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夏，今年22岁，来自北方一个偏远的农村。在老家，22岁的女孩就算没结婚，也早该有个稳定谈婚论嫁的对象了。我妈前天还在电话里唠叨，问我什么时候带个城里的男朋友回去给她长长脸。可是她不知道，她的女儿，这辈子可能都结不了婚了。

因为我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染上这个病之后，我连男朋友都不敢找，甚至连别人多看我一眼，我都会觉得恐慌，生怕别人透过我这具年轻好看的皮囊，看到里面流淌着的肮脏又致命的血液。

时间倒退回三年前，那年19岁的我带着满腔的憧憬和父母东拼西凑的几千块钱，坐上了开往南方大城市的绿皮火车。我是村里为数不多考上大学的女孩。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供我读书，就是希望我能跳出那个穷山沟，在城里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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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大城市的时候，我看什么都觉得新鲜。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夜晚璀璨如星河的霓虹灯，还有大街上那些穿着光鲜亮丽、踩着高跟鞋自信走过的都市白领。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留在这里。

除了上课，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打零工。发传单、做家教、在快餐店端盘子。虽然累，但每个月能给家里寄回去几百块钱，听着电话里父母欣慰的笑声，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大二那年的冬天，我在一家西餐厅做兼职服务员。那是一个雪夜，店里客人不多。在打扫卫生时，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昂贵的红酒杯，玻璃碴划破了我的手指，鲜血直流。领班见状，不仅没有关心我的伤势，反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说要扣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当时委屈得眼泪直打转，却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只能不停地鞠躬道歉。

就在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位男客人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黑色呢子大衣，长相斯文，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走到领班面前，递过去几张百元大钞，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杯子的钱我替她赔了，小姑娘手流血了，你不仅不让她去包扎，还在这里大呼小叫，你们餐厅就是这种服务态度吗？”

领班接过钱，悻悻地走开了。那个男人转过身，递给我一张创可贴，轻声说：“去处理一下吧，别感染了。”

那个创可贴上的温度，像一簇火苗，瞬间点燃了我这个异乡女孩孤寂又渴望被保护的心。

他叫陈伟，比我大六岁，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主管。从那天起，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兼职的餐厅。他会点一杯咖啡坐上一下午，只为了等我下班；他会在我发传单冻得瑟瑟发抖时，像变戏法一样递上一杯热奶茶；他会在我因为学业和生计压力大到崩溃时，开车带我去海边兜风，听我哭诉。

对于一个从小缺爱、又独自在异乡打拼的农村女孩来说，陈伟的出现简直就像是一场梦。他成熟、体贴、多金，满足了我对爱情所有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