：《学林随笔｜在近代上海，“看见”外国文学》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理论君
本文作者：郭海霞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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