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广州。
杜凤治坐在南海县衙的后堂，翻着刚写完的日记，突然想起几年前肇庆知府郭式昌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君太认真太直性，官场不可与人有真性情，广东更甚。”
那时候他刚到广东不久，还不大明白这话的意思。如今在官场混了五年，他总算懂了。
他在日记里写下四个字：“官场如戏场。”
生旦净末丑，样样都得有。唱得好的，升官发财；唱砸了的，革职查办。而他杜凤治，不过是个在台上跑龙套的。
杜凤治在广东当了十四年官，见过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他在日记里给这些人画像，有的几笔带过，有的浓墨重彩，把那些年官场上的“名角”全记下来了。
先说丑角。
有个叫钟谦钧的，是捐班出身，从九品小官一路爬到三品大员。杜凤治在日记里骂他：“是何伧夫，以一司事得九品虚衔，一生卑污谄谀，保举至三品大员，仍然佐杂面目。”
这话够狠的——说他就算当了高官，还是一副小吏的嘴脸。
还有更损的：“偶得中堂一言半语容与委蛇，看他出来连屁眼都是快活的。”
杜凤治私下和另一个官员方功惠，给钟谦钧拟了一副对联：上联“卑鄙无耻，不脱佐杂习气”，下联“刻薄寡恩，确是绝后行为”，横批“是为贼也”。
这副对联，他记在日记里了。钟谦钧如果知道，估计得气死。
再说净角。
一百多号人，带着戏班子来上任。这哪是来当官，是来开分公司。
杜凤治在日记里没评价，但字里行间能读出那种“服了”的意思。
杜凤治在官场混了十几年，最头疼的还不是同级的同事，而是上下级的关系。
广州知府梁采麟是他的顶头上司，又是同乡，关系本应亲近。但杜凤治在日记里记了一件事：同治九年，梁采麟接印那天，道贺的州县官员挤满了大堂，一百多号人挨个叩拜。
梁采麟六十多岁的人了，要一一跪下回叩。没到一半就受不了了，大呼“实在来不得了，气都喘不过来”，被人搀扶进去休息。
杜凤治在日记里感叹：“此实恶顽笑，年已六十余，如何能连请百余安？”
可这是规矩。下级拜见，上级必须回礼。哪怕累死，也得撑着。
还有一个叫严先佑的，67岁了，还在当谳局总办。开封印的时候，跪下就起不来了，得两个人架着才能站起来。
杜凤治看着这些老家伙在台上硬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对下属，杜凤治也没少操心。
他在南海当知县时，手底下有个叫席宝书的典史，本来在南海干得好好的，突然被调去东莞。席宝书不想离开省城，就来找杜凤治，求他帮忙谋个按察使监印的差事。
杜凤治帮不帮？日记没写。但这种事在官场太常见了——有关系就有门路，没门路就等着被调去穷乡僻壤。
除了那些有品级的官员，官场里还有一群“跑龙套”的人——幕客、书吏、差役，杜凤治在日记里也没少写他们。
有个叫方功惠的，是瑞麟的亲信，晚清著名藏书家，学识渊博，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杜凤治和他关系不错，两人经常一起“手谈”（赌博）。
但方功惠有个烦恼：他办事能力强，上司常派他处理科场事务，可他没实职，没印信，办起事来处处受阻。
方功惠找杜凤治诉苦。杜凤治听了，帮他想了个办法：找布政使再发一札，明确方功惠是总办，福纶是副手，再发给方功惠一个木质关防作为凭据。
这事办成了。杜凤治在日记里记下来，没多说，但看得出他对方功惠的同情。
还有那些书吏，杜凤治也没少打交道。有一次，户房典吏汤新欠了“公礼”（其实就是下级定期上交的灰色献金）五百两，杜凤治把他叫来，训斥了一顿：“今日要钱亦大声疾呼！”限期缴清。
五百两不是小数目。这笔钱从哪来？自然是从百姓身上刮。杜凤治知道，但他不管。书吏的“公礼”是他的重要收入来源，不能不收。
光绪六年，杜凤治辞官回乡。临走前，他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如释重负。”
他终于不用再唱这台戏了。
可他的日记留下来了。那些年他见过的上司、同僚、下属，那些他骂过的、帮过的、同情过的、厌恶过的人，都被他记在日记里，成了这台“官场戏”的见证。
一百多年后，人们翻开他的日记，还能看到那些人的模样——钟谦钧的谄媚，英翰的排场，梁采麟的狼狈，方功惠的无奈。
官场如戏场，生旦净末丑，样样都得有。
至于谁唱得好，谁唱得差，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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