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级高考考场，考生都很老！
他叫晟林，广济县大金公社中学1972届高中毕业生。那时毕业季是冬春之交，1973年元月离开学校，在农村务农5年，终于迎来中断了11年的高考。
小伙子聪明，高中毕业才16岁。说来惭愧，我高中毕业是18岁，与他同届。
一、代理团支书，在五类分子家门口写了史上最牛春联
在高中毕业后的这5年里，他当农民还兼职大队代理团支部书记——有时村民得集体外出“一平二调”。一平二调是指在人民公社初期实行的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做法。具体来说，“一平”是指在公社内部不分贫富，平均分配劳动成果；“二调”则是指将富裕队伍的财产和粮食无偿调拨给贫困队伍，以实现资源的平均分配。包括劳动力。
队伍要外出，大队干部管不过来，就增设了代理团支书。与团支书居一地时，就不代理了，分开时，代理团支书则履行团支书职务。
想当兵，应征3年体检不合格，原因是肝大，那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
因为是个文化人，所以大队关涉文化的事，就落到他的头上，比如演革命样板戏，他是演过主角李玉和的，与铁梅配戏中闹出一个笑话，这个笑话今天没时间说。也提着墨桶到四类分子家门口写过春联，这对联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几千年来，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一天用石灰和沙子在地富反坏右家门两边泥上两个竖条的灰浆，刷上石灰水，第二天提着墨桶来了。左边写上“只许规规矩矩”，右边写上“不许乱说乱动”。是统一版本呢，还是不同五类分子家门口各有针对，晟林没说。
二、感谢一碗毒蘑菇送他上大学
1977年11月，晟林在村子大喇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动人消息，那个时候是不允许停下手头工作复习的。一是生产队不允许，包括知青，也不允许停工复习。二是十多年没有高考这事，即便允许停工复习，也不敢，怕考不上丢人。
他带队去了长年水利工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堤，水煮萝卜吃得队伍都有菜色。
赶上前一天大雨，第二天小雨，无法出工，部分社员就到后面山上捡蘑菇，回来洗净，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好不美味。
人人都吃了，没事，他的事可大了，上吐下泻，发高烧，显然是蘑菇中毒。工地到公社卫生院5里地，他走了3个小时。一到卫生院就抢救，命贱，三天后居然好得差不多了。
他想起了高考是要复习的，于是溜回家，借来“文革”前一高中生的课本，躲进阁楼，偷偷复习了一个星期。
列位，为什么他要借“文革”前高中生的课本？“文革”中的学生，遵循伟大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所以我们自己的课本大约只有今天的手机厚，对付不了高考。
大队以为他在水利工地，工地以为他在医院，一时两头不管。他将高中课本不懂的地方过一遍之后，对他老娘说，考上没问题了。相当于当年项羽看到巡视的秦始皇，说了句“彼可取而代之”。
也不能老赖在家里呀，他又去了水利工地。到12月4日，他回到了家，5日，他挑起行囊“赶考”，6日，正式考试。
三、一捆稻草一床棉被，小伙子上演了史上最寒酸赶考
家里离考场15里，晟林说，现在开车，显示9公里，差不多，古人说多少里，也就是个大约。
脚穿一双妈妈做的布鞋，穿到脚上还找刷子刷了刷。他挑起一担行囊出发了。
把这情景比况成电影镜头，我们看到，一位21岁的小伙子，高中毕业5年后，挑起了史上最寒酸的一担：一头是一捆稻草，一头是一床棉被，行走在丘陵地带的广济县山乡，去接受祖国停止了11年的召唤。
他在公社中学初中教室里按指定的位置铺下稻草，上面再铺一块破旧床单，把棉被往床单上一放，睡的地方安排好了，这叫打地铺，农民上水利都是这样睡的，今晚和明晚，他要与年纪参差不齐的考生们一起睡地铺。
他迫不及待地要看考场。在考场门口，看到堆了沙包，问这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明天可能会架机枪，防止阶级敌人破坏高考。
晟林用眼光扫了考场周边，发现墙上果然有白纸黑字写的大幅标语，“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新的教育方针、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心里一阵紧张，也一阵欣慰：平生第一次有人这样严密地保护自己。
晟林说，考试那天，沙包上没架机枪，可能是怕吓着考生了。我们黄陂乡镇的考场，相对宽松，我至少没有看到大幅标语，依稀记得考场外不时有挂枪巡逻的民兵。
我以为晟林那一担里挑的，还有咸菜和大米，他说没有。原因是公社文教站长是他的老师，姓胡，晟林读书时，这位老师就喜欢他，他安排了晟林高考期间的伙食。其他远路考生，应该在稻草之外，还挑了咸菜和大米。
四、表叔“打上门来”，只为侄儿没有报考中专
大约是12月9日，晟林的表叔来家里了，他是对晟林太生气了才来的。表叔对他父亲说，你也不管管你儿子，由得他胡来，报考么球大学，考个中专把户口转走就烧高香了。哎，心有天高，命比纸薄！
农民孩子，唯一的愿望就是跳了龙门，吃国家粮，至于大学中专，无所谓。
我报考填表时，一位女生也是再三劝慰：就考中专，稳当些。我心动了，要求换表，工作人员不同意，就是样赶着鸭子上架了。插这么一段，用以证明晟林表叔对侄子，是真爱。
经表叔这么一“挑拨”，晟林的父亲将近3个月不搭理晟林。
那段日子实在是沉闷，考分也不公布，录取结果也没出来，一直等啊等啊，等到过年了，元宵节也过了，武汉大学的一个挂号信封带着好消息来了：他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
父亲的脸，终于有了笑容。
那年，大金公社共考取大学本科9人，其中8人是武汉下乡知青，他是农民中的独苗。后来知道，1977级总录取率是4.8%，文科生录取率是8‰。恢复高考49年来，那一年录取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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