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潘天寿先生的诗与画|先生|山水画|潘天寿|画家|诗作|齐白石

中国诗书画一直相通，近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潘天寿先生即留有不少诗作，其诗作作也像他的画作一样，反复写、反复改，他到灵隐、黄山、雁荡山等处，总是先有诗情，然后才有画意并诉诸笔端。近期出版的《江山多娇：潘天寿诗画录》即从多种角度论述了潘天寿先生的诗书画。

潘天寿先生的诗做得好，早就业内公认，只是现在懂的人不多。

我自己也是一样，常常翻看《听天阁诗存》《潘天寿诗存》《潘天寿诗集注》等书，也仅仅只是感觉老先生的诗写得好而已，但是具体怎么个好法，弄不明白。说实在的，这也不能全怪我，毕竟现如今早就不是写诗读诗的年代了，像吾辈这样几乎完全脱离旧文化土壤，不学无术，且缺乏古典文化常识的人来说，实不能真切领会潘天寿旧体诗的用典和妙处；即便是他写的新诗照样也不甚了了。

潘天寿（1897－1971）

但是，正如潘先生自己非常重视诗与画的统一一样，我觉得要真正理解潘老先生的艺术，他写的诗是不得不重视的内容。可基于上述种种，我又仅仅只能从力所能及的最基础的事情出发，即把目光所及稀见的诗、书、画，与潘先生的行踪或交游结合起来做一些考察，把零碎的材料作一勾连，看看能否串起往昔的某些真实断面。这样做一方面仍是想为老先生找寻一些稀见的诗文书画作品，另一方面则是为其所作诗画考证出一点可靠的创作情境。这是我近些年来在潘天寿研究中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当然，最后等于只是为画家的一些游历及与此相关的诗书画做了一点点记录而已—这也大致便是本书书名，及这几篇长长短短文章的来由—这些诗画总体上无疑是展现了祖国大好河山“江山多娇”的。

我最基本的愿望，仍是想把潘天寿研究的材料做地扎实深入一点，把一些语焉不详的事情尽量搞得明白一点。当然也想继续围绕着“读图”，并借助于诗画作品使得文章的可读性更强。此外，多少也会利用所觅得的诗作，作一点同一首诗不同字句上的比勘笺注，并借助他人的注释对诗中若干典故作些说明。如此，或许可以让一些尘封的史料变得生动可感，更便于我们真正读懂潘天寿的诗，也利于更好地读解潘先生的画，并进而更实实在在地读懂潘天寿这个人。

潘天寿山水画

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潘先生的一些诗作也像他的画作一样，反复写、反复改，并反复抄写了送人。而像灵隐、黄山、雁荡山、莫干山、湖州、广州等处，去了至少三次或更多；去了总是先有诗情，然后才会有画意并诉诸笔端，个别地方每次去都能写出不同的诗。此或正合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对于画家来说，是不是可以补充一句：舞之蹈之不足而图之。

潘天寿山水画

事实上，也恰恰有赖于诸多图画及诗作书迹，才使得潘先生早年的若干诗作得以传世。书内多次提及的《南海观音跳一角》图就是这样的例子。诸如此类，多多少少是以往的潘天寿研究中所忽略的重要内容。我想这大概也是我所做的这点工作的意义。另外像《潘天寿诗集注》中把《禹庙》诗最后一句“为报艰辛起陆沉”的“陆沉”释为“先生以此诗砥砺民众，至今父老人民仍牢记大禹精神，奋起抗战，起祖国于陆沉”，应该就是未考证清楚此诗作于1956 年而产生的误解了。而“翻翻鸥鸟自忘机，眉外斜阳水外肥。钓罢归途闲眺望，轻舟已过旧渔矶”这一题画诗，现能见画上所题比1950 年《渔矶罢钓》更早的是1945 年的

一幅，只是字句略有推敲罢了。此类画上题诗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方面说明潘天寿诗画艺术上成熟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另一方面也常常提示我在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之前不要妄下结论。

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难点之一，便是材料太多，纷繁芜杂，且新东西迭出，似乎罕能尽赅。本书内的关于《竹谷图》，三次雁荡之行，《临黄宾虹山水》及普陀、广州、黄山、莫干山、山东之行考证的八篇文章是曾公开发表的，但是此次结集成书时，均修正了不少错误，并较之前增补了不少重要的材料。比如有关

雁荡诗画的事，从郁重今《西泠鸿雪》中所载夏承焘为郁氏所藏潘天寿诗书画卷尾的跋中可知，瞿禅先生当时应书一阕《临江仙灵岩病起招鹭山》赠予潘先生。因其有写道：“右临江仙一首，甲申九月初到雁荡作。十年前，天寿兄尝写示雁荡诗多首，写此词为报。兹复写奉重今兄笑正。”这一新获文献对于深化潘、夏二氏的诗画酬唱是重要的补充。而书中的其他文章虽然都是首次发表，但在我自己这里，也是时时增补。但即便如此，定然也还是有很多的错误和不足，似乎永远没有写完的时候。因而此次成书，只能算是我个人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汇报。

文献中的潘天寿山水画

文献中的潘天寿山水画

这肯定不是什么客套之辞。实际上，我曾打算循着老先生的行迹各处都实地走访一遍，即便有些地方曾经去过，也想着再去感受一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获—但最终这一计划基本没有落实，而原本通过这种类似田野考古的工作，或会寻得诸如档案之类的一手文献，那样一来很多当事人游踪的纪年就毋需作无谓的推测了—而这显然成为本书最大的缺失。另外，当面对以王中秀为代表的《黄宾虹文集全编》《黄宾虹年谱长编》，及以北京画院为主体编撰的多卷《齐白石研究》、张涛的《君是人间惆怅客：齐白石京华烟云录》等大量近现代美术的优秀研究成果时，常常会让人有时不我待的一种紧迫感：觉得潘天寿研究在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及叙事的立体性和生动性方面，好像已经大大地落后于20 世纪传统“四大家”里的其他几家，而这好像让坊间觉得以潘天寿的艺术水准，其相关研究理应便该如此似的，我认为这显然不对。可是，我自己具体该怎么做，说实话也不清楚。所以，只能是循着感兴趣的一些内容继续小打小闹，具体有没有用处概不知晓。当然确实也想尽可能让文章在可读性和参考度上能有点不一样；并继续持守住最基本的客观公正的“史识”，来还原真实准确的“史实”。

坦白说，关于潘老先生，我最终有个雄心是写一部关于他的电影脚本，因为我觉得老先生的艺术人生直如一部电影一般引人入胜。我也至今犹记在读宋秉恒《同潘先生相处的日子》文末时，那种内心被刺痛的感觉，他是这样记述的：

最后的感人至深的印象是在1970 年春节。学校已迁分水，我在阳浦参加建校劳动，家属被迫迁居在潘先生的楼上（即现在纪念馆楼上）。当时先生健康大损，衰弱得行动都不方便了，所以不曾要他下去，留在杭州。他终日躺在门背后的一张藤榻椅上，开着一条门缝，从门缝里凝望着门外，呼吸点新鲜空气。我家进出上下，要经过他家门前。那年春节放假回家走过他门口时，我看到潘先生还是那张静穆安详的脸，只是格外消瘦，格外苍白了。他隔着门缝在望我，向我微笑，不曾作声，也没有讲一句话。我看见了，没有敢多停留，没有讲话，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用目光表示互告平安！互祝健康！这是潘先生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没料到这是一次诀别。

这一场景像一帧电影镜头的定格一般让我印象深刻—人生浮浮沉沉，虽曾几度辉煌，终归如枯叶般被雨打风吹去。我曾难免唏嘘：我们自认为所做很重要的事最终真有什么意义吗？我们究竟应该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人究竟应该怎样面对我们所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但现在，我宁愿相信潘老先生虽然晚景看起来令人悲伤，但在他自己却可能因内心通达而泰然自若地“静穆安详”。正如他这一生最后的诗作《己酉冬被解故乡批斗归途率成》其中二首所写的：

千山复万山，

山山峰峦好。

一别四十年，

相识人已老。

入世悔愁浅，

逃名痛未遐。

万峰最深处，

饮水有生涯。

内里透着一种哀而不伤的淡然。我想大抵人生确实可能原本就都毫无意义，每个人不过苟活而已罢。

（本文为《江山多娇：潘天寿诗画录》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