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30多年了，记忆中他生前有两样心爱的东西：一张纹彩斑斓而毛感柔软的豹皮，一套20年代光明书社出版的文言选粹集。这两样东西伴随他历经半个多世纪，游学大半个中国。后来父亲不满蒋氏政权的司法党化漂洋过海流落异域他乡，直至建国后，在“和平老人”邵力子的邀请下，作为民国时期的司法精英不远万里而“巴社者，回回祖国”，那豹皮与书也跟随他回归故里。寒冬腊月、北风呼啸，父亲总喜欢倚靠在铺垫着豹皮毯的陈旧藤椅上一边看书一边沉思。
记得1968年的一个冬夜，寒气逼人，当父亲得知居委会同杭州外语学校的一群学生要来“扫四旧”的消息，他顾不上吃饭，忙不迭把那套心爱的书用旧报纸包了，匆匆地埋藏在屋前的小菜园里，并特意泼了一些人粪，后来担心湿土霉烂了纸张，又巴巴地跑到菜园里重新取出书，回到屋里翻出那张豹皮包好书再去埋好，才松了一口气。
那张豹皮算得上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1959年至1961年困难时期，一家人生活拮据，父亲都不提一个卖字，现在却当了一些书的包袱皮。过了段时间风平浪静后，父亲在一天晚上又把他心仪的东西挖了出来。不幸的是豹皮因水气掉了不少毛，稀疏稠密不匀，父亲着实为之忧郁了几天。从母亲处得知，这并非普通的豹皮，是30年代父亲在西安法院供职时邵力子先生赠送的，价值不说，其中凝聚了友人、一位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的悠悠情愫，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薄此而厚彼的。
据说，时下的孩子不爱读书，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都有教育专家拿此说三道四。其实，在这一点上，虎豹比我们要高明：它们从不教导虎仔豹仔什么食物最有营养，只要自己吃得津津有味，再年幼的也知道这就是最好的美味。
我有一本微微泛黄、封皮破旧的自装《古文观止》，在五光十色的书堆里形秽得象个“乞丐”。然而每当我看见它，心中便会情不自禁地荡起一阵阵感情的涟漪，实在算得上百感交集。
那书不寻常。50年前，我在富春江畔一个盛产水蜜桃的果乡插队，只身住一间前不巴村，后不达店的知青小屋。单调的生产劳动与低层次的文化娱乐，使我愈感孤独。
果乡有一片黑黝黝的桃林，当桃枝间星星点点缀满毛茸茸的小桃后，果农们就用纸袋把寄托着他们油盐酱醋希望的桃子逐个精心地包裹起来。一次工间息力，我突然在一个桃袋上发现了《封神演义》里的精彩片断，读着读着竟忘了开工。从那天开始，晚上我常偷偷溜进果园，打着手电去找“书”。看到喜欢的纸袋便小心翼翼地拆下来，溜到屋里就着烛光用棉纱线装订成册。
桃园偷“书”是件充满险趣和隐匿着忏悔的事。记得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思书心切，照旧摸进园子，可手刚触到树杈，便觉得不对劲，怎么凉丝丝、滑滋滋的，待拧亮小手电不禁浑身冒出一层鸡皮疙瘩，原来一条树上栖息的火赤链蛇正从我的指隙间慢慢向外爬哩!“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可惜自己不是孔乙己，这营生可不怎么好干，为了消除良心上的不安，我常常找个借口把家中捎来的咸肉、咸蛋送给老实忠厚的乡民们吃，自己以一把干菜、一撮盐、一瓢酱油佐饭。花了几年的心血，我居然七拼八凑地装订了大半本《古文观止》，还有些半本头或仅几页的《论语正义》《镜花缘》等等。
每当夜深人静，凭借小屋昏暗的烛光，细读那些偷来的“书”时，我就格外的珍惜。半本《古文观止》写了眉批、旁批，又写总批，一个个都是方正的蝇头小楷，直到半本书都烂熟于胸。这些破书不仅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还在我读师范的日子里给以时间的警示，毕业分配到杭州学军中学教语文的时间里给予“初心”的鼓舞。
《说文解字》有语：“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意思是说，仓颉将“依类象形”的文，按“形声相益”的造字法则来造字，生产繁衍而逐渐变多，这些字写在竹帛上就叫作“书”。历史地看，书的载体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甲骨、石头到简牍、缣帛直至纸。眼下，随着传统形式的突破，立体书、电子书等各式各样体现着科技发展新特点的书慢慢进入大众视野。但无论如何，书都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装潢门面的。
明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通过生动而具体地描述自己借书求师之难，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给人的启示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毛泽东的恩师徐特立的名言“不动笔墨不读书”，似乎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手自笔录”的好处。
大千世界，书籍浩如烟海。但只要是书，不外以下几种读法： 跪着读——神圣的经典，句句是真理，只有低头；站着读——权威的讲话，没有讨论余地，只有肃立恭听；坐着读——因某种目的而读的书，不由自主，只有坐冷板凳；躺着读——文艺消遣，可拿起，可放下，可一字一句读，也可翻着跳着读；走着读——心领神会，一边赶路，一边与书对话，先看是一个样子，想想再看，又是另一个样子。文化名家金克木先生有关读书的教诲是十分有益的。
当然，如何将上面的几种读法融会贯通，那是一种读书的智慧。真理是相对而言的，对于同一问题，由于时空的变换与转移，我们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就此而言，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委实很有道理。
记得1988年曹禺携第3任妻子李玉茹到杭州大学中文系讲学，作为原杭大附中的学军中学“近水楼台先得月”，请他老人家来语文组谈谈其被收入语文课本的以1925年前后中国社会为背景创作的话剧《雷雨》，先生同情的是那被冷漠的家庭和畸形的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富家女人蘩漪，而从今天的角度看，更该同情的是那遭残忍地遗弃的贫穷女子鲁妈与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
古代大学问家戴震儿时听老师讲《大学章句》，到《右经一章》以后，一问：“这凭什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由曾子记述?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是他的学生记下来的呢？”老师答：“朱熹说的。”二问：“朱文公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答：“宋朝人。”三问：“曾子，孔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答：“周朝人。”四问：“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师答：“差不多两千年。”五问：“既然这样，那么朱熹怎么知道？”老师无言以对，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
其实，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促使人不断“献疑”，从而“有疑处方无疑”，由“跪”而逐渐“站”起来。
记得吴伯萧的《猎户》也是收入语文书中的重点课文。作者身为文学家兼教育家，意在通过“打豹英雄董昆”，表现我国人民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有关资料表明：“豹是大型猛兽，在中国分布范围又很广，调查全国范围的种群数量有一定难度。然而，由于1950至60年代‘打虎除害’同时也除‘豹害’，加之栖息环境的改变，以致30多年来许多地区的豹数量急剧减少或已绝迹不见。”一生鞠躬尽瘁而为我国文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山屋或曰山荪先生肯定是不清楚的，包括在野生动物立法保护的今天，时过境迁的《猎户》在有识之士的争议声中退出了教材。吴老1982年就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他十分眷恋而认知欠清的世界。
有时十分自责，教了几十年语文，编了几十年杂志，写了几十年文章的我怎么就“灯下黑“，居然从未想到过给学生讲了不知多少遍的《猎户》某些内容的不合时宜甚至违法，就“有疑处方无疑”来讲，深陷应试教育囹圄而身不由己而不得不忙于标准答案的鄙人还不如古之儿童戴震！
晚于宋濂一甲子的明人于谦，其《观书》诗传尽以书为友与朝夕相伴的纯粹之情，写尽对书卷的深情与读书的清净之乐，录而收拙文之尾：“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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