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行驶在三峡大坝上游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水域。 新华社 发
中华文明何以穿越千年风雨，绵延不绝？在日新月异的当下，回望中华文明的漫长历程，不仅是追溯历史的源头，更是寻找支撑民族前行的精神根基。本刊将以四期专访组成“中华文明的回响”系列，依次从文明演进、文化遗产、历史遗迹等维度，深入探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密码。
作为开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所著的《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为系列起卷，该书围绕“我们的文明根基及演进轨迹何在”“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如何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由何而来”等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与作者李治安的对话中，我们一起寻找中国历史演化的内在理路。
做贯通史的铺路石
上观新闻：您是元史名家，但这本新作的内容不限于元代历史，而是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贯通性思考。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治安：之所以选择开展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性探讨，我的理论源泉主要取之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突破政治史藩篱，注重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倡导长时段和总体史。这类理论对我影响比较大。
我做贯通性探讨，还离不开陈寅恪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垂范引领，他们兼具微观考据和宏观纵论的双重功底，既能“沙里拣金”，又可“鸟瞰四海”。另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对历史的理解有宏大思维，对中国学者无疑是一种鞭策。还有南开大学“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治史传统，也激发了我的思路。
我认为，断代史无疑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基础。近40年来，断代史成果极为丰硕，但多是各自为战，容易造成一些盲点，好些事情看不清楚、说不明白。实际上，无论是社会经济抑或政治文化，往往会超逸断代，呈现诸多的上溯或下延，而那些超逸部分，或许就是古代史研究的未知或薄弱环节。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基于断代、融通断代，适时做一些贯通或会通。
诚然，也有个人因缘际会。197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时想学隋唐史，也写过两篇习作，但读研究生后改学元史（杨志玖教授当年只招元史硕士）。这两个朝代，恰处于我所探讨的“两个南北朝”之后，是民族融汇的巅峰阶段，中间还穿插了“唐宋变革”这一关键节点。这样歪打正着，30多年后我就能从两个朝代切入，贯通地思考古代历史了。
上观新闻：做贯通性探讨常有风险，用您的话说“很容易撞到他人枪口上”，您为何坚持这么做？
李治安：贯通性探讨虽然有风险，但我愿意做探索者或铺路石。我个人选择贯通探讨，不是玩概念，而是基于实证的贯通。哪怕从宏观角度展开的论述，也得从大量史料里取材，下足功夫，筛选出有代表性、能通用的材料，再全面考量这些材料在“是什么情况”和“为什么会这样”的逻辑链条里的作用，以及它们和其他相关内容的联系，最终形成自己的若干见解。努力做到言之有据，能成一家之言。
既然是做探索者，难免有风险。自己做的工作哪怕一半以上失败，仅有三分成功，亦可引为鉴戒，为他人铺路。于我而言，融通古史、探索未知，接近历史的真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探索未知并非易事，即使偶有心得，也只是更接近历史真实，未必就是历史真实的全部，况且还会不断产生新的未知。
上观新闻：可以介绍您在这本新作中所研究的“三论”是什么吗？
李治安：中国古代史“三论”，具体指向中国传统社会中三组核心议题——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关系、民族融汇。通过三组论题，试图增添认识历史的新维度或提供某种解释框架，以揭示数千年文明演进的理路奥秘。
一是政治支配问题。两千年来，帝制国家的政策模式大体可归为两类：一类是编民耕战模式，另一类是“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以这两种模式来鸟瞰中国历史的发展。
二是南北地域问题。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还有草原儿女游牧天地的塞外大漠，既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疆土故园，也是古代地域及族群互动交融的广袤平台。这些地域板块相互关系的研究，就成为牵连中国古代史全局的重要问题。
三是民族融汇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繁荣，不仅是由不同地域子文明的碰撞整合而造就的，也是由不同族群的交融合汇造就的，这两类造就又经常复合交织发生作用。
大江南是文明重心转移地
上观新闻：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人们通常关注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您提出需要格外重视南北地域关系，这也是一个新视角。
李治安：中国疆域广袤，涵盖东西、南北多个维度的地域子文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主张，东汉以前基本格局为东、西两系统争雄，东汉以后主要是南北关系。
南北含三大地域板块：大漠、黄河、长江。具体而言，北方民族南下进入中原造成的两个南北朝，带来了南方、北方社会状况的显著差异，以及统一国度下的博弈整合。古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两大基本线索极其错综交织，往往就是通过东西或南北地域板块来施展和表现的。这正是我格外重视南北地域及其相互关系的缘由。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提及两个南北朝和南北地域的博弈。这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似乎有些不一样。
李治安：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一般只承认第一个南北朝。对五代以后的第二个南北朝，绝大多数论著和教科书并没有提到，通常不予认同。我觉得，第二个南北朝是否真正存在，不应该主要着眼于现代人的取舍态度，而应该尊重历史事实。
一些史籍上记载：较早的南朝、北朝和南北朝称呼，出现于北宋和契丹对峙之际，契丹、北宋互称“南朝”和“北朝”；在两宋与金朝分踞南北的100多年间，彼此依然使用南朝、北朝的称呼。总之，在辽金元与两宋长达300多年的对峙过程中，它们已习惯于彼此以“南朝”“北朝”称呼，甚至有“南北朝”合称的。
实际上，我们普遍认同的第一个南北朝，并非当时人的称谓，其在史书上的称谓是唐朝人的说法（唐朝人撰修《南史》《北史》后晚至五代才出现）。第二个南北朝却是辽、宋、夏、金、元300多年间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且见诸史书的称谓，而且一直使用到元末明初。明初以后，此称谓基本绝迹。这似乎与唐人文化上的开放心态和明代回归到南宋“内敛”心态有关系，同时也是近代渴望国家统一的思潮使然。
仅沿用“第一个南北朝”的说法，是一种约定俗成。我之所以强调第二个南北朝的存在，非欲改此俗称，主要是因为研究南北方社会差异的碰撞、整合的需要。哪些受到北方影响，哪些又受南方影响，社会关系、思潮乃至国家政策有何变化等，这样观察历史就更为全面、综合，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上观新闻：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未曾中断，这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对此，您为何说江南的历史性作用功不可没？
李治安：上世纪，蒙文通先生（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提出楚越是中华文明第二重心地说，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可印证其说。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显著贡献之一是江南稻作农耕，而且江南充任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后文明重心的转移地。此处所言的“江南”是广义的“大江南”概念，涵盖长江中下游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区域。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是相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断的情况所言。希腊、罗马都在地中海的北岸，其地理结构决定了它们无法拥有文明腹地和转移后方。而江南是中华文明南渡转移的大后方，华夏经济和文化在江南得以延续发展。尤其是10世纪以后江南自东向西的不断开发，宋元海外贸易的刺激，江南更是由第二重心地上升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带，也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原动力所在。后来居上的江南经济文化，转而对中原北方发挥了反哺和带动作用。中国就是这样南北互动，互相促进，共同造就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
地域子文明的碰撞融合
上观新闻：您说，江南在全国南北差异整合中的角色功用很明显。而大运河的修建不仅连接了南北，更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经济地理坐标系。
李治安：大运河作为漕运命脉，不仅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在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南北博弈和整合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运河修建后，一些城市因运河而崛起，形成鲜明特色。比如，扬州、淮安、汴梁、临清、天津及淄博等。这些城镇与旧式行政都邑类型迥异，属于漕运带动下的工商市镇，是汉唐长安等行政都邑城市之外的另一类工商业城镇。
上观新闻：可以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工商业城镇吗？
李治安：扬州处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口，隋炀帝当年修凿大运河时长年居住在扬州，许多盐商也聚集于此。扬州因大运河而兴，成为隋唐最富裕的城市。淮安是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口，明朝中叶以后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商业码头，也是明清漕运总督的治所，它的繁华程度仅次于扬州。
汴梁（今河南开封）地处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北宋因漕运而沿用的都城，也是一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其商业繁荣程度胜过长安，从《清明上河图》便可知汴梁兼作工商业城市的新面貌。临清，在大运河与卫河交汇处，明清时期的繁荣程度仅次于北京。天津，大运河与海河及出海口的交汇处，在元朝推行海运时还是海运入京的通道。
淄博虽不临大运河，距临清200余公里，却是当时北方独有的新兴辐射型工商业城市。在清代早期工业化的新型城市中，北有淄博，南有佛山。淄博兴盛，也离不开大运河的反哺带动。
这些运河城镇和行政都邑不一样，属于漕运带动下的手工业、商业城市，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和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等作用极大。可见，千余年间，大运河对南方、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结构优化等带来的深刻影响，明显更新了南北经济的坐标系。
上观新闻：古代中国在数千年的分合中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近代中国。您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有哪些？
李治安：最关键的因素，大抵是东亚自成独立地理单元的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交融聚合效应与滚雪球效应。这期间，占据湿润和半湿润地带的汉族农耕文明充当先驱核心，占据干燥和半干燥地带的其他兄弟民族守边开发，二者的交融互动和辐射内聚，遂形成上述两种效应。
中华文明连绵发展五千年，无论是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作为文化综合体的中华文明，都呈现“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回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呈现了先秦、秦汉魏晋、晚唐宋元和明末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合。四次民族大融合期间几乎都曾有一段政权割据、族群纷争或交融，之后才是政治大一统及若干子文明的相应整合。四次民族大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背后，当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地理环境、思想文化及杰出人物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是决定性因素，是文明发展的两条互有交织的基本线索。
可以说，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撞与整合。我们也应该坚持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携手创造“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和广域中国、大中国的原则，这是符合历史真实和历史潮流的。
真实与文采的完美结合
上观新闻：您的这本新作是历史学术研究著作，20年前您还写过人物传记《忽必烈传》。通俗的历史写作与学术研究之间是否存在鸿沟？
李治安：撰写《忽必烈传》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人民出版社向我约书，他们要出版“帝王传”系列书籍，元史方面列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而中华书局也向我约稿，主题是元朝官制。这两个选题都是我愿意研究和写作的，但做不到两项任务一肩挑，我最终选择写作《忽必烈传》，毕竟一本《忽必烈传》，相当于半部元史。
这本传记的写作对我的治学很有帮助。之前，我研究政治制度比较多，写了这本传记以后，研究领域就趋于综合化，进而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随着研究领域拓宽，学术视野也大幅度扩展。
我认为通俗的历史写作与学术研究之间不存在鸿沟。我是做历史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有些人擅长学术研究，有些人擅长通俗写作，这只是分工的不同。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在这二者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让前沿性研究通过历史普及作品更多、更快地传播给大众，这也是学者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上观新闻：您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普及作品应具备哪些特质？
李治安：优秀的历史普及作品应具备两个特质：第一，融入真实历史和前沿研究；第二，绘声绘色，富有文采。二者需要完美结合。在这方面《史记》是典范，它既是史书，又是文学作品。
上观新闻：有人说“历史是永恒的辩证”，您认为中国古代史中最值得今天反复思考的“辩证”是什么？
李治安：从我的研究领域来看，我认为还是土地问题，它是中国农耕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无论是领主封建制到地主封建制的嬗变，战国以降郡县官僚政治的奠定，“千年田，八百主”与“王土王民”的悖反，历代王朝兴衰变迁与农民起义，还是科举制下士大夫“耕读传家”，百姓迁移与边疆逐步开发，乃至北方民族南下背后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碰撞等，几乎都围绕着土地问题，或者说绕不开土地问题。我们所公认的社会经济第一主线，根源也是土地问题。
上观新闻：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哪些历史人物或历史场景曾深刻改变您的思考方式？
李治安：我比较推崇司马迁。他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还是经济思想家。他对秦汉帝制社会的观察具有深邃的洞见，譬如他对财富和皇权的精彩描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司马迁在揭示中国古代价值规律、经济市场等方面堪称旷世天才，尤其是他敏锐道破战国以后财富和权力两大支配力量，后人难望其项背。
今人常常对明清的“闭关锁国”深恶痛绝，认为该政策是中华文明近五六百年滞后的罪魁祸首。然而，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明清“闭关锁国”并非全是偶然，确切地说是相对于隋唐、宋元贸易文化开放的另一种历史惯性的政策选择，同样有其赖以生存或表现的深厚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官府强力管制等惯性。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旅程似乎十分艰难，可谓任重而道远。而后，从“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终将在推陈出新和兼收并蓄中“涅槃重生”。
上观新闻：能否为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推荐一些历史书，既不枯燥又能讲明白历史脉络。
李治安：我推荐两本书：钱穆的《国史大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前者是通史性的名著，很难被超越；后者是从万历十五年切入，剖视明王朝，剖视后期帝制国家，小视角写出了大问题，也比较通俗易读。（中华文明的回响相关图书推荐刊书评版）
《中国古代史三论： 政治·地域·族群》
李治安 著
中华书局
原标题：《中华数千年文明何以未曾间断？》
栏目主编：王一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彭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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