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羊城晚报
□ 戴鞍钢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绵延千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史，就会发现：海洋不仅连通世界、激荡文明，也深刻塑造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轨迹。
江南文化孕育的上海，地处东海之滨、面向太平洋；岭南文化滋养的珠江三角洲，濒临南海、商贸兴盛。两大区域皆因海而生、依海而兴。近代上海开埠通商，使江南与岭南在同一时代舞台上相互激荡、彼此汇流；而以欧美近代商业文明为背景的“西学东渐”，更为这种地域文化与贸易网络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诞生并发展壮大，其中，来自广东的商人与航运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立与经营，成为近代中国文明交流与航运贸易转型的重要历史见证。
传统漕运危机与江南商界的“知识时差”
植根于江南文化沃土的上海，有着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因子。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就有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青龙港和青龙镇。近年来广受瞩目的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被列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了大量文物，确证了其作为唐宋重要贸易港口的地位。至清代中叶，黄浦江边的十六铺港埠和上海县城，已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
近代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的坚船利炮与近代轮船进入中国海域。相比于传统的木帆船，西方轮船在速度与载重量上的优势是绝对的。清代有所谓“三大政”，即漕运、盐政与河工，其中维系王朝经济命脉的南粮北运（漕运）体系，长期依赖江南水系特有的平底沙船承担运输。但在外洋轮船的冲击下，传统的沙船业遭遇严峻挑战。
1871年，直隶发生严重水灾，京城迫切需米，但当时的传统沙船业已趋凋敝，无力承运漕粮北上。严酷的现实迫使晚清政府与商界必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上海的沙船商人在筹备自办轮船企业以应对外资航运压力的过程中，获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批准与支持。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准清廷设立轮船招商局，并于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正式开业。其初衷非常明确——“挽回利权”，以确保漕运和沿海贸易的命脉不完全假手于外商。
招商局初创时，负责筹备的是出身于江苏宝山沙船业世家、时任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的朱其昂。朱其昂等人虽然精通传统沙船业务，但在面对西方近代企业的股份制运作、资本筹集以及国际航运规则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当时江南商界在应对现代商业制度时的“知识时差”。尽管他“习知洋船蹊径”，但在上海商界人脉不广、号召力有限。
一场“及时雨”：岭南商人的入局与制度移植
在这一关键时刻，大批随着五口通商向北推进的广东商人，成为了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一场“及时雨”。1873年5月，李鸿章果断聘请在沪的粤商唐廷枢、徐润加入轮船招商局，由唐廷枢任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等为会办。
岭南地区在对世界的交往，特别是与欧美国家衔接的广度与深度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岭南商人最早接触并吸收了西方的商业规则与企业制度，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经营本领。
唐廷枢和徐润的家乡，正是岭南文化孕育的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县，更是当时广东“风气最开通的地方”。他俩很早就浸润搏击中外贸易商场，已积累的经验、知识、技能、眼界和人脉，远非国门初开的上海沙船商人等所能比肩。
以唐廷枢为例，他早年曾在香港的教会学堂求学。还在鸦片战争前，为了中外贸易的需要，华南沿海已流行着所谓“广东英语”；正是为了适应广东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实际需要，他在1862年（30岁时）精心编撰出版了《英语集全》。这不仅是一部面向商贸往来的实用英语读本，也是一部系统介绍西式商业与社会知识的英语教材，共分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工商业、官制、国防、买办问答等六卷，并用粤语注音。这种跨语言的微观交流工具，是中外贸易文明交融的生动画像。在加入招商局之前，唐廷枢还曾与英商合资开办东海轮船公司，在首批入股的1650股中，华商股份占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有400股。他还曾出任该轮船公司的襄理。
另一位香山人徐润，同样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他的叔父徐荣村，早在1851年便率先将中国湖丝运往伦敦，于首届世界博览会上参展，让中国物产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徐润本人“年十五来沪上，弃书习贾，业丝茶二十年，中外人士交相推重”，他不仅曾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股东，在受命加入招商局后，更是毅然“即将向做茶叶等生意概行停止，以专局务而免分心”，为招股、揽载煞费心力。
唐廷枢、徐润等岭南商人的加入，为招商局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商界人脉与近代资本运作经验。对于这项人事变动，上海报界给予了高度评价，1873年6月9日的《申报》以《轮船总办有人》为题称赞：“轮船招商局向系朱君云甫办理，李节相已改委唐景星（注：唐廷枢字景星）总办矣。按，唐君阅历外务，洞悉西船运载法制，以此任属之，真可谓知人善任者也，想轮船公事从此日见起色，其利益岂浅鲜哉？”
“粤人经商、苏人理漕”：大航运贸易网络的崛起
随着唐廷枢、徐润等人的全面操盘，招商局形成了近代企业史上极其经典的一幕——“粤人经商、苏人理漕”。
这是一个两种地域文化巧妙衔接、互补共进的生动案例。由更熟悉国际规则、拥有广泛人脉的岭南商人，负责招股、揽载等全盘商业运作；由熟悉传统官府运作和漕运体系的江南士商，负责处理官务和漕运。
这种合作，从根本上体现了近代江南商人务实而开放的心态——一旦认识到自身在“西学”和近代经营上的短板，便豁达地让更能干的岭南商人来挂帅。同时，这也展现了岭南商人极强的制度移植与资本号召力。在唐、徐二人的苦心经营下，大量资本涌入招商局，当年（1873年）《申报》便惊呼：“查此局近殊盛旺，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入股份者。”时人亦有云：“昔年招商局朱其昂始创，只有轮船四艘，为运漕而已。后经唐廷枢、徐润接办，推广航路，招集商入股者，粤人十居其七。”1881年，招商局顺利招足了额定资本100万两。1879年底，唐廷枢在致函盛宣怀时无比自豪地回顾：“接办之时，商股全无，至今股份将及百万，每股百两，计七年已分回利息七千两。”
更为壮阔的是，在江南与岭南商人的携手并进下，中国近代的大航运贸易网络被大大激活。他们突破了外资轮船公司的压制和阻挠，不仅将沿海干线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向北延伸至烟台、天津、牛庄，向南拓展至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及香港，几乎贯穿中国绵长的海岸线；更将航运网络深入汉口、宜昌等长江内河体系。这种“沿海干线+内河网络”的布局至关重要，它极大地增强了沿海经济对广袤内地的辐射力。
在此基础上，招商局的航线更是延伸至日本长崎、神户，以及南洋乃至美国檀香山等地。这一创举，极大地撼动了外商的航运垄断。总理衙门章京顾肇新曾评述招商局的崛起：“与太古、怡和鼎峙而三，使其利不尽为外人所攘夺，所谓收回利权者，用意实在于此。”英国人在沪办的《北华捷报》则曾抱怨：“成立轮船招商局原则上是为了中国人，为了尽可能将沿海的商贸发展控制在中国人的手中，只是这个公司过于实现后面的部分了。”
两地商人的精诚合作，真正实现了“挽回利权”的初衷，也为日后中国丰富的本土物产（包括“广货”）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受制于外商的近代化物流与资本保障。
历史的回响：交融互鉴的时代启示
近代中国人办企业者众多，但像轮船招商局这样历经风雨、经营成功的却屈指可数。其中，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互鉴，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天，当我们漫步上海著名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那些曾经外商林立的中心地段，依然屹立着一栋巍峨的百年建筑——著名的轮船招商局大楼。早在1877年，苏州士人潘钟瑞造访此楼时，便在日记中留下了极其生动的现场感：“屋凡三层，就两层之楼已极宽敞，几席齐排。临窗一观，正对黄浦，下接码头，一切安便。”
这栋屹立百年的大楼，宛如一种历史的象征。它见证了在千年贸易的文明交流中，中国商人如何以务实、包容的心态，携手迎接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它见证了中华文明如何吸收“西学东渐”的先进企业制度，在洋商占绝对优势的竞争中，硬生生拼下了一个立足之地。
追溯源头，上海开埠后得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融汇之机，沪粤两地的有识之士功不可没。回顾这段由海洋孕育、在激荡中前行的中外贸易史，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深刻视角，更为今天跨区域的经济协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参照。挖掘和利用江南与岭南文化中开放、务实、创新的历史底蕴，必将为今天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广货行天下”的远洋航程，提供深厚的历史启示。
（本文作者戴鞍钢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25年11月28日，作者曾在由上海市社联、广东省社科联、广州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对话中，作“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汇——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经营”相关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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