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3日至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中国恒大、恒大地产、许家印相关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许家印犯8项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职务侵占、单位行贿罪，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据媒体此前报道，许家印及家族在恒大上市期间累计分红超500亿元，并通过多层离岸架构、设立家族信托等方式将巨额资产转移至境外，涉及23亿美元信托资产。
2025年，香港高院已裁定清盘人接管许家印33家境外公司，冻结7个银行账户及境外房产、私人飞机、豪车等资产，合计冻结规模约500亿元，主要来源于恒大分红、资产转移及境外投资所得。其此前通过技术性离婚、虚假诉讼等企图保全资产的行为均被依法否定，相关账户持续冻结，涉案巨额资产仍不足以覆盖境内外巨额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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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文/孙梅欣 编辑/吕栋）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4月14日公布了4月13日—14日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一审开庭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单位行贿，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欺诈发行证券，被告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职务侵占、单位行贿一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许家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在许家印被提起公审的同时，市场和债权人最关心的，仍然是恒大留下的庞大债务处置问题。
恒大集团早已“资不抵债”，恒大物业在找接盘
尽管早在2024年6月，中国恒大当时公布的总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令市场咋舌的近2.4万亿元，但实际的债务和资产状况，也在越来越多的内地法院、香港高院公布的公告中，被一步步拼凑出来。
2024年1月29日，恒大集团即被香港高管裁定清盘。之后的公告中提到，到2025年7月31日，清盘人已经收到的187份债权证明表中合计债券总额为3500亿港元（约合450亿美元）。相较之下，恒大截止2022年12月31日的最后一份“单独”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债务负债额为275亿美元。
去年12月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恒大在内地的核心运营主体恒大地产集团（深圳）的破产清算一案。至今年3月24日深圳市中院公布的民事裁定书中显示，414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511笔债权，合计约为2500亿元。
其中，经管理人审查确认了264家债权人的268笔债权，确认债权总额523亿；有9笔为有财产担保债权，合计为305亿元。
到去年恒大退市之前，上市公司可被变现的总额只有约20亿港元（合计约2.55亿美元），相较于庞大的债务规模，显然是“杯水车薪”。
在巅峰时期，恒大集团涉及的业务包括地产、物业、文旅、金融、汽车，形成庞大的“恒大帝国”。然而当需要资产变现时就会发现，地产、文旅等重资产难以具备现金流，在当前的行情下又极具变现难度。
曾经设想成为另一个现金流板块的恒大汽车，业务持续“烂尾”，上市公司从2025年4月1日起就正式停牌。今年3月31日的港交所公告中，恒大汽车表示，目前尚未物色到合适的战略投资者以提供集团非常需要的财务支持，集团还在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于公司的基本业务运营。
目前尚有流动价值的，就是去年9月复牌的恒大物业。根据恒大物业今年3月公布的年度财报，公司去年还有136.77亿元的营收和10.09亿元左右的净利润，总市值还有130亿港元，是目前体系内少数的“现金奶牛”，因此恒大物业的股权处置和新接盘人，也是恒大债权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根据恒大物业今年3月11日的公告，清盘人目前仍在考虑今年1月收到的更新后的要约方案，并与相关投标人持续进行磋商。
许家印家族和恒大高管仍在被“全球追债”
当上市公司层面早已“资不抵债”，债权人面临“血本无归”的局面时，对许家印家族和恒大高管资产的追索也就成为必然选择。
在2024年1月恒大被香港高院裁定清盘之后，当年6月，香港高等法院就签发了全球禁令，对许家印在全球的77亿美元财产进行冻结。
事实上，从去年恒大被清盘以来，债权人就在全球范围内追踪许家印家族和恒大高管夏海钧家族资产，以协助法院将其纳入禁止令范围，以用于在未来可以用于资产的强制执行。
媒体根据公开信息统计，许家印和丁玉梅夫妇在2009年—2022年恒大上市期间，获得的红利合计超过500亿元。这些红利通过海外架构，最终落入了两人实际控制离案账户。
在恒大的巅峰期，许家印家族和诸多商业大佬类似，通过建立海外信托账户、全球资产购置布局等方式，以此将公司资产与家族财富分隔开。
当恒大出现资金链问题之后，许家印和丁玉梅又试图通过离婚”切割”、“技术性追讨债务”起诉的方式，以试图保全家族财富，规避对于恒大债务的连带责任。
在2019年恒大危机尚未全面爆发之际，许家印夫妇在美国设立了23亿美元的家族信托，指定其儿子作为信托受益人，以试图通过信托“防火墙”将家族财富延续。
根据信托架构，长子许智建可以领取信托受益，无法动用本金；本金留给孙子辈。次子许滕鹤则并未在信托受益人名单中，而他也因为涉案恒大财富，自2023年便接受相关部门调查。
在经过债权人持续追踪和递交材料之后，2025年9月，香港高院裁定授权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名下资产，并将这一离案信托持有资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以明确表示当信托人被用于规避债务人责任、欺诈债权人时，其“防火墙”作用将被法律击穿。
而对于丁玉梅的资产冻结和禁止令，则是根据证据材料一步步进行扩大的。
香港高院在2024年7月首次对丁玉梅发出禁止令，允许清盘人在香港、英国、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四地采取法律行动以冻结其资产。到当年9月，执行范围扩展至加拿大、新加坡、泽西岛和直布罗陀四地，到2025年11月26日，香港高院裁定将丁玉梅在上述四地合计约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58亿元）资产纳入冻结。
而恒大和许家印家族在内地、香港的剩余资产，也在被持续的处置当中。
许家印2010年在香港购入的山顶布力径10号豪宅，在2024年5月以4.7亿港元被拍出。就在今年4月14日，许家印在香港尖沙咀柯士甸道一间375平方呎（约34.8平方米）的公寓，也以320万港元价格被拍出。
这间楼龄超过40年的香港“老破小”，是许家印1999年在香港挖得“第一桶金”之后买下的房子，也被他视为“发迹屋”，但如今“发迹屋”也用于抵债。
另外，许家印侄子许火健在广州天河的一处豪宅，也因为涉及恒大地产的债务，在今年1月以4400万元被挂牌出售，最终以5016万元的价格被拍出。
相较于正在被陆续执行的许家印家族资产，前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的资产藏匿行为则更为“恶劣”。
就在今年1月2日，香港高院驳回了夏海钧针对早前法院发出的针对他的全球玛瑞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限制其转移600亿港元资产及处置位于香港柏傲山物业收益的禁令。
也是在香港高院一系列的公告中，外界才得以获悉，在2024年5月突然失去联系的夏海钧，或与妻子一直藏身于美国加州。夏海钧通过其妻子，实际控制在美国的三处房产和四辆汽车，并且还持有信托资产，并且表现出极度不愿披露资产或试图与资产划清界限。
随着司法程序的层层推进，恒大这座曾经万亿规模的商业帝国，正被一步步拆解为待偿的债权，更多的细节或许也将浮出水面。
来源: 环球人物杂志
早年，有同行用“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来形容恒大的未来。
作者：尹洁
2023年9月28日，恒大集团发布公告称，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该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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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苦孩子的逆袭
谈起许家印，总避不开他的“逆袭”往事。
1958年，许家印出生在河南周口太康县下面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穷得出名，人们实在没办法了就出去讨饭。
许家印的母亲在他1岁时去世，奶奶和父亲吃糠咽菜把他带大，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读书。
当时的小学简陋至极，课桌是用黄土夯的长台子，没有凳子的许家印只能蹲着听课、写作业，直到高中，他每天几乎只吃窝头、地瓜。
许家印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据当年的伙伴和同学回忆，他在村子里显得“清高”，喜欢一个人画画、摆弄电器，没有上过一天绘画课的他，甚至给自己的奶奶画了一张素描。
一切都是无师自通的，这让他在一群农村孩子中有些不太合群。
16岁时，许家印也想像村里人那样找点活干，给家里赚点钱。当时他唯一能接触到的方式就是卖力气，用最原始的轱辘车拉一些农工业原料，翻过山去卖。
同去的人回忆说，因为没经验，许家印下坡的时候一路狂奔，结果人仰马翻。
高中毕业后的几年中，为了离开农村，许家印想过不少办法：他学会了开拖拉机，在村里当上了驾驶员，甚至给邻居在城里的亲戚写信，求人家给他找个临时工干。
种种办法都行不通之后，这个每天下地干农活、开拖拉机、掏大粪的农村孩子，等到了看似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恢复高考。
第一年匆匆忙忙，许家印没考上。第二年他在拖拉机站找了一间破屋，啃了5个月的馒头和地瓜。
寒冬腊月屋子里能结冰，他靠着一床破棉被挺了过来。幸好附近就是他上过学的高中，食堂能帮忙加热干粮。到了夏天，许家印囤的窝头放3天就会长毛，他用水洗一下继续吃。
1978年，许家印以周口市前三名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
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许家印报的是就业条件相对艰苦的冶金系，当时他脑子里的念头是“至少能当个炼钢工人，不会再回农村了”。
在大学，许家印当的是费心劳力的卫生委员，生活上也延续了他一贯的勤俭节约。事实上，他的经济来源也只有学校提供的补助。
许多年后，许家印对此深表感激：“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大学。当时我一个月有10多块钱的补助，这对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孩子来说，已经能支撑一种简朴的日常生活。我非常满足。”
1982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在他看来是另一个大农村的河南舞阳钢铁厂。
虽然来得不情不愿，但作为当时凤毛麟角的人才，许家印被安排做车间主任的帮手，他很快就投入了工作状态。
两个月后，他根据自己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拿出了一套“生产管理300条”的制度，其中提出：值班人员身体打开幅度超过150度，就可认定为上班睡觉，要罚款。
这套考核办法让许家印在厂里一下子出了名，第二年他就从技术员升为车间主任。他的推荐评语里这样写着：“专业强，人朴实，能吃苦，很聪明，善于搞人际关系，管理上有一套。”
这些特长和他在舞阳钢铁厂创建的管理制度，后来都被他带入了对恒大集团的管理中。
牌局里的秘密
在厂里待了整整10年后，许家印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新机遇。
1992年，他借着“下海”的大潮毅然决然奔向了深圳，从处级干部变成了一名打工仔。
揣着30多页的简历在招聘会跑了半个月后，许家印扔掉了大多数成绩履历，只留下了两页纸，终于找到了工作。
在这座新兴的城市里，许家印经历了先是夫妻两地分居，之后带着全家三代人与人合租房子的生活。
艰苦打拼3年后，他第一次接触到房地产。不久，他肩负着帮老板开疆辟土的责任去开发广州房地产市场，以“小面积、低价格”的策略很快打开了局面，一个项目为老板赚了2亿多，而他当时的月工资才3000多元。
1997年，许家印另立山头，创立了恒大集团。
恒大的扩张史，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史几乎是同步的。
自立门户后，许家印的第一个项目是开发广州农药厂的地皮。他在看了无数地方后押了这块宝。
延续之前做经理人时“快、快、快”的风格，他迅速开盘，迅速回笼资金。1999年，恒大地产挤进了广州房地产企业的前十名。
从2004年开始，中国房地产行业开始狂飙突进。许家印也带领恒大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跑马圈地，一边疯狂囤地，一边快产快销。
与碧桂园等走高端路线的地产公司不同，恒大抢占的是二线城市，以相对更高的性价比吸引顾客。
2008年，恒大拥有的地皮数在全国已经数一数二。许家印加快了扩张的步伐，开始着手从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2008年初，恒大地产首次启动赴港上市计划，本想融资15亿美元的许家印，在已经拿到一半订单的时候，被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拦腰一刀，投资者报价远远低于期望值。
无奈之下，他决定搁置上市计划。这直接导致恒大地产出现了巨大资金缺口，伴随着政府调控力度的加大，恒大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在几种解决方案中，许家印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增资扩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东奔西跑，充分施展交际能力，利用人脉资源为自己铺路。
据媒体披露，在香港的3个月里，许家印每周都会与香港地产富豪郑裕彤吃饭、打牌，有时一打一个通宵，80多岁的郑裕彤与刚满50岁的许家印很快成了忘年交。
事后证明，这些牌局或许就是挽救恒大于危难的关键所在。
时隔一年后，已渡过难关的许家印再次赴港上市，为他打底的正是郑裕彤等投资家和投资机构贡献的5亿美元资本。
同年11月，恒大地产成功上市，以705亿港元（约合585亿元人民币）的市值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公司，许家印本人也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
“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
众所周知，许家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出名的房地产商人，离不开一个看似与房地产没什么关系的领域——足球。
有人曾说，恒大俱乐部的胜利是许家印用钱砸出来的。
2010年，恒大集团用1亿元收购广州队，更名为恒大足球俱乐部。当时的许家印放出豪言壮语，三到五年内问鼎亚冠。
传到公众耳朵里，这更像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嘲讽，而在商界人士眼中，这类似股市抄底一样的赌博。
许家印不懂足球，这一点连恒大内部的人也不否认。但在他们看来，许老板的长处是会用人。他不是足球专家，但请专业的人来帮他管理，而他负责管理专业的人。
2010年3月，刚刚易主的恒大队开始招兵买马，买外援与挖国脚双管齐下，接连开出的几个天价让整个中国足坛都震惊不已。
600万元人民币签郜林，350万美元买穆里奇，大手笔招来里皮，这么贵的阵容想不赢球也难。
平均算下来，许家印砸给恒大队的钱是普通俱乐部的几十倍。2011年赢一场中超赛奖励500万元的吸引力正应了那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深知这一点的许家印，毫不吝惜地投入了真金白银。当年仅承办一个中超开幕式，他就烧掉5000万元。
随着恒大品牌的知名度呈爆炸式提升，人们觉得他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球。
许家印曾说：“央视广告每秒15万元，而我只用了很少的钱就换回了这么多的回报，你说这个投资值不值得？”
恒大队的运作模式也带着鲜明的许家印风格。据《体坛周报》报道，2011年那次中超比赛，许家印设定了“513”的奖惩方案：赢一场奖500万元人民币，输一场罚300万，踢平100万。
早年，有同行用“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来形容恒大的未来，但许家印的思路从未变过：先花天价的钱，再挣海量的钱。
时至今日，许家印还会想起那个在舞阳钢铁厂里撰写“生产管理300条”的农民出身的技术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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