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唐山劳动日报）
又至清明，冀东平原的风带着几分清寒，掠过连片的麦田，漫过纵横的田垄。我带着儿子站在村外的坟前，点燃一叠黄纸，轻声说着家常。望着身边苍茫的原野，童年记忆里那个被乡亲们尊称为“三爷”的身影，伴着一杆烟袋、一匹枣红马，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爷爷离开我快四十年了，可他一生的风骨与规矩，早已刻进了我往后的岁月。
我1974年生于唐山，长在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爷爷生于1921年，1986年离世，那年我刚十二岁，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年少时，我对他多是敬畏，甚至有些躲闪；历经太多世事后，我才慢慢懂得，他没给家里留下半点钱财，却把“正直、干净、本分”这六个字留给我，使其成为我一辈子的立身之本。
爷爷在家排行老三，为人耿直周正，在村里很有威望。他话不多，却极爱干净，一身粗布衣裳总是平整清爽，屋里屋外、农具杂物也都摆得整整齐齐。他常说：“东西可以旧，但不能乱；人可以穷，但不能邋遢。”这种对细节的讲究，也是那辈庄稼人最朴素的体面。
爷爷一生最看重两样东西：一匹枣红马，一杆烟袋锅。
那匹枣红马，是家里顶重要的劳力。我小时候总爱凑上前摸一摸，爷爷总是轻轻把我拉开：“娃小，别惊着它，牲口也知疼。”有一回表兄缠着要骑马耍乐，爷爷一口回绝：“马是拉车干活的，不是给人玩儿的，不中。”在他眼里，这不是牲口，是一起过日子的家人。
一年冬天雪大路滑，爷爷赶集回来累得在车上睡着了，风雪迷失了路，全靠枣红马一步一步把车拉回了家。爷爷待马宽厚，从不用鞭子抽打，也不骂它。那根精致的皮鞭，只用来引路唤马，一辈子没往马身上落过一下。这份惜物爱人的心性，也悄悄落在了我心里。
爷爷的烟袋锅，是他从不离身的物件。他抽烟很有节制，只在累了的时候抽一袋解乏。即便常年抽烟，他身上也总是干干净净，衣服上没有一个烧痕，屋里也没有呛人的烟味。每次抽完，他都会把烟锅磕净擦亮，稳稳别在腰间，一举一动都透着规矩。
小时候我跟着爷爷下地，日头毒，麦地里一弯腰就是大半天。我累得总想直起身歇会儿，爷爷就沉下脸：“干活哪有总直腰的理儿。”那时候我只觉得他严厉，心里还有些怕。
可我一直记得，一个正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我蹲在田埂上又累又委屈，爷爷没多说什么，只是把自己头上那顶磨得发白的旧草帽，轻轻扣在了我头上。草帽很大，遮住了刺眼的阳光，他转身又埋头锄地，背影挺得笔直。那一刻我才明白，严厉底下，藏着他最不轻易说出口的温柔。
有一件事，我记了半辈子。小时候天黑回家，我在村头石碾旁边捡到一个铁包木的小簸箕，兴冲冲拿回了家。爷爷一看就问：“这是哪儿来的？”我小声说是捡的，以为能留下。爷爷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捡的也不中。不是咱的东西，就算是人家丢的，也不能拿、不能留，哪儿捡的送回哪儿去。”我又怕又委屈，眼泪直打转。母亲陪着我，借着月光深一脚浅一脚，把簸箕放回了原处。
第二天一早，我们打听出簸箕是前街李大妈家丢的，赶紧送了回去。李大爷拎着花生来道谢，爷爷连连摆手：“物归原主是本分，不值当谢。”
等人走了，爷爷摸着我的头，语气平和却格外有力：“做人就得干净坦荡，这个规矩，要记一辈子。”从那以后我才懂，爷爷的严厉不是苛责，是在给我树做人的榜样，聚做人的底气。
爷爷的爱，从来都不挂在嘴上。他没给我买过什么稀罕东西，疼爱都藏在一条条规矩里。家里来客孩子不能上桌，他却会悄悄让我先吃口热乎饭；待人接物、借物归还、吃饭礼数，他都一点点教给我。后来他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本小人书，那是我童年最珍贵的礼物，也是他最沉默的疼爱。
他教我要把红领巾戴得端正，教我做人要实在勤恳，话不多，却句句都落在实处。
1986年，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多年以后，舅爷特意回来，为他立了一方小碑，说他一生清苦，却勤快、本分、正直、干净。大妈也常念叨，三爷为人公道正派，是村里最让人敬重的人。
如今，我带着儿子站在坟前，慢慢跟他讲爷爷的故事：“这是你的太爷爷，话少心亮，一辈子守规矩、讲本分，待人真诚，做事坦荡。”
风从平原上吹过，麦浪轻轻起伏。我仿佛又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爷爷牵着枣红马，走在田埂上，阳光落在他身上，温暖而安稳。
爷爷没教过我什么大道理，却用一辈子的言行告诉我：做人要干净，做事守规矩，待人有诚心，行事有敬畏。
这些朴素的品格，经过岁月沉淀，愈发厚重。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税收一线的干部，我更深知，爷爷留下的不只是家风，更是一名公职人员应有的底线与初心。他教我“干净”，我便在工作中守得住清白、经得起检验；他教我“规矩”，我便在执法中讲原则、不越线。
这份家风，如春水一般滋养着我，让我在平凡岗位上，始终守住“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初心。愿这份正直坦荡、勤恳务实的精气神，能一代代传下去，在平凡岁月里立得住、行得稳，也为这片热土，多添一份清朗与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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