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深圳演讲：我每次跟中央大领导谈话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丘成桐|基础科学|学术|数学|深圳市|清华大学

丘成桐专栏介绍

丘成桐，国际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4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丘成桐班成立仪式，国际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成桐教授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自2002年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大会后，政府越来越重视数学学科的发展。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高度重视数学作为基础性学科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大力发展，而不是盲目追求短期的工程应用或将其直接转化成企业成果。我每次跟中央大领导谈话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数学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他说：虽然中国北方的学术引领地位依然稳固，但这几年大湾区的兴起，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认为，大湾区包括深圳、东莞、广州、香港和澳门等，未来一定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链条，带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共同提升。这是民心所趋，也是大势所趋，更是全世界发展的大形势决定的。

深圳梦创始人王方，现场见证了丘班的成立，并有幸得到丘成桐《我的教育观》一书的手笔签名。这是一本非常值得看的书，你不仅可以了解到丘成桐求学成长经历，还可以领略数学大师的人文风范和独特的教育观。特此推荐。

国际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

在港中大（深圳）丘成桐班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4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丘成桐班成立仪式，200余位来自政府、学界、业界、媒体及中学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关乎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深港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时刻。

国际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成桐教授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结合其在港中大的求学与科研经历，就基础学科发展、大湾区学术链条构建、数学人才集群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分享了深刻见解。

我与港中大的深厚渊源

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的深厚渊源，可以追溯到七十多年前我成长的那段岁月。

我是在香港沙田长大的，早在香港中文大学刚起步筹建沙田校园的时候，我父亲便经常奔波于香港岛和沙田之间。1954年左右，崇基学院先搬到了沙田，我父亲就在港中大的前身（之一）——崇基学院教书。此后，我们兄弟三人都在崇基念书，后来我姐姐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可以说，我们全家都跟香港中文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69年，我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到了1976年，我在学术上开始有了一些名气，在1977年首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并在那次访问中与久别的家人得以团聚。

港中大的数学专业发展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很关心香港中文大学的师生们。不过在1977年那个时候，香港中文大学正经历院系调整，原来的三个学院被整合到一起，这是由港中大的创校校长李卓敏教授牵头推动的。中间经过了很多艰难的奋斗，才有了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学院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独立的学院了。这当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过程真的很不容易。无论如何，那个时候，至少从数学学科的角度来看，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专业发展得并不理想，形象也比较薄弱，因为当时没有正式的学术领导。直到后来，高锟校长上任后，开始重视数学学科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专业才迎来了大的发展机遇。

1979年，我第一次到内地，在北京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开展合作。从那以后，基本上每一年我都会花数月甚至一整年的时间，往返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之间。在香港，大概是1992年以后，高锟校长邀请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创办IMS（数学科学研究所）。在那之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系规模很小，连像样的师资和课程设计都没有。第一个从海外回来加入数学系的是郑绍远教授，不过他后来去了香港科技大学。

基础科学发展是应用与企业发展的根基

多年来，我觉得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为香港乃至中国南方的学术发展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坦白说，与以北京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学术重镇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中国的学术重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以北京为主。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中国的数学学科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

自2002年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大会后，政府越来越重视数学学科的发展。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高度重视数学作为基础性学科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大力发展，而不是盲目追求短期的工程应用或将其直接转化成企业成果。我每次跟中央大领导谈话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数学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我记得有一次，跟总理讨论创办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时候，总理问我，求真书院的学生里面，有多少是对基础科学真正感兴趣的，有多少是对数论那样的纯粹学问感兴趣。我向总理汇报，求真书院至少有90%的学生对纯数学领域充满热情，总理听后连说了三次“很好”。这就能看出来，中央大领导们认为基础科学是最重要的。没有基础科学，就做不好应用科学；没有应用科学，就谈不上创办企业。

到今天，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展得很好，但要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目前来看，就算有，也是极少数。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大湾区的学术链条构建推动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发展

虽然中国北方的学术引领地位依然稳固，但这几年大湾区的兴起，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认为，大湾区包括深圳、东莞、广州、香港和澳门等，未来一定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链条，带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共同提升。这是民心所趋，也是大势所趋，更是全世界发展的大形势决定的。

我在美国待了五十多年，亲眼见证了美国的崛起，也看到了它现在的衰落。美国正处于衰落的过程中，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承接他们衰落过程中释放出的优秀学术成果，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目光短浅，只看一门学问对企业有好处才去做，而应该从全局出发，全面承接，只有打好基础科学的根基，我们才有能力承接那些重要的应用科学成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

创造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是人才培养成功的标尺

我在美国培养了七八十个博士，坦白说，我最好的学生，那些拿了很多大奖、有原创性成果、真正改变了数学发展方向的，都是外国学生。中国学生始终没能达到那样的创造能力水平，我最有创造力的学生，都是外国的。所以我才期望，能在国内培养出这样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必须从基础开始培养，这就是我要成立求真书院的原因。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成立，让我非常鼓舞。这五年来，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已经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甚至超过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无论是考试成绩，还是各种学术表现，我们的本科生都毫不逊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了，最关键的是要看他们能不能够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这才是未来三年最核心的考验，而不是看学生是否考试考得好。我们的学生在世界上最有竞争性的考试方面，比海外的学生做得好，但判断我们数学人才培养是否成功，最终要看学生的博士论文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回顾过去五十年，甚至两百年的历史，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都改变了数学的发展方向。哈佛大学有好几篇博士论文，作者后来都成了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因为那几篇论文的原创性贡献。我们中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我们的一个重要考验。所以我期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成长为一批有创造能力、愿意深入思考、有扎实基础功底，能够攻克顶尖学术难题的学者。求真书院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出这样的人才，能不能成功，就看这几年的努力了。

数学人才集群和大湾区活力加速深圳人才培养

目前，我在北京参与建设的三个学术机构已汇集了四百多位优秀的数学家，形成了全球瞩目的数学人才聚集地。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所以我也鼓励这些数学家们，多到大湾区来，多到香港来，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成长、成才。我们期望他们能够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领导者，成为有创造能力的学者，更成为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引领者。

我们也培养应用数学领域的人才。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有一批学生在做人工智能、生物信息、经济方面的研究。因为有了扎实的基础科学功底，再去做应用科学和技术就会变得轻而易举。所以我们也要大力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不会跟着其他公司或者国外的模式走。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既有创业精神，又有创造能力，未来能够带领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中国的工业不断向前发展。

在深圳推进这件事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因为我们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深圳河套学院执行院长罗智泉教授有着密切的交流，港中大（深圳）在人工智能方面也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未来我们可以开展密切的合作。其中，港中大（深圳）将与“深圳河套学院”及“河套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深圳）”开展博士阶段学生的联合培养，依托深圳河套人工智能拔尖英才人才培养试验区的学术资源、产业生态与区位优势，使学生能够深度融入并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这既能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发展，也能助力深圳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合作。所以我希望，在大家众志成城下，我们能够在这个框架内办好这些事业，为国家科技自强和大湾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