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00年之后，罗布泊周边地区普遍进入了较为发达的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地区如哈密盆地、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等，都出现了十分兴盛的彩陶文化。相较之下，这段时间罗布泊十分沉寂，充分说明了该地区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塑造作用。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当地的环境和气候条件才逐渐转好，孔雀河上游的水量极大增加，人类活动便再度活跃起来，这正是楼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时。
在这一背景下，楼兰出现的时间上大体相当于战国时期，但它具体何时立国，目前尚无法确定。“楼兰”这个名字第一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司马迁执笔的《史记》之中，《史记》记录了匈奴的冒顿单于在西汉前元四年（公元前 176）写给汉文帝刘恒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或当为“三”）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这封信的历史背景是西汉和匈奴的对立与争夺。西汉和匈奴，是公元前2世纪基于中原农耕世界和北方草原的游牧世界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而形成的、具有相互伴生关系的两大帝国。它们几乎同时崛起，相互间的交往、对抗不仅影响着中国北方及蒙古高原的历史进程， 也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帝国出现的历史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走向了统一。秦始皇最终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但由于初创时期的种种因素，其统治十分短暂，秦朝仅二世而亡。真正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任务，是在西汉王朝时期。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各路军阀混战，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十分凋敝，但汉朝统治者及时总结和吸取了秦朝迅速崩溃的历史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旨在稳定经济、恢复农业生产，并修复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在这种背景下，西汉政权的国力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农耕文明政权。
与中原地区这一进程同时，其北部的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草原，也逐渐凝聚和兴起了强大的游牧政权，这就是出现在司马迁笔下的匈奴。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草原地区的游牧人群也经历着整合统一的过程。其中匈奴从月氏、东胡等人群脱颖而出，成为游牧人群的代表，随着北方草原部落的整合，一个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逐渐形成了。冒顿单于（约公元前209—前174年）正是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人。在他的带领下，匈奴迅速崛起，击败了东胡、月氏等部落，奠定了对北方草原的统治地位，其一系列的军事扩张，控制了广阔的领土，使匈奴成为欧亚草原上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在这一历史形势下，汉匈两大帝国毗邻而立，很自然成为对立者。匈奴以其灵活的骑兵和强大的机动性为军事优势，汉王朝则拥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稳固的腹地。
在两强并立的局面中，位居西部的绿洲世界，逐渐成了两大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冒顿的信中，所谓“小吏之败约”，指的是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侵犯上郡、杀掠人民一事；“二十六国”应为“三十六国”之讹误，泛指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这段文字经常被各种论著广为引用，以说明西汉时期西域的局势，即原西域的霸主为月氏，塔里木盆地各小国曾一度为其役属。在公元前177年或前176年，匈奴击败月氏并将其逐出西域，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诸国均转而归附匈奴。这一事件在西域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伴随匈奴扩张而来的，是中原王朝对西域长达几个世纪的经营，并最终促成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兴盛。楼兰作为诸小国的代表，出现在了冒顿这封向汉王朝宣示控制权的信中，应该是由于楼兰位于塔里木盆地最东缘、南北两道交通交会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之上。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除了从匈奴处辗转了解西域存在楼兰等绿洲王国，想必也从其他渠道获得了一些塔里木盆地的情报信息。不过，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由中央派出人员直接了解楼兰和西域信息的行动，最早只能追溯到张骞通西域。
我们知道，张骞最初被派往西域的背景，是汉武帝掌权之后，西汉国力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已经逐渐强大起来，积累了足以从军事上与匈奴正面对抗的实力。在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汉廷了解到，月氏曾是西域的霸主，但在匈奴崛起后则被后者取代，并被迫向西迁徙，先后居于伊犁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因此，张骞出使的初衷，是为了联合与匈奴有宿仇的月氏，以达到共同对抗匈奴的目的。正如汉廷所意料的一样，张骞的出使历尽坎坷。在出使过程中张骞遭到匈奴极力阻挠，前后历经十几年时间，往返途中都被匈奴捕获，最后都是趁匈奴内部政权更迭的时机才逃脱。然而，尽管张骞不忘初衷、持节不失，但由于在途中被扣押时间过长，达到了十几年之久，待他历尽磨难、终于抵达月氏之时，月氏却已经在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不再思归故土，“殊无报胡之心”。当然，这一结果或许也在张骞以及汉廷的意料之中。因此，在出使过程中沿途获取的关于西域各国的信息， 便成了张骞此行最大的收获。可以合理推测，张骞回到中原后，必定会向汉武帝上交详尽的出使报告。作为西汉官方史官的司马迁，也自然有权阅读这些报告。因此，一般认为，司马迁写作的《史记》中， 关于西域的信息，应该就是来自张骞的报告。
敦煌文书中记录的唐代鄯善城
关于楼兰的具体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及“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等语，仍比较简略，都是在介绍张骞出使、李广利伐大宛等历史事件的过程中顺带提到的。到了东汉时期，史官班固为西汉王朝编写史书时，无疑已经能够掌握更多的材料。因此《汉书·西域传》的记录要更为详细准确：“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婼羌同。”明确地记录了楼兰的人口、军队数量，国中所设职官，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特点。班固在写作时是从中央王朝的角度出发的，记录的无疑是西域臣服汉朝之后的信息，他明确说明：“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虽然我们不知道中央何时对西域进行的人口户数调查，但大致推想应该在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此时，楼兰早已改名为鄯善，并在汉朝的扶持之下有所壮大，但其人口也才14100人、胜兵 2912人，那么张骞刚刚抵达西域时，其规模显然更小。
作为汉朝大国的重臣，在张骞、司马迁等人看来，与西汉相比， 楼兰显然只是一个“蕞尔小国”，其重要性与扜弥、龟兹等都无法相提并论，但他们无疑也注意到了楼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指出这个占据丝路重要枢纽的小国，在处理与汉朝、匈奴的关系上，表现出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司马迁将其称为“两属”。
“两属”是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的无奈选择，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西域绿洲小国中经常见到，绿洲小国可能同时役属于中原王朝、塞北游牧政权或天山帕米尔以西的强国，有时西域的绿洲小国或许还会同时役属于西域的绿洲大国。要知道对楼兰来说，汉廷最初经营西域时，匈奴仍是西域的霸主，甚至曾经设置“僮仆都尉”一职来直接管理西域，向各国征收赋税。在前文提到的匈奴向汉文帝夸耀武功的致信中，冒顿单于就得意洋洋地提到了定楼兰等三十六国，可知匈奴也了解楼兰国土虽小，地理位置却十分关键，因而会特别加以重点控制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史记·大宛列传》中称楼兰“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的行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的是匈奴的意志。否则，按常理推测，汉朝使者出使一般都会给西域小国带去大量财物，与西汉交好对楼兰来说有益无害。而且，张骞出使成功之后，许多效仿者向汉武帝请愿出使，这些人其实“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也就是说各自有私心，以使者之名侵吞财物或将其 贱卖到西域，这对本地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作为当道小国，背后如果没有匈奴的授意，楼兰没有理由得罪前来通好的汉朝使者。因此，楼兰“攻劫汉使”恐怕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对于这一点，东汉时期的史 家班固看得更清楚，他在《汉书·西域传》里清楚地指出，楼兰、姑 师攻劫汉使，一方面是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武帝派来的使者数量太多，“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一年中多达十几批，前面和后面的使者前后都可以相接，因而“苦之”，接待不过来；另一方面主要则是“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不敢违抗匈奴的命令。事实上，在攻劫汉使之前，楼兰无疑曾经权衡过，毕竟西汉初来，也不了解其真正实力，且“度汉兵远，不能至”，但匈奴确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威胁，只得“禁其食物，以苦汉使”。
当然，面对这种情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自然不能容忍。汉使被楼兰、姑师攻劫之后，向汉武帝作了报告，并纷纷告诉汉武帝这些小国虽有城邑，但军事实力较差，“兵弱易击”。于是，汉武帝命令从骠侯赵破奴出兵。赵破奴带领大军“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先是计划攻打匈奴。显然，汉廷十分清楚，汉使在西域被攻劫是受到了匈奴的指使。不过，匈奴是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等到赵破奴大军到达之时， 他们已经转移了。于是，赵破奴又将兵锋目标指向了“邑有城郭”的姑师，他们无法像游牧人群那样随时逃走。而在击姑师之前，楼兰又是第一站。赵破奴或许是吸收了之前攻打匈奴无功而返的经验，采用了闪电战术，带领轻骑七百余迅速抵达楼兰，俘虏了楼兰王，之后又一举攻下姑师。数为楼兰所劫的汉使王恢，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并因战功而被汉武帝封为浩侯。这次军事行动十分顺利，效果显著，不仅震慑了乌孙、大宛等国，让他们见识到了西汉的真正实力，而且将西汉的长城亭障——即帝国北部边疆的防御线，向西修筑延伸到了玉门。匈奴听说楼兰投降汉朝的事后，也发兵攻打它。面对这两个大国，楼兰自然谁也不敢得罪，只好向他们都称臣，国王派出自己的两个儿子， 分别去匈奴和汉朝做质子。
这是楼兰的“平衡”之道，也是不得不如此。而作为一个西域小国，由于实力悬殊，楼兰显然也不可能具备真正平衡汉匈的能力，基本上只能永远处在疲于应付眼前短期威胁的状态之中。果不其然，在后来改变西域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事件——李广利伐大宛的过程中，匈奴又再次指使楼兰截杀汉使。
李广利伐大宛是两汉之时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西域用兵， 对此后中原和西域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前赵破奴顺利打下楼兰、姑师，取得初步胜利，印证了汉使们对其“兵弱易击”的判断，汉武 帝由此尝到了甜头，筹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伐大宛”之举无疑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可想而知，汉武帝身边应该环绕着一群善于揣测、迎合帝王心理的“妄言”之人，他们了解到汉 武帝开疆扩土的欲望，投其所好，就把大宛马的信息告知了汉武帝，“宛有善马，在贰师城”，而且还不忘添油加醋补上“匿不肯与汉使”，如果说前一句仅是信息，后一句则显然是这些妄言之人的有意撺掇。司马迁记述说汉武帝“闻之甘心”，但是，对于汉武帝来说，为获取大 宛马而出兵，固然有他个人喜好的成分，但更多还是出于西域经营战略的考虑。经营西域的初衷和最主要的目的是汉武帝为出击匈奴而制定的战略，无论是派使者张骞出使大月氏、送公主去与乌孙和亲，还是出兵攻取楼兰、姑师等这些小国，最终控制西域，都是制服匈奴这个大战略中的具体部署。只是，随着张骞通西域“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已经从单纯的对付匈奴，变成了胃口更大的“威德遍于四海”。实现这一目标，和平方式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进军是迟早要采取、不可能少得了的事。在此，当时的西域诸国对汉和对匈奴的态度，主要是以军事武力为转移，很多小国对汉使态度不好、不合作，主要就是考虑到匈奴的压力，这种周边小国的态度也刺激和提示着汉武帝，他必须下定决心在军事上取得对西域的决定性胜利才能达到“威德遍于四海”的目的。因此，“伐大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宛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师出有名的借口而已，在事实上，这次军事行动也的确对将西域最终纳入中原治理范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面对匈奴截杀汉使的命令，楼兰不敢违抗，不得不遵照执行，但这显然是一种飞蛾扑火的行为，很快就被屯兵玉门关的汉朝军政任文获知上报。汉武帝命令任文率兵从小路直接将楼兰王逮捕，押送到长安。在被责问为何截杀汉使时，楼兰王委屈地回答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名言：“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这句话道出了西域小国的苦衷，“两属”作为生存之道，虽然不是长久之法，但对小国来说，也无计可施，只能求得一时苟安。
（本文选摘自《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陈晓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来源：陈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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