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在风和日丽的晴天里，冷不防下了一阵瓢泼大雨，时岳同志真是走得太突兀、太出人意料了。
近些年来，时岳同志虽患肺气肿，身体孱弱，但总算精神矍铄，临终前一直坚持工作，闲时还喜欢看看电视。忆及1996年4月2晚上，我和他通了三次电话，就有关“孙中山基金会丛书”的出版问题交换意见。那时他还告诉我，说他感染的伤风已经痊愈了。但仅过了三天，即4月5日中午，我刚吃过饭，忽从电话中传来孙茜同志惶急的声音，得悉时岳同志猝然跌倒昏厥，当我匆匆赶到李宅时，他竟已因突发心肌梗塞而撒手人寰了!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变故，令我和同事们莫不极感骇愕，悲痛不已!
我与时岳同志是20多年前结识的。1975年夏，张难生、陈胜莽、骆宝善、陈周棠和我一行五人，从广州赴哈尔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归途中专程到长春登门拜访时岳同志，蒙受他和夫人孙茜同志的热情款待。初次见到的时岳同志，给我留下了性情耿直、待人诚挚、学识渊博的深刻印象。往后数年，我们虽在学术交流活动中见过几次面，但毕竟不算很熟稔。1983年他南下广东，受聘为汕头大学副校长，彼此间的交往才渐渐多了起来。汕大创办初期，他曾再三动员我到该校任历史系主任，虽然我并未打算接受邀请，而对他的这番盛意却是感铭心扉的。倒是到了1988年他卸任汕大副校长一职时，应我们的恳切邀请，调至广东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此成为亲密的同事，在一起工作达八年之久。这可说是一种缘分吧!
时岳同志是一位隽才硕学、文思纵横的史学家，对于他的来到，我是十分高兴的。当时有一个重要考虑，因为我负责所里行政事务，自感在业务上、能力上都有所不逮，社会活动又较多，故期望他能分担一些工作，为改善本所的状况发挥积极作用。记得时岳同志刚到所时，我趋李宅造访，跟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恳谈。最初他表示，他已年届60,手头又有一些科研计划尚待完成，故不拟承担新的任务。可是，当我对他的愿望表示尊重却又同时将自己的原先考虑和盘托出时，他竟爽快答应愿为所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后来果如所约，那些年他除了安排时间相继完成自己的若干专著和研究课题外，还应我的请求做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也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学术性事务。如今回想起来，他对我先后提出的每一项工作请求，竟连一次也没推辞过，而且做得非常认真、出色，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宝贵的精力。问题并不在于对我个人的支持帮助，而主要是表现出他对集体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研究所建设以及所外学术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工作过程中，还处处显露出他那个性鲜明的优秀品质。
就在上述的那次恳谈中，时岳同志同意为培养本所中青年研究人员多出力，而着重抓充实专业知识、增强思辨能力和提高写作技巧三个方面。为此，我于1988年冬提议时岳同志举办一个“中国近代史系列讲座”,并请他体谅所里经费不足的困难，不拟付给一分钱酬金(往时请外面学者讲课则是有酬金的),他都毫不犹豫地应承。这样，讲座延续了一个半月，每周举行一次，共分六讲：(一)太平天国和经世派的崛起；(二)洋务运动“翻案”的意义；(三)从洋务思想到维新思想；(四)从反洋教运动到义和团战争；(五)中国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每逢讲座举行时，全所同志都参加了，所外到会听讲的人也不少。我在主持讲座时表示，因鉴于近代史研究的分歧很大，故请听众宜作出独立判断，并非一定要接受时岳同志的观点不可。时岳同志对我的说法却不以为忤，相反地，他在介绍各家见解时所持的态度相当客观，阐发本人观点之际也一再申明绝不强加于人。但是，他的讲座博得了昕众交口赞誉，尤其是对他系统缜密的论证方法和勇于提出新见解的治学态度，莫不感到获益良深。
除讲座外，多年以来，所里不少同志都曾登门向时岳同志求教，或讨论学术问题，或请教治学方法，或送文稿征求意见。时岳同志常是来者不拒，放下手头工作或牺牲休息时间，热情接待。特别是对来访的青年同志，更怀着引掖后辈的心愿，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他待人以诚，从不敷衍应付，但有时直言无忌，对某些业务上的不足批评过严，要求过苛，而使人颇感难堪。虽然如此，一些受过他批评的同志事后说，李老师的确点中了要害所在，这种帮助使自己有了恍然醒悟的感觉。正是在时岳同志的严格指导下，有些中青年同志的业务水平和研究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1992年，本所设置以“孙中山与近代中国”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点。我对此完全外行，同事中具有培养研究生经验的人也极少，因此，我请时岳同志负责抓这项工作。这对时岳同志来说固然驾轻就熟，但他也确为此花了不少时间。无论是主持考生口试、制订教学计划、敲定课程设置、组织辅导等等，他均尽心尽力。直到逝世前为止；他每年都开设《中国近代史概论》、《中国近代史料问题》两门课，并指导毕业论文。常听得研究生们反映说，李老师博学多才，思想锐敏，上他的课或接受他的个别辅导，每能收到启聩发蒙的效果。
新编《孙文全集》,是本所承担的一项艰巨任务。考虑到时岳同志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故未请他参加具体的编辑工作。然而每当我们举行编辑会议时，他总是应邀出席，并对如何改进全书体例、提高校勘质量等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意见。有一件事特别令我难以忘怀。那是在1995年秋间，有一天我向他提起，说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是新编本据以利用前人成果的主要版本之一，我早就想请他审读该集，纠正书中校勘文字和标点方面的不当之处，但因眼见他近年来精神欠佳，走路时老是气喘吁吁，故一直犹豫未敢启口。他听了马上说：“这件事可以交给我做。只要我不出门，在家里看看书并不会有什么影响，精神上没问题。”这样，他说干说干，立即花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把约500万字、共11卷的《孙中山全集》从头到尾阅读了一遍，勘误达数百处之多。当我拿到经笔改的这套书时大受感动，在一次会上请各编辑人员要好好学习时岳同志的工作精神。他的勘误工作，虽有一些由于未曾核对底本及其他原因而尚须再作推敲，但不少地方确是纠正了该集的明显讹误或疏漏，显示出他很高的史学造诣和文字修养。
时岳同志在本所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是我担任所长一职。属于所长分内应做之事，除了一部分由副所长分担外，还有一些是私下请时岳同志代劳而以我的各义签发的。例如，当我忙不过来时，便请他对本所成员的业务考核、成果鉴定等写出意见。再如某些工作方案，也请他代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他生前几乎无人知晓，或知者寥寥。作为一位年长的资深学者，而甘默默无闻地做这类琐事，我一直是心怀感佩的。时岳同志丝毫不图名利的高尚品德，在编辑论文集时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他调来广州后曾参与几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有此实际上由他主编，在后记中却仅作为编者之一列名，对于此，他是从不计较的。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请他独立为某学术团体编一本论文集，并提出他仅可做一个尽义务的“无名英雄”,即集子封面署名该学术团体主编，后记中不提编者名字，又没有编辑费，他都慨然答允，并且很快就编了出来。事后，我在感激之余又颇有些后悔，怀疑自己处理是否得当，可不能因为人家风格高就忽略其正当权益呀!时岳同志的另一优点是刚直不阿，决不徇私迎合。记得有一次我请他主持编辑某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结集，随后我组织一次编辑人员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几条取舍标准，其中一条是讨论会期间未提交论文会后补写的不收。我听后当即笑了起来，说时岳同志的这条意见分明是针对我这号人的，如果我们利用职权而塞进自己的文章，那的确不公平。当时我还深有感慨地说，以我和时岳同志之间的关系，在今日的社会风气下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已经不多了，像他这样正直的人也实在太少了!其实，时岳同志的这种刚正坦荡作风是一贯的，在本所全体会议上，他就曾多次公平批评过我的行政能力和工作方法上的种种缺点，有时简直不给我留面子，但我却从中体味到他的善意。
时岳同志在广州期间所从事的一项最繁重的社会学术工作，是担任“孙中山基金会丛书”的专著系列主编。关于该丛书的出版设计方案，最早的草稿是我请他构思和执笔的。而1996年秋出版的三部专著,全都由他负责编审。由于著者成书时间先后不一，其中一部书稿早经他审定，另外两部则是在他临终前不久才完成审订工作的。那是在1996年3月1日，我和一位著者共同把两部书稿送到他家中，由于有过校阅《孙中山全集》时出现后劲不继的教训，加以其中的一部书稿因字数过繁须作上万字的删汰，做起来相当耗时费神，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故征询他意见，可否把这部书稿转送给另一位编委审订。可是，他始终坚持要自己动手，其理由是他一直跟踪该书稿的写作，删削时质量较有保证。就这样，直到3月26日他才把约达90万字的两部书稿审订完毕。当他将书稿交给我时，还附有一份书面说明，详细列出原稿字数、删除字数及所在页码等等。时岳同志就是这样以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事业的，而且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他是在健康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勉力坚持工作的，因为十天后他就不幸病逝了!这件事使我至今悔疚自责，当时我为什么不进一步设法劝阻他呢，这原来是可以办到的呀!
众所周知，时岳同志是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历史学者，我所认识的港台及国外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对他颇多赞辞。他逝世后，台湾、日本的报刊还分别登载了纪念文章和生平介绍。其所以知名，主要是因“文革”后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新见解，并且自成体系，在史学界产生了堪称为“石破天惊”的反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坦白地说，前些年我对这场讨论不甚了了，也并未真正读过时岳同志的论文和有关反驳文章。只是到了1993年底，时岳同志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论文结集《近代史新论》,我认真地读了，还找了一部分反驳文章来看。读后，我作出了如下的两点判断：第一，时岳同志的新观点与建国后的“传统”观点确有很大不同，但基本上仍不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范围，有的甚至是在原有“传统”观点的基础上作某些修正或发展而来。至于他的许多具体论断，可谓见仁见智，我个人是赞同者有之，未敢苟同者有之。然而，他敢于率先冲破近代史研究中“一言堂”的局面，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也不乏真知灼见，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可贵贡献。第二，代表“传统”观点一方与时岳同志之间的讨论，总的看来是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我们需要摆事实、讲道理而又针锋相对的争论，通过充分论证以力求在观点上驳倒对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可否认，讨论中深文巧诋的现象也曾出现过，尽管是极个别的。基于上述认识，1994年3月中旬我在本所召开关于《近代史新论》一书学术座谈会，着重就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勇于创新、大胆探索的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后，陆续听到国内史学界的一些同行介绍，在南北各省市高等学校中，已越来越多地采纳该书的基本观点来讲授中国近代史。后来又得悉该书荣获两个奖项：一是1995年11月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二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一是1996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宜传部颁发的1995年度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时岳同志虽无法亲自出席后一奖项的颁奖仪式，却当可告慰于九泉之下。据我所知，他生前有时因在争论中自感蒙受某种压力而郁郁寡欢；但是，他除了在某些公开集会上为自己的观点作理直气壮的辩解外，从不曾在我或其他同事面前发泄过不满，也不曾私下谈论任何与他争论的对手，这种修养是非常难得的。
时岳同志离开我们已近两载了。我一向视他若兄长，眷眷之情，非笔墨所能尽述。本文仅就时时萦绕心头的一些片断经历写出来，以寄托哀思。安息吧，时岳同志!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孙中山基金会秘书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