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是什么，这次我们聚焦在一个关键人物身上清仁宗嘉庆皇帝。在大家眼中，嘉庆是个运气极好却又是个非常无能的皇帝。说他运气好，是因为他一上任就抄掉了史上第一贪官和珅，巨额银两收入囊中不说，还树立了新君的权威。
说他无能因为他执政二十四年的结果是“嘉道中衰”，历来都说是他把康乾盛世的一手好牌打烂了。那这种说法准确吗？
我们从“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故事说起，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抄家典故了，但此事疑点重重，夹杂着大量以讹传讹的内容。
这句话最早出自清代知名笔记小说《清稗类钞》，这本书书记载了大量清代野史，朝野异闻、名人逸事，无所不包。
懂得传播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押韵的传播威力有多可怕。随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押韵的流行语传开，和珅贪污的规模就扶摇直上。
随着这种说法的不断发酵，后来又出现了一份看似权威的史料叫《和珅犯罪全案档》，现在网络上流传的和珅财产清单全都来自这份资料。
说“看似权威”，是因为这份全案档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个档案馆专门保存明清两代的官方档案，馆藏资料多半来自大内，按理说可信度极高。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份档案的来历，就一头扎进去研究，最终把和珅的家产越抬越高，吹捧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
但如果摊开原始资料来看，很容易就能发现这套全案档问题很多。
而且这份档案里所有的“宁”字都缺一笔，这是标准的避讳写法。因为道光皇帝的名字叫旻宁，在他之前没有理由避讳“宁”字，所以学者判断，这是道光年间才出现的野史，那时距离和珅被抄家至少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根本不是该档案所宣称的嘉庆年间完成。
档案中还有许多常识性错误，比如说和珅家里有黄金二百多吨。要知道乾隆年间中国黄金的年产量不足十吨，和珅家里藏了相当于中国二十年的黄金总产量。档案还说和珅总资产超过八亿两，要知道乾隆年间中国白银的总流通量是三亿六百万两，和珅去哪里搞来八亿两？
既然网络说法都不可信，那和珅到底贪了多少？
专门研究和珅的清史学者冯佐哲认为和珅贪的钱财大约在一千万到两千万两之间。
那这笔钱够不够嘉庆“吃饱”呢？
康熙朝结束时国库存银两千三百六十一万两；
雍正朝结束时国库存银三千三百九十六万两；
乾隆朝结束时国库存银六千九百三十九万两。
这是康雍乾三朝的财政状况总结，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先声明一下，这些数字是账面上的，肯定有水分，但数量级是不会有出入的。
也就是说，就算抄掉和珅的家产，让嘉庆多了一两千万两，这当然不是小数目，四舍五入都快赶上康熙朝末年的国库存量了。但是要说这是多么大一笔巨款，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
嘉庆登基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因为乾隆给他留下了好几个烂摊子，收拾任何一个都要花很多钱。
《大清会典》记载，乾隆年间的平均税收来自田税大约2900万两，盐税大约550万两，关税大约430万两，最主要的三大项加起来大约每年四千万两左右。嘉庆年间的平均收入也是每年差不多四千万两。
从乾隆到嘉庆，两朝政府收入基本持平。
而当时清朝的固定开销成本是三个大项目：官俸、兵饷，河工，大约在三千五六百万两之间浮动。
也就是说，如果没什么意外开销，国家收支应该能平衡，每年还能剩个几百万两，累积起来就是前面说的国库存银。
既然国库有储蓄，收支还略有盈余，再加上和珅家产充公的款项，嘉庆手头应该很宽裕了吧？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新皇登基，首先得平衡账目。就是得把先皇时期留下来的各种烂账尽可能一笔勾销，学术性的说法叫“普免天下积欠钱粮”。
这笔钱非常多。根据乾隆晚年的财政收支推算，这些欠税累计总额大概占岁入的百分之十，也就是两千万两左右。
只看账面数字，这笔呆账冲销就足以抵消和珅家产充公的进账。新皇帝真正能动用的国库存银，并没有刚才报出来的数字那么多，至少得打八折，糟糕的话可能要打五折。
不过皇帝通常不会太心痛，因为这是标准的陈年烂账。欠税的地区不是常年受灾，就是盗匪横行，老百姓通常穷得有上顿没下顿，哪有钱补税，收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其逼地方官横征暴敛，不如新皇登基免掉旧欠，也算收买人心。
不过对嘉庆来说，这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大麻烦是镇压白莲教的军费开销。
白莲教起义可以算是后来太平天国的超长预告片，这时的大清还在巅峰期尾声，虽然被这场动乱剥掉三层皮，好歹是用全国资源碾压了反叛军，没被这场大乱搞垮江山。
换句话说，抄掉史上第一贪官的进账，也就够打一年，剩下九年的开销还得自己垫上。单就这一笔开销，嘉庆根本就吃不饱。
而这么大的一场内战是他爹乾隆留下来的烂摊子。
在乾隆朝最后几年，由于承平日久，又不收人头税，大清人口剧增，已逼近传统农业社会承载力的极限。当时大清人口超过三亿，但凡哪个地方发生点天灾，立刻就有几十万灾民嗷嗷待哺，这就是大规模内战的根源。
那几年，河南、安徽、江西加起来有数百万居民在逃荒，其中上百万人涌向四川、湖北一带，朝廷把这批人称为“川楚难民”。
这些难民避灾逃荒，哪里有口饭吃就往哪里去。但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离乡贱”，难民生活自然极为艰难，而且脱离了乡土宗族的保障，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根据历史经验，这是滋生极端团体的绝佳土壤。这样一大群人，只要被有心人组织起来，很容易出大乱子。
这次的有心人就是白莲教。白莲教的教义大概就是“世界末日将至，弥勒降生，众生平等”那一套。
在这种时刻，如果官府能认清形势，迅速动员，救灾安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中原大地也许就能免去一场浩劫。
可惜事与愿违。乾隆六十年，当地官府大举出动，但他们不是来救灾的，而是“拿灾民来发财”。
官府以“剿灭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所谓的“教民”，按照官府的标准是：“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之罪。”
简单说就是：如果官府说你是白莲教，你最好能花钱消灾；如果你没钱，那你最好真的是白莲教，这样官府才不敢动你，不然会吃不了兜着走。
用这种方式“救灾”，后果可想而知。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也就是乾隆传位给嘉庆的第七天，席卷西南五省的白莲教之乱爆发了。
虽然年号已经换成嘉庆，但责任显然应该算在乾隆头上。
“古稀天子”当即明发上谕，命四川总督和琳（和珅弟弟）主剿、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会剿。
单从这个平乱阵容来看，战略格局还算可以。可惜军队的战斗力跟太上皇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此时已是乾隆末年，八旗兵早已腐化，别说打仗，能不能好好行军都是问题。当时还有点战斗力的政府军只能靠绿营。
但绿营愿意打仗，是因为这是发财的好机会。各级军官拿着微薄军饷苦熬多年，等的就是这种“国家用人之际”。
于是兵部命令一发，他们就到户部支取军费，纳入私囊。至于士兵的粮饷，从来都不是将领关心的问题。
于是河南来的援军四十五天不发粮食，士兵只好集体逃回家乡，否则就要饿死。湖北本地士兵粮饷被长官克扣，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高级将领的生活则是带着戏班子上前线，成天喝酒唱戏，一切开支都从军费里报销。仗打得越久，捞得越多。
至于定期给皇帝看的战果，则虚张声势，稍有斩获便以少报多、杀良冒功，激起民变更是时有发生。
总之，皇帝急着平乱，但实际负责的将领们，却恨不得战争永远继续下去。
发展到最后，内战双方都演化出了应对套路。清军每逢出征，必然排出两列队形，第一排是乡勇，也就是民兵，第二排才是正规军绿营兵。
白莲教这边，不应战也就罢了，如果被逼应战，通常就驱赶难民在前面挡着，教众则在后面起哄，并防止难民溃散。然后乡勇就和难民一阵互殴，最常见的结局是两边打完各自散去，然后上报请赏。
这不是打仗，简直是上班打卡。
但这样打下去，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也许你会问，这么搞难道高层不会追究吗？当然不会。那是乾隆末年，高层就是和珅。
在太上皇统治的最后三年里，上至军机大臣和珅，下至督抚道府，几乎所有参与这场战争的人，都把战争当成合法捞钱的机会，不会有人追究，只要大家都拿到钱就好。
所以打这样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乱，一年就要花掉两千万两白银就不奇怪了。
所以对嘉庆来说，问题的根源是和珅。
乾隆后期的昏聩与和珅的贪赃枉法，嘉庆看得一清二楚。
但他不能动手，至少现在不行，太上皇还在，投鼠忌器。
等熬到乾隆去世，新皇一天都不能等，必须立即诛杀此獠。
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曾对身边人说：
“白莲教一事，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州县剥削小民，多为趋奉上司，督抚勒索属员，无非结交和珅。故此层层贪腐，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
看过这段话你就知道，和珅的死跟什么“递如意”根本没关系。在嘉庆心里，大清国与和珅，只能活一个，最后和珅被处决了。
随后，一场坚定的改革开始了。
嘉庆皇帝的改革
亲政后第二个月，嘉庆下谕：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嫔妃皆不随行。
又过几天，再下谕：禁止大臣进贡古玩字画，从今以后再有贡献者，严惩不贷。
正当大臣们半信半疑，猜测新皇帝是否故作姿态时，又一道上谕震撼了全国。
这是一道针对一块玉石的奇特命令：当时有人奏报，一块从新疆运来的特大玉石，因路途艰难，请求延期送达。
皇帝批示很简单：“着个地方官，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玉石虽美，无益民生，朕不喜爱。”
这下没人再怀疑新皇帝的决心了。
然后皇帝开始全面反腐。
首先清除和珅党羽。嘉庆四年春天，皇帝一口气换掉全国十一名总督中的六个。如此重要的职位一次性大规模换人，是大清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官场大地震。
除了撤职，还有严惩。湖南布政使公开卖官，被斩首；漕运总督在任内索贿，被绞刑；湖北某道台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斩。
总之，新皇帝是来真的，而且效果相当显著，内战开始出现转机。
嘉庆七年冬天，三大总督联名六百里加急奏报送到京师，一句“大功底定，川陕楚首逆全数肃清”，让嘉庆帝热泪盈眶。他辛苦三年，终于有了成果。
然后，一大盆冷水当头浇下。一场离奇的行刺案突然发生。
嘉庆八年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圆明园起驾回宫，刚至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手持短刀，直奔皇帝御驾。上百名御前侍卫大多呆立当场，仅四人上前阻拦，一人连中三刀，刺客仍冲到御辇十步之内。
多亏禁军统领定亲王绵恩身手极好，闪身上前用衣袖挡住利刃，才没让嘉庆当场遇刺。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起公然行刺皇帝的案件。
刑部在天牢审讯一个多月后，得知此人名叫陈德，因失业厌世，想干一票大的，故而前来行刺。
陈德并没有什么绝世武功，只是之前在内务府当过厨子，熟悉皇宫道路。而且当天卫兵并未按规定执勤，于是他持刀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潜伏在神武门旁西厢房，差点就把皇帝刺杀了。
这桩匪夷所思的行刺案，暴露了大清的统治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这让嘉庆平定白莲教的喜悦荡然无存。
实际上，大清当时真的是元气耗尽。
元气耗尽的大清
嘉庆十年九月，皇帝要东巡，前往东北祭奠祖陵。随行队伍至少万人，内务府给出的预算是耗银两百万两。就这么一笔钱，已经让皇帝大为头疼，最后宣布不带任何嫔妃，才勉强成行。
对比动辄耗资千万的乾隆下江南，嘉庆时代早已今非昔比。
然后皇帝就发现，杀掉一个和珅根本没用。因为大清朝的贪腐已成制度性问题，杀掉一个人不过是换个人收钱而已。官僚们对腐败丝毫不以为耻，反以能捞钱为荣。
甚至皇帝亲手树立的廉政楷模，几年后就变成新的贪官。
比如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和珅倒台后奉命前往四川管理军需，结果被举报一年贪污四万两，查证属实，下狱处斩，家产抄没。
这种“清水变泥浆”的案子一年要发生几十起，你说大清还怎么实现太平盛世？
贪腐是会腐蚀社会的。拿水利工程来说，嘉庆时代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朝廷每年拿出上千万两白银治河，结果河督衙门天天饮酒唱戏，一桌酒席动辄千两，至于治河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于是年年治河，年年决口。
皇帝一个人枯坐养心殿，束手无策。抓不胜抓，杀不胜杀，派去查贪官的人，很快也变成贪官。
这是结构性问题，换掉某个人，甚至换掉一批人都没用，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
从事后的上帝视角来看，这是注定的死局。
如果没有新的科技与生产力从外部输入，没有新的思想模式改变旧有社会规范，就算把嘉庆换成雍正，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们来细看到底是哪些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人口压力。
乾隆六年，全国首次人口普查结果是一亿四千万；乾隆六十年，突破三亿；嘉庆十七年，增至三亿六千万。
人口暴增，却没有新的生产方式配套，新增人口只能陷入绝对贫困。
结果就是，自乾隆末年以来，数百万无业游民游荡在楚、粤、赣、皖、黔等地，这就是白莲教造反的底层根源。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除掉白莲教，还会有红莲、黑莲之类的组织接连登场。
那要怎么解决？我们打开上帝视角看一看。
嘉庆十七年是1812年，工业革命已经开展多时。蒸汽机、飞梭、纺纱机、蒸汽轮船、高压锅炉，当时英国都已经有了，火车也即将诞生。
如果当时大清打开国门，与英国交流，提早进行改革开放，这个死结或许就能解开。
这并非单纯异想天开。
1861年，英国人赫德受聘担任大清粤海关税务司，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大清半壁财政。
在赫德之前，大清岁入巅峰在乾隆三十一年，约五千五百四十九万两，此后长期在四千万两上下徘徊近百年。
赫德上任后，打造了大清唯一一个几乎没有贪污的衙门。1893年，大清岁入正式突破一亿两，1903年超过两亿两，增幅主要来自关税。
可以说，如果嘉庆时代就有赫德这样的人物，大清或许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可惜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嘉庆面对的是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解决的难题。
为什么官员们这么贪？是良心都坏了吗？有可能。但更现实的原因是压力。
由于美洲白银持续流入，加上人口增长近三倍，嘉庆年间的物价比乾隆初年上涨三倍多。
而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祖训把大清财政收入死死钉死在康乾水平，直到嘉庆朝结束，总税收仅增长6.3%。
这意味着，当年为八千万人设计的财税体制，要承担起养活三亿多人的责任。
朝廷缺钱，官员也缺钱。不贪腐，生活水准就要下降。大清能有几个海瑞愿意清贫度日？
多数官员只能选择吃拿卡要，差别只在拿多拿少而已。
可嘉庆不愿意混吃等死，他对继承的这个国家有一种使命感。
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嘉庆东巡归来后，皇帝颁布《守成论》。
这是他反思之后得出的解决方案，全篇宗旨就是：回归初心。
皇帝认为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制度都很完善，但后代子孙往往自作聪明，变乱成法，于是毁弃祖先基业，埋下灭亡种子。
对此，皇帝的结论是：“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总之，就是由皇帝带头，恪守祖制，重建吏治，打造一个“有满洲特色”的大清。
这样搞了几年之后，结果毫无起色。
纵观嘉庆二十四年半的统治，皇帝本人清正廉洁、勤于政务，中枢大臣经过数次清洗后，大多操守尚可、办事谨慎。翻看《清仁宗实录》，这一朝官员的评价多是“忠清直经，老成端谨，清介持躬”等词汇。
他们一直努力上班，直到王朝一步步滑向深渊。
这是一个从“伟大期许”走向“全面尴尬”的皇帝。
他没有明显过错，也没什么私欲，可他改变不了时代潮流，即便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这样的皇帝，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无能”。
在他的时代，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新的出路。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有民间商人上书直隶地方官，提议在直隶邢台开采银矿。
此事惊动皇帝，嘉庆直接下诏表态：开矿不是小事，以牟利为名聚集大量人口，经年累月之后，聚众闹事势在必然。此事极为危险，断不可行。
最后皇帝下令将这两名提议开矿的商人押送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从此不许出境滋事。同时还处分了地方官，理由是把这种不合祖制的事上报朝廷，明显是收受好处，希望事成后分润，实在卑鄙，必须严惩。
在我看来，嘉庆这位“好人皇帝”决定的国策，正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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