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餐叙上，邓小平忽然抛出一句话：“要想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光靠预算可不行，得把外面的钱、技术都吸进来。”坐在一旁的荣毅仁闻声不语，筷子还停在半空，脑海里却已翻涌起一连串念头。
短短几周后，一份不足两千字的《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初步意见》送到中南海。文件的核心极简单：办一家“窗口式”的对外金融机构，为外资进入中国铺路。国务院6月批复，名字就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由此诞生。荣毅仁临危受命，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启动资金却迟迟不到位，他索性先从家里拿出数百万元顶上。有人摇头：“一个资本家当了政协副主席，还跑去自掏腰包办企业，图什么？”
钱可以垫，可人从哪儿找？荣毅仁第一个想起的，是曾在“龙潭虎穴”里九死一生、后来又当过外交官的熊向晖。1982年10月，他拨通了电话：“向晖同志，中央让我请你来中信，咱们一起干点新事。”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只传来一句：“我正打离休报告呢，怎么还能去闯江湖？”
熊向晖当时六十出头，刚从统战部副部长位子上退下来，把自己关在家里，计划写回忆录。他自认没摸过算盘，也不懂汇率，更没兴趣再折腾。可没几天，中组部正式找上门，话说得斩钉截铁：“中央决定，你去中信抓党组工作，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这句话堵住了退路。
年底，熊向晖走马上任。中信彼时已从最初核准的60人膨胀到200多人，却连正式办公楼都没有，只在东长安街一栋老楼里挤来挤去。更头疼的是，外界对这家“怪胎”公司疑虑重重——既叫“信托”，偏要干银行、贸易、房地产，连发行外债都敢尝试，动不动就找部委“借道”。
熊向晖的第一份工作不是谈贷款，而是拆墙。哪堵墙？人与人之间的那堵墙。财政部担心外债风险，外经贸部警惕权力越界，人民银行则死死盯着金融口子不放。熊向晖在外交圈练出的耐心派上了用场，他拎着公文包，一处处跑，一趟趟解释：“中信不是来抢饭碗，是来端新碗。”
同时，中信的内部也急需规矩。当时公司里混编严重，技术员、翻译、老归侨、退伍军人全挤在一起，三套人马三种薪酬。熊向晖召开全体会议，开门见山：“要干活先讲队形。咱们既是企业，也姓党，党组先立住，班子才能拧成一股绳。”随后，他提出将编制扩充到五百人，但要一次性冻结新增名额，谁来谁走、流程都公开。荣毅仁起初措手不及，“这年头全国都在精简，你倒要扩编？”熊向晖一句话打消顾虑：“船大方能出海，没桅杆怎挂风帆？”国务院很快批复同意。
1982年1月，仪征化纤项目因缺钱停摆。荣毅仁大胆主张赴日私募债券一百亿日元，众声质疑。熊向晖主动请缨跑前站，拿着外交部老关系“敲门”，在东京与十几家大行谈了两周，回京就一锤定音。债券成功发行，不仅救活了工厂，也让国内第一次见识到资本市场的力量。
麻烦并未远去。有人指责中信“脱实向虚”，提案要把公司拆分归口。熊向晖一纸分析送上国务院，明确写道：中信若被肢解，开放窗口必关，“外资之舟”便难靠岸。报告落款处，他用极细的小楷写了八个字：事在人为，万勿自废。批示很快下来：中信照旧，继续试点。
1983年，全国机构再度精简，熊向晖却再次递交“退呈”。他自述眼力渐差，腰痛频发，“不愿耽误新局。”荣毅仁急了，在给总理的信中写：“向晖同志熟谙党政外事，又敢拍板，少了他，公司要走弯路。”批示结果只有一句：“再留一年，完成过渡。”
那一年，熊向晖忙得更狠。中信海外子公司在纽约、法兰克福、香港相继挂牌；筹建中的“中信实业银行”获准先设立银行部；北京亮马河畔的国际大厦封顶，成了外商常挂在嘴边的“北京坐标”。年底盘点，公司总资产突破五十亿元，几年前涌来的冷言冷语，都变成官方文件里的肯定。
1985年8月，他终于如愿卸下党组书记，仍留任副董事长，改做“定海神针”。对外来宾好奇中信何以敢闯时，他常举筷比划：“改革就像吃火锅，锅底翻滚，既要辣味，也得盯火候。”一句半玩笑，却说中了要害。
1989年1月，他正式离休，把办公桌上的文件全归档，只随身带走一叠笔记和一本未完稿的自传。中信员工送行那天，老楼走廊挤满人，有人悄悄红了眼眶。熊向晖笑着挥手：“各位还在江湖，我先退下做回书生，这局就交给你们了。”
四年后，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也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留给新班子的，是一家资产逾八百亿元、拥有二十余家子公司的庞大集团，更是一条连通世界资本与中国市场的快车道。
时间拨到二〇一九年，中信读书讲坛请来熊向晖之女熊蕾谈父亲。她说：“他一辈子只信三件事：党、国家、职责。”台下坐着的，多是中信的后辈，他们把这位昔日“隐秘战线元勋”与改革闯将并举，视作企业精神的原点。
如果说荣毅仁提供了方向，熊向晖则撑起了信任的桥梁。八十年代的中信在风口尖上舞蹈，却始终没有失手，原因并不玄妙：办事的人有担当，拍板的人懂分寸，遇到阻力先动脑而不是动气。八千多个日夜过去，中信已被写进教科书，但那通电话里的一句“中央已经决定了”，依旧鲜活，提醒后来者——弄潮，离不开胆识，也离不开制度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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