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牙璋被认为是二里头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高等级礼玉，可能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有着重要的政治含 义。本文新公布了二里头遗址大冢南侧Ⅵ区采集到的一件牙璋，通过对牙璋扉牙的细部特征分析，推测该牙璋 制作年代介于二里头ⅤM3 ∶ 4和ⅦKM7 ∶ 5两件牙璋之间，进而探讨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的早晚关系，尝试重建 二里头式牙璋结构形成过程。
202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 里头工作队队员张飞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 镇圪垱头村村民、二里头第一件青铜爵发现者郭 振亚交谈中得知，他早年在遗址中采集到一件墨 绿色玉器，经过观察实物，张飞认为该件玉器具 备牙璋扉牙部分的特征。之后郭先生将玉器送至 工作队驻地，由在队工作的笔者等人进行实测研 究。据郭振亚回忆，该件文物系他年轻时在二里 头宫殿区北，大冢南侧附近拾得，后一直保存在 家中。经郭先生确认，文物出土地点大概位于遗址第Ⅵ发掘区内，该区域1984年曾清理出数座二 里头文化四期早段贵族墓葬，为贵族墓聚集区。 以下将该牙璋称为大冢牙璋，该件牙璋具有典型 的二里头牙璋特质，本文拟从细部特征及制作工 艺等角度探讨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诸牙璋的关系。
一 大冢牙璋的属性信息
大冢牙璋通体呈墨绿色，残断，仅存一侧扉 牙以及柄部和本体的一小部分。（图一） 拾得时为本体断开的两碎片，断口 吻合可拼接，应是埋藏前经 过毁器处理，经郭先生粘连 成一整体。从断面观察可见 矿物的颗粒状晶质结构。大 冢牙璋 B 面及 C 面附有大量 板结的土块和泥点，A 面除 少数泥点外，无肉眼可见附 着物。残长 10.49 厘米，残 宽 5.31 厘米，厚 0.74 厘米， 整体造型上具有典型的二里 头牙璋风格特征。值得注意 的是，该牙璋扉牙部位由龙 （兽） 头、小齿、大齿几部 分组合而成，尽管 C 面已被 结块土壤包裹，仍可辨识出 小齿共两组，每组由两个小 尖齿组成，这是二里头文化 第三期才出现的二里头式牙 璋 最 典 型 的 指 纹 特 质 ［1］， 即龙牙璋“4-2-2-1”扉牙的变体，延续了兽头 和“2-2-2-1”的扉牙结构，两面均见垂直于扉 牙的平行弦纹，以三条为一组，AB两面各四组。 扉牙长5.48厘米，参考二里头遗址既往出土 四件牙璋扉牙的长度在 5.91～7.44厘米的区间及 器身总长都在50厘米左右的属性，可以推算大冢 牙璋完整长度应在40厘米以上。
二 大冢牙璋的文化归属
大冢牙璋的年代归属，仍需借鉴于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其他玉器，因此我们先对二里头遗址考 古出土牙璋进行分析。二里头遗址迄今共出土牙 璋四件，分别出于三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两座 墓葬在分期上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一座墓葬 被划归于第四期。尽管年代接近，牙璋之间仍然 存在一些形态上的差别。具体而言，牙璋本体和 柄部位置的形态都较为稳定，扉牙位置的变化最 为明显，因此扉牙可能成为辨识牙璋年代早晚的关键位置［2］ 。第三到第四期之间的牙璋风格，反 映出一个动态发展的趋势。邓聪与王方曾撰文指 出，二里头牙璋具有普遍巨大化、龙形扉牙及三 段台阶式的结构［3］ 。巨大化，主要体现在牙璋的 尺寸上，由龙山文化较为常见的20～30厘米，扩 大至 50 厘米左右；龙形扉牙，指牙璋扉牙的前 端，呈现张嘴龙头的形态，连同龙头身后的列齿 和大齿，共同组成一个矫若游龙的形象，二里头 之后的牙璋大多继承了这种扉牙传统；三段台阶 式结构，指牙璋的本体、扉牙、柄部三段构成了 相对独立的三个整体，在侧边上呈现阶梯状起 伏。龙山文化所见的牙璋扉牙全部都附在牙璋本 体两侧，由本体伸展开，自二里头 80ⅤM3 ∶ 4 始，出现了与本体、柄部有明确分界的扉牙，划 分出一片独立区域，之间有成组平行弦纹分布。 龙山时代牙璋的扉牙左右两侧一高一低是常态， 而二里头所有牙璋，两侧扉牙均处于同一水平高 度上，虽然同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相较Ⅴ M3 ∶ 4 来说，ⅢKM6 ∶ 8 扉牙形态较原始，且ⅢKM6 ∶ 8、ⅤM3 ∶ 5 两者的扉牙 仍依附于本体两侧，未形成分 段台阶式结构。可见在二里头 式牙璋的传统确立之前，存在 着一个二里头式牙璋的形成 期，在形成期中，山东龙山式 牙璋、石峁式牙璋的某些特征 仍得以延用保留，而后又被摒 弃取代，并且这个过程并非一 蹴而就，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际 不断递进，最终诞生了以龙形 扉牙为核心的龙牙璋，扩散至 整个东亚。我们认为这并非是 一种简单的传播继承关系，而 是 对 知 识 、 技 能 有 意 识 地 选择。
（一）ⅢKM6 ∶8 Ⅲ KM6 ∶ 8 牙 璋 （图 二 ： 3） 的出土单位 1976ⅢKM6 为 高等级贵族墓葬，从层位和典 型器物的类型学上分析均属于 二里头三期晚段［4］ 。有多位学 者曾指出，ⅢKM6 ∶ 8牙璋的年 代略早于ⅤM3 ∶ 4和ⅤM3 ∶5［5］ 。 以扉牙的形态观之，该认识十 分合理。ⅢKM6 ∶ 8牙璋的扉牙 十分奇特，每侧扉牙都有两组 列齿构成钳嘴形的突齿，突齿 之间有一条起伏不规则的凹 陷。两齿之间的起伏位置看似 不规则，然两侧完全对称，凹 陷也由带弧度条形砺石研磨形 成，四处大小、形态相近的内 凹夹着三处形状各异的凸起，或称之为细齿，可 见该牙璋的扉牙是专门磨砺而成，且有着特定 形态。 ⅢKM6 ∶ 8牙璋的两个大型突齿极为特别，在 二里头玉器中仅有82YLⅨM5 ∶ 1的玉刀上有相同 的发现，邓聪将之命名为“列齿式”扉牙，可见于山东大汶口及龙山时期的玉器上［6］ 。相似的扉 牙被施用于牙璋仅见于山东罗圈峪采集的YL ∶ 10 牙璋 （图三：1），经栾丰实考证，该牙璋应属大 汶口晚期［7］ ，是目前所知最为古老的牙璋。除扉 牙外，山东牙璋还为二里头牙璋贡献了本体和柄 部沿器物中轴对称的特质，罗圈峪YL ∶ 10整体端庄周正，左右两侧扉牙位于同一高度上，柄部整 体沿牙璋中轴对称，底边平直，与左右两侧边基 本垂直。
上述这些特征均在二里头牙璋中有普遍体 现，而二里头之前，仅在山东龙山文化期大范庄 LD ∶ 211 牙璋 （图三：2）、河南新砦期花地嘴牙 璋中可以寻得其共性。邓聪、栾丰实等人也都已 论述过花地嘴牙璋与山东牙璋的密切关系，看似 二里头牙璋柄部的形态和扉牙的对称是承袭自新 砦，实际上大汶口晚期的牙璋列齿传统为我们揭 示了更为久远的文化记忆。ⅢKM6 ∶ 8牙璋前后两 齿也略有不同，看似形制一致，然而中间研磨出 的凹字形开口却大小不一，靠近刃沿一侧较小， 靠近柄部一侧较大，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种结 构在ⅤM3∶ 5上也有所体现。
（二）ⅤM3 ∶ 5 位于圪垱头村公坟南侧的 1980ⅤM3 墓葬是 二里头迄今为止出土牙璋最多的墓葬，ⅤM3 ∶ 4、 ⅤM3 ∶5两件牙璋锋刃朝向一北一南置于墓葬正中 位置。虽然埋藏时间相同，两件牙璋在类型学 上，仍有诸多差别。邓聪指出，ⅤM3 ∶ 4和ⅤM3 ∶ 5 代表了二里头式牙璋的两大类型，分别是侧沿三 台阶型和侧沿平缓收束型［8］ ，在向南中国的扩散 过程中，二里头ⅤM3的两件龙牙璋可以说是二里 头式牙璋诸多特质的因素祖型。
ⅤM3 ∶ 5 的扉牙由一大一小两背向开口的龙 头组成，头位置已雕塑出典型的张嘴龙头造 型，尤其是鼻部的刻画方式与绿松石龙形器如 出一辙［9］ ，是二里头时代最早的龙形扉牙。大 头头上三齿，头后一处马鞍形凹陷又列有两 齿，小头头上头后皆为两列齿，两头之间有一台 阶式凹陷，凹陷中间列有一组列齿。从结构的视 角来审视ⅢKM6 ∶ 8、ⅤM3 ∶ 5 牙璋的扉牙，可以 发现ⅢKM6 ∶ 8 体现了带有龙山风格的形成期向 二里头式龙牙璋演变的过程。在结构主义中， “结构”指的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的 整体，这些要素之间存在固定的关系模式或规 则。这些关系和规则构成了整体的内在逻辑和 意义［10］ 。如图四所示，两牙璋扉牙呈基本对称的结构排布，若我们将条形砺石所研磨出的 U 型凹槽视为一个独立单位，这些凹槽将ⅢKM6 ∶ 8 和ⅤM3 ∶ 5 扉牙的各个位置区分成五个不同的 组别，两牙璋的扉牙呈近似左右对称，ⅢKM6 ∶ 8 靠近柄部的齿较大，靠近刃部的齿较小，齿 的大小差异，与ⅤM3 ∶ 5 龙头一大一小之关系亦 可一一对应，ⅢKM6 ∶ 8 凹陷出的三细齿与龙头 后的列齿以及二层台阶下的列齿，也相互对 应。（图四中同色区域）
以上，ⅤM3 ∶ 5 牙璋延续ⅢKM6 ∶ 8 扉牙的排 列规则，尽管构成这种规则的元素形态发生了改 变，但是秩序性的象征结构以另一种方式传承， 显示出两件牙璋在形制之外的联系，这种结构很 可能代表着某种关联和暗示，在特定的情境中发 挥作用。此外，两牙璋在墓葬中的位置及摆放方 式尤为一致，均基本南北向置于墓葬中部位置， 牙璋刃朝南向，可能指向墓主足部，在相同情景 下显示出一致的使用方式和功能，ⅤM3 ∶ 4 与Ⅴ M3∶5同出一墓，但刃朝北向，两件牙璋锋刃朝向 完全相反，柄部错置，暗示着不同的意义。Ⅲ KM6 ∶ 8 和ⅤM3 ∶ 5 的埋藏年代均属于二里头文化 第三期晚段，扉牙也具有相同的秩序结构，但从 二里头式的龙形扉牙替代龙山时代的列齿来看， ⅢKM6 ∶ 8的制作年代应略早于ⅤM3∶5。
（三）ⅤM3∶ 4 同墓葬出土的ⅤM3 ∶ 4与ⅤM3 ∶ 5两件牙璋的 早晚关系，同样可以从扉牙的特征之中得到辨 识。日本学者林巳奈夫首先指出两者扉牙制作工 艺方面的差异，他认为“（ⅤM3 ∶ 5）在研磨好的 凹陷上进行倒角并取出平面”，而ⅤM3 ∶ 4扉牙的 制作则是石峁牙璋那类系统［11］ 。如图五所示（图 五：1、2），ⅤM3 ∶ 5牙璋的扉牙小齿之间的凹陷 位置，均是先以手持的片或条状砺石在水平方向 上研磨出一定深度，后改变方向，从上方垂直于 凹槽的方向继续研磨，将凹槽两端的边缘打破， 并向下延伸，通过先后两次不同方向的研磨，与 现代工业倒角的程序几乎一致，因此林氏谓之 “倒角”，其本质仍是以手持条形砺石在特定位置 锉磨，形成高低起伏的表面，与龙山时代玉器流 行的“减地”工艺本质相同。这类扉牙的雕塑工 艺，同样见于大汶口—龙山时期牙璧类玉器扉牙 的制作上。（图五：3）而ⅤM3∶4扉牙部分齿之间 的凹槽，并非是马鞍形截面，而是矩形截面。 深度远甚于ⅤM3 ∶ 5，且齿的形状整齐有序，虽 然也是以锉磨成形，但两者之间却有根本差别。 ⅤM3∶4牙璋齿与齿之间锉磨得十分平整，拔地而 起。扉牙的工艺及风格相差迥异，很难认为是同 一时期的作品。此外，两牙璋扉牙的排列结构亦 差距较大，依前所述，ⅤM3 ∶ 5 扉牙脱胎于Ⅲ KM6 ∶ 8之传统，如本体的双翼加持在侧，从制作 方法到形态都保留了龙山时代的遗响。ⅤM3 ∶4则 在ⅤM3∶5龙形扉牙的基础上，创造出三台阶式扉 牙，成为其后三代牙璋的祖型，在二里头四期到 二里岗阶段，中原所见的牙璋均为三台阶型，受 到ⅤM3∶ 4的直接影响，可见在二里头文化的核心 范围，牙璋整体的演化进程是三台阶式的扉牙取 代了依附于本体的扉牙，三段式扉牙标志着二里 头式牙璋稳定结构的确立。由此观之，ⅤM3 ∶ 4与 ⅤM3 ∶ 5两者在扉牙结构之关系同样可以推测制作 年代的先后。 除林氏外，诸多学者也都指出石峁是二里头 牙璋的主要源头［12］ ，邓聪指出复杂式扉牙最早出 现于石峁遗址，因此当命名为“石峁式牙璋”［13］ ，
且二里头牙璋有些因素是来自石峁式牙璋［14］ 。石 峁牙璋的业字形扉牙与小齿的排列方式对二里头 龙牙璋的扉牙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15］ ，龙形扉牙 是否为二里头首创暂无定论，其雏形见于戴应新 在石峁遗址采集的牙璋SSY15 （图六：1），该牙 璋侧沿收束。扉牙下端呈一开口兽头状，兽头中 间位置有一W形凹陷，夹有一突尖。虽结构并不 完全一致，但已具备张嘴兽头之神形。此外， SSY15兽头后有两段由两小一大三个紧贴本体外 沿的齿构成的山字形牙，每段之间间隔相当，且 有四条阴刻弦纹连接着两侧扉牙相互对应的齿， 每组弦纹之间夹有几何形方格纹饰，显示出和二 里头牙璋的密切关系。二里头遗址目前所见五件 牙璋，除年代较早的ⅢKM6 ∶ 8 和ⅤM3 ∶ 5 外，其 余三件均于扉牙间施以成组弦纹。ⅤM3∶ 4牙璋镶 嵌有一绿松石原片，这是大汶口—龙山常见的玉 器传统，在片状有刃玉器上开孔并镶嵌圆形的玉 片或绿松石片，与ⅤM3 ∶4牙璋同一墓葬的一件玉 钺也被绿松石圆片镶嵌，这种行为与组合并非单 纯的装饰意义。同时，牙璋柄部有一缺角，由于 抛磨平整光滑，加之附着物较多，难以判断是有 意切割出缺角还是受限于玉料形态取最大体积的 结果。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类玉器中常见尾端有一 处缺角或破裂的现象，推测可能因这些工具的原 型多为装柄使用的石质工具，在装柄使用过程中 由于反作用力尾端发生崩裂，可能会留下一个类 似的破裂面。可以观察到夏商时期不少玉锛、玉 凿尾端是有意以锯片切出一个平整的斜面，这种 “缺角”行为是否是对这种使用后工具状态的模 拟，还是玉器制作过程中某种特定的仪式行为， 有待进一步讨论。其余几件二里头牙璋都未见有 此现象，但这种缺角的传统，却在石峁遗址出土 牙璋中十分常见。邓聪曾提到，石峁牙璋与二 里头牙璋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二者之间存在 缺环 ［16］ 。近年邵晶根据石峁遗址出土牙璋的层 位关系判断，扉牙形态简单的“素牙”牙璋和形 态复杂的“花牙”牙璋 （即石峁式牙璋） 存在年 代早晚关系，前者早于后者。石峁式牙璋可能出 现于石峁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3900—3800 年 ［17］，由于石峁文化绝对年代下限早于 1980ⅤM3所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绝对年代，故 而张嘴兽头的扉牙制式和扉牙之间的阴刻纹，应 来自于西北的文化传统。
三 大冢牙璋的年代推想 由于玉器具备不易损坏可长期使用的性质， 且常有前代遗玉被留用进而出现在晚期单位等现 象发生，导致玉器的生命史过于漫长，玉器的类 型学也因这种种干扰因素并不可靠。然而，对比 二里头之前龙山时代诸龙山文化出土牙璋和二里 头之后商代诸遗址出土牙璋，均与二里头牙璋存 在着一定差异，二里头文化牙璋具备独特风格和 稳定的特征性结构，支撑以类型学方式对二里头牙璋研探。 综合上述条件，重 新考察大冢牙璋的诸特 点，虽然该牙璋残缺不 全，但最具类型辨识度 的位置均较好保留，已 兼具三台阶型结构、龙 形扉牙以及扉牙间成组 阴刻弦纹等特征，其上 限理应不早于ⅤM3 ∶ 4的 制 作 年 代 ， 而 早 于 Ⅶ KM7∶5，以下进行详述。 1975ⅦKM7 ∶ 5 （图 六：2） 牙璋是非考古发 掘出土的，一般认为其 出土单位为四期晚段的 墓葬。该牙璋整体上延 续了ⅤM3 ∶ 4的二里头式 特征，但其扉牙的几个 细 部 特 征 ， 仍 值 得 讨 论。首先，ⅦKM7 ∶ 5 的 龙头被郑光称之为“向 背张嘴兽头”造型，左 右两边有两个形象一致 的兽头，正向龙头和背向龙头的上部沿中间一W 形缺口呈轴对称，将其与ⅤM3∶4比较，若抛开或 忽视中间的 W 形缺口，与ⅤM3 ∶ 4 的龙头结构几 乎一致，近似于石峁式牙璋中的业字形扉牙，若将 ⅦKM7 ∶ 5 龙头之上每组列齿视为一个完整单位， 前后两龙头之上有四组列齿，每组之间间隔相 当，则龙头整体与业字形扉牙结构几乎一致。Ⅶ KM7 ∶ 5 龙 头 间 的 W 形 凹 陷 亦 可 溯 源 至 石 峁 SSY15，似乎在龙头结构的设计上，年代更晚的 ⅦKM7 ∶ 5 反而显示出更加强烈的石峁因素。Ⅶ KM7 ∶ 5龙头后几组齿的排列形式也与SSY15极为 相似，ⅦKM7 ∶ 5台阶状凹陷 （龙身） 上有三组列 齿，对应三组弦纹，靠近本体部分 （龙尾） 同样 有两组列齿和一个方形平台，从弦纹看来，尾段 同样应视作三组独立的齿，因为即使是分隔台阶结构的方形突柱也有一组对应齿的弦纹穿过，将 方形突柱从中间处研磨出一道深U形凹槽，因而 方形突柱结构上也是作一齿，所以在这组扉牙结 构中，可以视为“龙头+三齿+三齿”的组合，而 前文已述SSY15为“兽头+三齿+三齿”的组合方 式（图六），质言之，ⅦKM7 ∶ 5的扉牙结构深受石 峁式牙璋之陶染。然而，该件牙璋的阴刻线与众不 同，每条弦纹均具有一定深度，宽度更是ⅤM3 ∶ 4 的二至三倍。
大冢牙璋扉牙同ⅤM3∶ 4结构基本相同，分为 龙头、头后台阶式下沉。一个平直的长边虽被板 结土壤覆盖，依稀可辨上有两组列齿，之后台阶 升起，一个方柱形齿耸立，与本体相连。大冢牙璋龙头仅有一象形轮廓，未 开口，龙头之上有前后两 齿，前齿有一处破裂打破了 顶部平整的研磨面，可能是 毁器时造成的。从两齿之间 的加工程度来看，应将Ⅴ M3 ∶ 4 式牙璋扉牙结构“4- 2-2-1” 简 化 为 “2-2-2- 1”，因此整体形态呈中间无 齿的舟底形，沿中部一V形 凹陷轴对称，龙头后两组列 齿的组合以及与齿对应的 弦纹与ⅤM3 ∶ 4 关系密切。 又同ⅦKM7 ∶ 5 一脉相通， ⅦKM7 ∶ 5 龙头上的 W 形凹 陷中夹有一深V形缺口，使 龙头两端沿该缺口中轴对 称。（图七）ⅤM3 ∶ 4的龙头 处有隐现三条弦纹，而大冢 牙璋亦有三条平行弦纹穿 过龙头 （图八），沿 V 形凹 陷左右对称，这一特质在 ⅦKM7 ∶ 5 上亦可被观察到， 成为此种传统之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大冢牙 璋的“龙头”和“弦纹”的 制作上有其独特的技术特征。首先A面龙头的正 脸处有一条平行于边缘的片状锯切割痕，边缘基 本磨圆，且被往复的摩擦线痕打破，是牙璋上保 留的较为古老的制作痕迹，推测为玉工在制作扉 牙时定位龙头位置和形态而施，这种痕迹不见于 二里头出土的其他牙璋上。其次，大冢牙璋的平 行弦纹刻划，对比二里头另外两件有平行弦纹之 牙璋，则有着极为特殊的工艺特征。据观察该牙 璋弦纹应是由有龙头一侧向龙头断裂一侧垂直刻 划，然在靠近扉牙一侧可以观察到几处显著的短 曲线，每条弦纹的右侧或向下打破一条与之对应 的短曲线，应是在刻划前 （可能是制作扉牙阶 段） 而留下的弦纹位置定位线。（图九） 从后续线状磨痕的打破关系来看，并未有针对性的对于 这些用于定位的弦纹进行磨灭。不仅如此，可以 观察到大冢牙璋的弦纹在龙头下方掏空位置的延 续情况，是遇空处停顿，至牙璋体上再重新起 刻，根据弦纹打破龙头下颌这一点来看 （图 九），该牙璋的制作工序极有可能是先制作好龙 头等扉牙，再刻划弦纹，与ⅦKM7 ∶ 5牙璋先刻划 深阔弦纹，再细致雕刻龙头有着极大差异。大冢 牙璋弦纹平而浅，与ⅤM3 ∶ 4更为接近。行为考古 学家Schiffer曾指出，操作序列的差异，并不能简 单解释为工匠的知识、经验与习惯，而是多种情 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十分复杂的社会过 程［18］ 。这背后的情境因素变化可能预示着时代上 的差异。 综上认为，埋藏于二里头三期晚段的三件牙 璋的制作年代，ⅢKM6 ∶ 8 最早，ⅤM3 ∶ 5 次之， ⅤM3 ∶4再次。而大冢牙璋的年代应晚于第三期晚 段，又具备早于ⅦKM7 ∶ 5的结构特征，因此将它 的制作年代置于ⅤM3 ∶ 4 和ⅦKM7 ∶ 5 这两件牙璋 之间可能是较为合理的。
结 语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二里头式 牙璋的形成过程，该过程令我们观察到自龙山时 代以来玉器传统的诸多变化。在二里头第三期牙璋初现时，山东龙山式 的扉牙被作为最初的选 择，而后山东龙山传统 式微，石峁文化的许多 风格特征被改造并挪用 于二里头牙璋之上，并 奠定了二里头式牙璋的 主要形式，上述讨论 中，我们得出如下观 点：二里头式牙璋的某 些主要特征，在二里头 文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于 石峁文化和山东龙山文 化牙璋中，但二里头时期这些特征被加以改造组 合，形成一种典型的扉牙结构。可以说夏商时期 牙璋在南中国广泛传播，一定程度得益于二里头 对牙璋的重新塑造，我们推测这种塑造使得牙璋 具备了更高层面的宗教和政治意义，而本文对牙 璋细部特征的考察，就意在揭示塑造行为的 表征。 前文对二里头牙璋结构的讨论中，我们揭示 了二里头人在不同阶段对牙璋风格的创新和对前 代传统的“取舍”，更像是一种动态过程，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换而言之，我们所观察到 的二里头牙璋扉牙的动态变化不仅仅是图形和外 观的变化，更是一种活跃的媒介，沟通着隐含的 意义。这些结构的变化、基调的形成，无不体现 着玉器本身的能动性与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情境。 基于牙璋在二里头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作为二里 头玉礼器群中的重器，在早期国家的礼仪仪式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19］ ，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与政治 和社会权利密切关联的。有学者曾提出一个有趣 的政治假设，特定器物风格的变化代表着社会动 态和集体记忆，控制风格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行 为，进而塑造社会记忆，来形成有利的社会秩序［20］ 。 二里头的牙璋传统在被塑造之初，有选择地延续 了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之后又转换方向， 选择了更具石峁特色的扉牙形制。令人不禁推 120 测，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传统有何深层含义，而那些拥有特权的社会精英是否会通过使用 特定的传统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传达他们的 统治地位与文化优越性。换句话说，由于玉器的 特殊社会价值，二里头牙璋扉牙结构的历时性变 化，不单关乎审美或文化传播，可能涉及了权力 和仪式的表达，作为政治精英巩固其统治地位的 手段，这些结构的内涵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 下才能被理解。李旻也曾撰文指出，二里头的丧 葬习俗与核心符号代表了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 在伊洛盆地的早期国家中的聚合［21］ 。相较于传 播，二里头牙璋扉牙变换的历程是深谙着龙山时 代扉牙规则的人物在重组、重构，并创建了一种 新的秩序。在二里头早期国家背景下，玉器的使 用方式和制作工艺可能象征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 态或宗教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在随后的国家权力 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二里头牙璋对新的牙璋 结构的构建与对不同旧传统的舍取之背后，也很 可能暗示了人群的流动以及特定知识的流传。
刘佳林1 赵海涛2 许 宏2 何佩岭1 张 飞2 郭振亚3 邓 聪1* 1.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005； 3.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垱头村党支部，河南 洛阳 4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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