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春风拂过长空，又是一年草长莺飞之时。当我们仰望苍穹，看歼10战机呼啸长空之时；当我们发现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对比国际先进水平，已实现了从“望其项背”到“并驾齐驱”的转变之时；我们便更加怀念一位老人——“歼10之父”宋文骢同志。
十年前的今天，宋文骢同志走完了86年的人生旅程，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十年后，当我们缅怀这位“航空巨匠”的同时，我们更应从他“倾尽此生付长空”的事迹中，感悟何为正确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功成”。
创新为魂：攻坚克难，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如果说创新是政绩的核心动力，那么攻坚克难便是政绩的必由之路。
1978年6月，当时的三机部决定对歼7进行大改，确定由成都所与3个兄弟单位共同成立歼7飞机大改系统工程设计室，由王南寿任第一总师，这便是歼7Ⅲ飞机。
然而不久后，就有人提出异议，要把“参照设计”的指导思想改为“全面测绘”，导致设计工作无法进行。1979年底，王南寿调往北京工作，歼7Ⅲ的研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窘境——而当时，整个中国战斗机的研制工作，也同样处在对国外同行“望尘莫及”的窘境中。
1981年10月，时任成都所副所长、总设计师的宋文骢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歼7Ⅲ型号总师。“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文骢的心中浮现了隔壁武侯祠墙上镌刻的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句子。
重任在肩。追赶，成了宋文骢那代航空人的使命。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无疑要靠自主创新来实现。
宋文骢在谈及歼7Ⅲ的研制工作时曾说：“在搞这个型号时，我就意识到，我们是在搞一代全新的飞机，要赶上别人大量装备的第二代飞机，这和过去有质的不同。既然是这样，我就首先告诫自己，也告诫搞设计的同志们，全过程必须按自行设计进行。”
这并不是宋文骢第一次搞创新，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带领成都所研制歼9之时，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便已有体现。
其一是“鸭式布局”。这一布局，不但在我国没有先例，就是美苏等航空技术先进国家也没做过。宋文骢的老同事谢品曾说：“当时国际上类似的设计只有瑞典的萨博-37，但它那个鸭翼是‘死’的，我们这个是独创。”
其二是“拦射武器系统”。当时，航空技术先进国家已经向“超视距空战”转变，但中国同时代的战机在设计时仍然使用机炮作为主攻武器。当时的宋文骢团队敢于在研制歼9的过程中，则为其配套研发“拦射武器系统”作为作战的主要武器系统。作为后发国家，这是中国探索“超视距空战”的重要一步！
宋文骢的创新精神，源于对国防需求的深刻把握，源于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执着追求。这种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精神，正是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的必由之路，是一种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政绩观。
胸怀为基：“功成不必在我”，甘做奠基铺路的“潜绩”
1986年，宋文骢被正式任命为歼10总设计师。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有人问宋文骢：“年龄不饶人哪，这架飞机能在你手里最终定型吗？”宋文骢坦然地笑答：“通过歼10的研制，中国肯定会成长起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我们肯定会培养一支素质高、技术精、作风硬的航空人才队伍。”
从1986年到1998年歼10首飞，整整12年；从1998年首飞到2004年歼10正式列装部队，又是6年。在这期间，宋文骢在操心研制工作的同时，为航空工业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当时成都所和成飞作为歼10项目的主设计和主制造单位，甚至有一个口号——“型号成功，我成才”！作为院士和总设计师，宋文骢奉行“放手让年轻人干，老同志要做好榜样”的理念，在技术民主上率先垂范。在讨论新发动机协调方案时，面对“改造旧机”还是“另起炉灶”的抉择，他力邀年轻人在资深前辈面前直抒己见、畅所欲言，并拍板采纳了年轻人提出的方案。他要求，新成立的成都所战术性能与工程发展组每年必须产出两三个新方案——这既是放飞设计思想、驱动技术前行的“引擎”，更是为年轻工程师量身定制的“练兵场”。
宋文骢与成都所青年科研人员在一起
培养年轻人这件事，宋文骢一直坚持到了晚年，他在卸任总设计师后仍坚持每天上班，以“院士院士，就是做事”自勉，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年逾八旬时，最小的弟子只有三十几岁。这些年轻人组成了一支敢打硬仗、勇攀高峰的人才队伍，为后来歼20等新一代战机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文骢的这种坚守，靠的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种着眼长远、甘做铺路石的境界，正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不纠结个人得失，不计较一时名利。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宋文骢同志正是这一要求的模范践行者。
科学为尺：求真务实，按客观规律办事
科学之道，贵在明察。宋文骢同志在飞机设计领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宋文骢作为飞机设计总师，坚定地认为飞机就是打仗用的，就是给部队用的。他打破传统设计观念，从过去“飞行员只能适应飞机”转变为“飞机设计必须满足飞行员的要求”。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他亲自带领设计团队与飞行员频繁交流，了解需求。定制化的设计能给使用者最舒服的操作体验感，歼10飞机操纵杆和油门杆双杆上15个按键的功能、位置和操作程序，“一键转换”的快慢轻重，甚至操纵杆的形状，都是由飞行员捏出模子再反复试验摸索最后确定的。歼10首飞员雷强曾这样形容：“过去开的飞机就像坐旧吉普车，现在就像高级轿车。”
为了多跟飞行员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搭建飞行员与设计师之间的桥梁，宋文骢这个不喜应酬的人却愿意和飞行员们聚会。他视这些聚会为重要的沟通交流机会，让设计师融入飞行员群体，共同改进飞机设计；也让飞行员看到设计师对飞行安全的珍视，使他们对歼10飞机充满信心。
歼10样机出世后，宋文骢还请来了很多空军飞行员、地勤人员到现场，让他们到机上亲自体验、感受，同时还准备了红、黄、黑三种颜色的旗子，觉得满意就插红旗，不太满意就插黄旗，完全不满意就插黑旗。
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科学决策”的生动体现。正确的政绩观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正确的政绩，必生于实事求是的土壤，成于按规律办事的耕耘，否则，必将结出“劳民伤财”的苦果。
为民造福：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事业
宋文骢的一生，是对党忠诚、航空报国的一生。宋文骢同志曾说：“如果能活到100岁、200岁，那我还能多为国家研制几架飞机。”这朴素的愿望，饱含着一位共产党员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而正确的政绩观，首先是坚守政治忠诚的政绩观。因为只有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发展的洪流，政绩才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在真正的奋斗者心中，政绩不是一时的数字，而是跨越生命长度的追求；不是个人的功名，而是国家民族的未来。
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后，宋文骢曾激动地宣布：“从今天起，我的生日改成3月23日！”这种将生命熔铸于国器之中的举动，是一种将“小我”升华为“大我”的崇高境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目的是“为民造福”，宋文骢同志用一生践行了这一宗旨，他的政绩最终体现在国家航空实力的提升和国防安全的巩固上。他毕生所求，不是个人浮名，而是铸国之重器以卫疆土，是育国之英才以振家邦。这正是正确政绩观的终极归宿——“为民造福”。宋文骢同志的政绩丰碑，不刻于金石之上，而是巍峨矗立在祖国蔚蓝的天空，烙印在亿万人民安心踏实的土地之上。
星霜荏苒，居诸不息。宋文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他的精神有如明灯，为无数航空人指引者前进的道路。他所践行的政绩观，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是“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远见，是“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实干，更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诚！
新一代的航空人，当以宋文骢同志为代表的航空前辈为榜样，以“朝受命、夕饮冰”的事业心，“昼无为、夜难寐”的责任感，投入到航空强国、航空报国的伟大事业中去，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坚实业绩，方是对宋文骢同志以及无数航空前辈最好的告慰与传承。（作者：王静宇 彭文晶 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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