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最近成为了一位“网红”学者。她的网络课程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很多点击、赞赏和评论；她的新书《平等悖论》在今年1月上市后，短短两个月内就加印了三次。就在这个3月，谢晶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谢晶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谢晶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的文科基地班，毕业后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EHESS）攻读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巴黎Jean-Lurçat高中毕业班教书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哲学不应是一套抽象的、远离生活的概念游戏，而应是一种能够关照现实的学科，一种所有人都可以掌握的工具。
在2014年回到母校工作后，谢晶研究与教授的重点是不平等问题。在她看来，人类不断追求平等，但世界却越来越不平等，造成这个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酝酿了平等主义的启蒙思想其实从一开始就含有不平等的基因：启蒙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认为理性高于感性，而理性与感性这种二元阶序的关系也对应着心灵与身体、文化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白人与有色人种等等，由此构成了一个无止境的二元阶序价值体系。
她利用一切机会分享她的这些观点：书里、课堂上，互联网平台上、文化沙龙上……她的言说方式不是单方面地灌输，而是带着听众一起做思想实验，强调对话与共情。
“思想本身不重要——哪怕是最高明的思想。如果说它不能助人跨过障碍、不能与生命相伴相随，不能令任何的人生轨迹发生转变，那么与它打交道就是一点儿也不值得的。”她在接受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时如是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
【对话】
澎湃新闻：谢老师，首先恭喜你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你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应该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
谢晶：那当然。我当时法语都不太好，坐在课堂里都听不懂。（笑）更何况，我从来就没有怎么喜欢过骑士的故事——开个玩笑。
我真的很感谢法国，不仅是因为这个荣誉，更因为我在法国留学九年，在EHESS接受了最正统的欧陆哲学训练。另外，我在博士毕业后还在巴黎的一所中学教过一年书，那一年的工作经历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
澎湃新闻：很想听听这个故事。
谢晶：当时我去教书的那个中学是为所谓“问题学生”设立的，那是他们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最后机会。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郊区。有些有阅读障碍，有些已经辍学多年才重返校园。
我一个闷头写了几年博士论文的人，一下子接触这样一群孩子，完全是蒙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他们对于哲学完全不买账，说：“你整天跟我们说那些抽象的概念，那些哲学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还在挣扎生存，能不能拿到高中毕业文凭都难说。”
起初，每次走进那间教室，我都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诞感。但我不愿放弃。毕竟我教的是哲学——一门多么迷人的学科！于是我开始翻看教学大纲，试图找到能与学生们产生共鸣、触动他们的话题。我试着与他们对话。渐渐地，有些学生开始参与了。有人体会到了推进一个想法、打开新视角的简单乐趣。但我始终不知道这一切是否能结出果实。
直到公布成绩的那一天。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叫玛蒂尔德的女孩子，哲学考了15分（满分20分），这是非常高的分数。她走过来对我说：“我要去索邦大学学哲学。”每次回想起那一刻，我都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这个学生，原本就是一个在教室里涂涂指甲油、听你讲课就一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表情的人，而现在她立志要去读哲学。这说明她觉得哲学这个东西能帮到她——可能是帮她理解自己的处境、理解现实，甚至帮她去构想她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确定了自己想做的那种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哲学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它必须跟现实有关，跟不同人的现实有关。这成了我的一个底线。事实是，哲学所讨论的东西——真相、自由、公正等等，跟谁的生活没有关系呢？
谢晶著作新书《平等悖论》
澎湃新闻：你长期以来在复旦大学教授“西学经典·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门本科生课程。今天的大学生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吗？
谢晶：非常感兴趣。我们课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阅读经典，一部分是讨论。在讨论课上，我会刺激学生们去关注一些很当代的例子，比如代孕，比如教育等，比如技术的发展是不是真能给人带来福利。
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我接触的很多是像复旦学生这样最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对现实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们清楚不同群体之间——不管是阶层意义上的、性别意义上的、地域意义上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自己又处在什么样的权力关系里。
但是，清醒之余，他们似乎不想去改变什么。他们对现状并不满意，有无力感，有无奈，也有愤怒，但那个愤怒好像并没有形成某种力量。学生们经常会蹦出的一句话是：“那你想怎么样呢？”
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他们。今天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困在各种各样的系统里面——从小到大一直在卷，没有喘息的机会，也不知道将来要卷到什么程度才能在这个体系里找到一个位置、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他们不反抗，可能是一种清醒，因为当一个人真的意识到自己的行动空间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他就不会去用那个空间，也不会耗费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个是不对的，我要怎么改变它”。
澎湃新闻：这造成的一个现状是，年轻人不想改变世界了，他们只想“接纳自己”、“自洽”、“好好爱自己”。
谢晶：是的。原先人们讲究自强，这本质上是生命政治的内在化：用一个“超我”来控制自己的“自我”和“本我”；我构想出“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用这个“应该”的样子来规训自己、规定自己。
但现在，大家都管理不动了，因为要求实在太高——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要求太高了。于是年轻人觉得，我不想再这样要求自己了，就接纳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吧。我觉得这挺好的。
但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爱自己”现在越来越有一种“只爱自己”的倾向了。对于我来说，如果所有人都只爱自己，那也不会是一个好的社会。
而之所以今天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可以不靠别人、一个人就活得挺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消费，在买买买——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不断地在跟“东西”建立关系，这个过程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我始终认为，只跟东西建立关系而不跟人建立关系，是不会幸福的。
澎湃新闻：我们确实被消费主义影响得太厉害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用算法或者消费的逻辑去衡量一切。比如，谈恋爱，现在社交网络上流行的评价标准，一个是看对方愿不愿意为你花钱，一个是看对方能给多少“情绪价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情绪价值”这个词。
谢晶：这个，怎么说呢，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而且这种现象其实挺普遍的，不仅仅存在于“情绪价值”这个词。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布迪厄提出了复数意义上的“资本”——人不仅有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等等。他提出这个理论，本来是为了反对经济中心主义，意思是不能只看钱的事，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在更广的视野里。但吊诡的是，当你把人脉、文化这些都称为“资本”的时候，难道不正是把资本的逻辑、经济的逻辑放到了所有东西上吗？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她们提出“再生产”这个概念，用来揭示女性在家庭领域从事的工作对于整个资本主义运作必不可少，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但有其他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这不也是一种经济中心主义吗？你把利润、剥削的逻辑放到了照料和养育的领域里。
“情绪价值”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用“情绪价值”去强调情绪对人的重要性，那是有意义的。情绪确实在滋养我们，这是人与人之间爱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讲“情绪价值”时，强调的是“双赢”、是付出与收入的等同、是能不能把情绪折算成一个可以量化、可以占有的利益——那我们就又回到了经济中心主义的圈套里。
澎湃新闻：我好奇的是，既然年轻人现在的状态和选择是有结构性的原因的，你又怎么去说服他们去积极行动、做出改变呢？
谢晶：这我还真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而只能提供一些思路。我最近常常跟学生谈到的一个思路，是所谓“个人的即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每一个人都去做一点微小的、微妙的事情。当然，我也不敢说这样做一定是有用的，而只是说，大家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比如说，当你了解到星巴克是怎么样的“血汗工厂”，就可以选择再也不去星巴克消费，我就发过这个誓——我这辈子不去星巴克。就这样慢慢地，做一点点这样的小事，看看是不是能推动些什么。
澎湃新闻：那你去行动的动力，或者说你心中的希望，又来自于哪里呢？
谢晶：我当然也会感觉无力。当我有这种无力感的时候，给我很大动力的一个思想家是格雷伯（David Graeber）。格雷伯是一个不断强调要相信人的想象力和试错能力的人。他非常乐观，因为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看到了那么多不同的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不同的时期，然后他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人类社会一直都在不断地试错，改变自己组织的方式、改变分配的方式、改变政治经济的模式。
我们之所以会有无力感，是因为我们把社会想象成了一种“一劳永逸”的东西——规则制定下来了，大家按规则行事就行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当你把历史的线拉到整个人类历史的长度时，是可以变得更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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