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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漫画

3月18日讯(导报记者 崔晓旭 孙春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工作不满10年休5天年假规则该调整”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现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施行至今已18年,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在就业市场高度流动、年轻人频繁跳槽的今天,这条“10年一档”的规则以及不少用人单位将“累计工龄”偷换为“本单位工龄”,让大量职场人即便工龄不短,却始终卡在5天年假的最低档。导报记者采访职场人、社会学者聚焦这一民生痛点,建言优化年假制度,让休息权真正普惠青年劳动者。

职场人说

打拼13年跳槽3次“永远只有5天年假”

在某互联网企业从事运营工作的“90后”陈默,是众多被年假规则“困住”的年轻人之一。2013年大学毕业至今,他已在职场打拼整整13年,先后换过3家公司,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创业公司,再到如今的中型企业,每一次跳槽都是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与薪资待遇。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陈默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项目高峰期“996”是家常便饭。他热爱旅行,向往利用年假去看“诗和远方”。可现实是,因为从未在同一家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即便累计工龄已达13年,他每年能享受的法定带薪年假,依旧只有5天。

“5天年假,连上周末最多9天,全部用上才勉强够一次长途旅行。既想回老家陪父母多待几天,又想带孩子出远门,时间根本不够用。”陈默颇为无奈。

陈默的遭遇,说明现行规则存在着执行偏差。部分企业混淆“累计工龄”与“本单位工龄”,员工跳槽后工龄“清零”,重新按新人计算年假,进一步压缩劳动者权益。即便人社部门多次明确,年假应按累计工作年限计算,可在实际操作中,举证难、认定难、维权成本高,让很多人只能被动接受5天年假的现实。

这也是当下职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快节奏的现代职场,“一岗定终身”早已成为过去式,年轻人为了职业成长、薪资提升、行业适配,合理流动成为常态,“熬满10年”对多数人而言已成奢望,“永远5天年假”成为众多青年职场人的共同无奈。

有调研数据显示,互联网、传媒、电商、教育培训等行业,人员流动更为频繁,能在一家单位连续工作满5年已属不易,满10年更是寥寥无几。如果用人单位执行规则存在偏差,只根据“本单位工龄”计算年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年轻人在职业最黄金的阶段,都只能享受最低标准的5天年假。

企业说

多方协同共担成本 带薪年假优化需循序渐进

“18年未变的年假规则,承载的是一代人的职场记忆,也折射出时代发展的步伐。”傅红梅是厦门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在她看来,“不满10年5天假”的制度确实应该与时俱进,但灵活休假以及增加带薪年假也确实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困扰。

傅红梅说,年假多一些,职工休假多一些弹性,对促进消费确有正面促进,但一个企业运营需要有规律的安排,如果员工带薪休假天数过多或过于频繁,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从更宏观、更长远来看,对经济反而是不利的。

傅红梅认为,“不满10年5天假”的年假制度成为热议的焦点,说明它的影响面和覆盖面都很广,带薪年假怎么改、怎么调整得更优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职场员工、用人企业、劳动市场以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个层面的需求。“从企业家角度看,我建议相关主管部门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予企业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来分担企业所承担的员工休假成本,以此鼓励企业多让员工带薪休假。”

学者说

建立全国工龄信息平台 自动累计不同单位工作年限

一项施行了18年的带薪休假制度引发社会热议,并冲上热搜,说明这项制度在今天的就业环境下,是不是该考虑调整一下了。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李静雅认为,目前的带薪休假制度存在工龄计算滞后、实施标准过于僵化、假期总量不足等多重困境,建议优化带薪休假的工龄计算办法,打破“10年一档”的粗放设置,细化工龄梯度,推广灵活休假制度,以及适当增加带薪休假总天数,建立带薪休假成本社会共担机制等途径,提升年轻人的休假幸福感。

“我们需要有一个累计工龄全国统一认定的制度,来明确禁止企业将‘累计工龄’偷换为‘本单位工龄’。”李静雅建议推动人社部门建立全国工龄信息平台,对接社保、个税、劳动合同备案数据,自动累计不同单位的工作年限,减少员工举证负担。

同时,她建议推广灵活休假制度,引入“结转”机制,提升休假弹性,允许员工在三年内将休假天数进行跨年结转,避免“当年清零”的刚性休假制度导致员工年底突击休假,给企业经营带来负面冲击;引入“连休”机制,释放消费潜力,允许员工与企业协商,将带薪休假与法定节假日自行“组装”成更长的小长假,以满足长途旅行或深度放松的需求。

此外,李静雅认为,应适当增加现行全年带薪休假总量,将带薪年假落实情况列为劳动监察的重点,要打破“休假=企业成本”的零和思维,通过财政杠杠、公共服务配套、企业激励、家庭成员休假协同等方式,建立起政府、企业、劳动者和家庭等多方共担休假成本的社会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