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北京一间普通办公室里，刚从台湾赶来的中年女人徐继红，对着当年功德林的老管教姚伦坐定。她既不是来翻案也不是来喊冤，开口只问了一个让全场瞬间安静的问题：我父亲徐远举，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已经悬了整整18年，徐远举1973年就去世了，外界一直没传出确切消息。对徐继红来说，弄清死因不只是了却心愿，还关系到实实在在的生计。当时台湾刚出政策，在大陆关押期间病故的少将以上军政人员，家属能领到一笔抚恤金，要是别的死因就一分钱都拿不到，她日子过得不宽裕，很需要这笔钱。
很多人可能没概念，徐远举死了为啥会惊动这么大？人家可不是什么小虾米，那是军统实打实的大特务头子，手上血债能摞成堆。黄埔七期毕业的他，早早就进了军统前身复兴社，后来坐镇西南管特务工作，整个人性子暴躁下手狠辣，早就有“活阎王”的名号。
当年《挺进报》被破坏，江姐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就是徐远举亲自主审的。为了逼江姐开口，各种酷刑都用上了，老虎凳夹手指，江姐昏过去三次，醒过来半个字都没说，最后还是被他下令杀害在歌乐山。
杨虎城将军一家被杀，重庆解放前夕渣滓洞数百革命者的大屠杀，徐远举都是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连襁褓里的婴儿都没放过，这份罪行谁都忘不了。解放的时候他拼命往台湾跑，跑到昆明正好赶上云南起义，当场就被扣了。
兜兜转转，他最后被关进了自己当年用来关革命者的白公馆，曾经的审讯者成了阶下囚，这个反转真的让人唏嘘。刚进来那会他天天睡不好，生怕转头就被拉出去枪毙，第一次被叫去录口供，签字的时候手抖得笔都握不住。
听到管理方说给他改造机会，他一下子就安了心。1956年转去北京功德林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觉得能去北京改造，说明离特赦不远了。
之后十几年他改造确实拼，花了三年写了二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军统里大大小小的人和事，交代得清清楚楚，靠着这些材料咱们抓了不少潜伏的特务，也算做了点实事。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咱们没放弃他，不惜花钱从境外买当时国内稀缺的链霉素给他治病，这份人道主义，真的没得说。
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那天，功德林所有战犯都兴奋得睡不着，徐远举也竖着耳朵听完全程，结果名单念完，没有他。他当时就急了，当场嚷嚷自己表现哪点不合格，费了好大劲才被劝下来。之后每一批特赦名单出来，他都满怀期待，每次都落空。
谁都明白，他手上几百条人命，血债太重，不是积极表现就能抵消的。后来特赦工作停了，有人闯进来逼他写整人的黑材料，他倒是硬气，宁可挨骂挨打也不乱咬别人，搞得来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盼了十几年的希望，还是一点点磨没了，快六十岁的人，还三番五次申请干体力活，就想多表现一点，哪天能出去。1973年1月那天，出事的起因真的小得不能再小。
他在缝纫组交成品，检验说线脚不齐要返工，本来就暴躁多疑的他，当场就炸了，觉得是有人故意针对他，闷了一天火饭都没吃。到了晚上，他拎了满满一桶冷水，大冬天三九天，从头浇到了脚。
他从来没洗过冷水澡，本身就有高血压，情绪激动加上冷水刺激，血压一下飙升，当晚就撑不住了。19号发病，21号才送到医院，22号就抢救无效没了，死因是脑血管破裂。上级当时专门派了人彻查，最后结论就是意外病亡，没有别的猫腻。
徐远举死后，骨灰在仓库放了整整八年，直到1981年才被他夫人领回湖北老家安葬，死因的疑问也就一直飘着，直到1991年徐继红找上门。老管教姚伦翻出保存完好的原始档案，把所有细节一条一条说给她听，18年的疑问当场就解开了。
徐继红听完，就提了一个请求，开一张写清楚是病故的死亡证明，方便她回台湾领抚恤金。姚伦没为难，核实之后很快就办好手续，把盖了公章的证明交到她手上。
临走的时候徐继红问了姚伦一句话，你们恨我父亲吗？姚伦想了想，直接说恨，他杀了那么多同志，欠下的血债永远都在，不可能忘。顿了顿，他又补上一句，你是你，上一辈的债，不该让你扛。
这句话说出来，其实就能懂咱们的态度。我们从来不会替烈士原谅徐远举的罪行，那些牺牲在黎明前夜的江姐、杨虎城将军，还有几百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革命者，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但我们也不会拿前人的罪为难无辜的后代，这份超越仇恨的胸怀，才是真的底气。
徐继红拿着证明走了，这段跨越半个世纪一道海峡的往事，也就慢慢归于沉寂，很少再被人提起。
参考资料：
人民政协报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的罪恶一生》
中国文史出版社 《功德林战犯改造纪实》
新华网 《重庆"11·27"大屠杀始末》
百科 《徐远举词条》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沈醉回忆录：军统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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