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量最大”到“质量最强”，这场三年之约藏着深圳宝安基础教育的野心。4月8日，深圳宝安与中国教育学会签署第二期合作协议。这不是简单的“续约”，而是一个拥有55万在校生、全国区县最大教育体量区的“二次创业”——从“追规模”转向“塑品牌”，从“补短板”迈向“做标杆”。
据悉，这是继2019年12月以来双方共建第一期教育现代化实验区后的再次携手，标志着双方战略合作正式迈入深化拓展、系统攻坚的新阶段。
高规格的“教育会诊”
启动仪式上，专家组名单本身就说明了分量：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杨银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罗滨，上海市闵行区二级巡视员恽敏霞，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益明，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原书记杨培明等。
这份名单的“含金量”在于实战派与学术派的结合。既有政策制定层面的顶层设计者，也有一线治校经验丰富的“掌舵人”。宝安要的不是“挂名指导”，而是真正能落地的解决方案。
签约后的两场专题报告，主题设置颇有深意——杨银付讲《“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尹后庆谈《新优质学校的价值追求与现实关照》。一宏观一微观，一政策一实践，精准对应了宝安当下的双重需求：既要接天线，也要接地气。
第一期合作，宝安教育得到了什么？
宝安区教育局局长王曦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高端智库精准赋能、课程改革持续深化、领军力量加速成长、品牌效应不断放大。更值得细究的，是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10所“种子校”累计接受500余场专业指导，产出双月报13期；实验校教师获市级及以上奖项661人次，立项市级以上课题51项；宝安借此获评广东省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实验区等20余项称号……
这些数字的关键不在于“多”，而在于“系统”。中国教育学会带来的不仅是专家资源，更是一套“学会—大学—政府—学校”的四维协同机制。这种机制让改革从“运动式”转向“浸润式”，从“盆景”变成“苗圃”。
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第一期形成的《宝安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咨询报告》，直接转化为《宝安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智库成果进入政策链条，这是许多教育合作难以实现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期五大任务，藏着哪些新信号？
对比两期方案，任务设置的变化耐人寻味。第一期侧重单校突破、点上示范，第二期升级为集群共进、区域带动；学段覆盖从聚焦义务教育，扩展到新增普通高中提质；队伍培养从骨干教师、教研员，转向强化教育管理人员；成果产出从实践探索，转向系统提炼、全国推广。
关键信号一，高中教育成为新战场。宝安现有605所办学单位，普通高中教育更是区域教育整体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第二期建设要重点突破的关键领域。第二期明确将“聚焦普通高中，探索学校特色发展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列为重点，瞄准的是区域教育整体竞争力——这是从“优质均衡”向“品牌塑造”跃升的必经之役。
关键信号二，从“培养教师”到“锻造干部”。任务四是“教育管理人员能力提升”，这个调整极具现实针对性。宝安教育体量庞大，校级管理者的专业判断力直接决定改革成色。让“关键少数”先强起来，是以点带面的治理智慧。
关键信号三，成果导向的“宝安模式”。多次出现“可复制、可推广”“全国引领性”等表述。这意味着，第二期的目标不仅是自己做得好，更要成为方法论输出者——这是“教育强区”的题中之义。
为什么选在“十五五”开局之年？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宝安此时启动第二期，时机选择经过精密计算。就政策窗口而言，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区域教育改革需要与国家顶层设计同频共振。借助中国教育学会的国家级平台，宝安可以更快将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话语。
在发展阶段上，宝安教育刚通过“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验收，“均衡”之后是“优质”，“优质”之后是“品牌”。第二期建设的三年周期（2026—2029），恰好覆盖“十五五”前半程，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期。
而竞争态势方面，深圳各区教育竞争白热化。宝安要突围，必须找到差异化的战略支点——与中国教育学会的深化合作，正是其“借智登高”的差异化路径。启动会上，王曦的表述值得深思：推动宝安教育实现“由经验驱动向专业引领、由局部探索向系统建构、由追赶发展向内涵提升”的深层次转变。三个“由……向……”，勾勒出一个教育大区的自我改革。
长周期教育改革的复利与定力
在深圳，教育竞争从来不只是学校与学校的比拼，更是区域发展模式的较量。宝安的选择，代表了一种典型路径：以国家级学术资源为杠杆，撬动区域教育系统的整体升级。这种模式的成本不低——“十四五”期间宝安教育经费投入约740亿元，较“十三五”增长42.69%。但更大的投入是时间成本——一期合作从三年延到五年，二期再定三年，这种“长周期”本身就需要定力。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期方案中专门设置了“成果培育和推广”任务。这意味着，宝安从一开始就在计算改革的“复利”——不仅自己受益，还要成为样本。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谋划，或许正是“教育强区”的真正内涵。
三年后再看宝安，或许能回答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一个超级教育大区，如何优雅地转身？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谢粤蕾
受访单位供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