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理念中，“落后就要挨打”有着不短的历史。长期以来，当问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出处时，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来自我们某位伟人的语录。其实不然。如同我们的很多东西是从苏联进口、带有苏联色彩一样，“落后就要挨打”也是从苏联引进的。
“落后就要挨打”的“版权”属于斯大林。这句话最初出现在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演讲中：“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
今天的人们，在谈及“落后就要挨打”时，通常与我国近代史上的遭遇联系在一起。不过，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往往被误解为弱小与强大的关系。近代史上的中国，是一个老大而虚弱的皇权专制帝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打上门来的强盗，则是年轻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西方列强”。这就给人一种印象，“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弱小就要挨打”。斯大林在演讲中是将“打落后者，打弱者”相提并论的。
但“落后”与“弱小”并不是同义词，“弱小”的对立面是“强大”，“落后”的对立面是“先进”。然而，一旦将“落后就要挨打”放到中国近代史的语境里，我们就会感到，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先进”与“落后”的概念过于笼统，总该有一些可以测度的数量与质量指标。现实中，人们看重的指标往往过于物质化，如军事、经济等，于是就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因素是武器不如人、经济不如人。从174年前英国的坚船利炮，到100年后日本的飞机大炮都是如此，军力羸弱、经济困窘的中国，注定了只能挨打受气。
斯大林在论述“落后就要挨打”时，曾以排比句式一连列出了俄罗斯“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五个方面，可见“落后”是综合指标，而非孤立指标。
客观分析近代史上我国屡屡挨打的真正教训，既不能简单归罪于西方列强的穷凶极恶，也不能简单归罪于清王朝的愚昧封闭。将重大历史过错推给外部、推给过去、推给个人，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而应从综合指标的角度，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角度，从时代潮流、历史规律的角度看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中国自身的病原体，才有可能避免因心境复杂、神经过敏而讳疾忌医。
作为“落后就要挨打”的“逆定理”，是否意味着“挨打的就是落后的”“打人的就是先进的”？笔者之所以质疑这句话的真理性，是以中国的历史进程为根据的。女真灭北宋、蒙古灭南宋、后金灭大明，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明程度等方面，无论如何都得不出两宋与大明的挨打，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明程度等综合指标比女真、蒙古、后金更落后的结论，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分析，“落后就要挨打”也不成立。即以领袖向来推崇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为例，这些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挨打”的不仅不是“落后”方、“弱小”方，反而是原本的“先进”方、强大方。“打人”的不仅不是“先进”方、“强大”方，反而是原本的“落后”方、“弱小”方。
“落后就要挨打”属于全称肯定判断，其含义是，所有“落后”者（包括国家、民族、军队、组织、个人等）都要“挨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一例外的。一个国家、民族，某些方面落后并不等于全面落后；今天落后并不意味着明天落后；相对某甲落后，相对某乙未必落后。因此，“挨打”并不总是“落后”的归宿，“打人”也并不总是“先进”的专利。按之四邻，许多国家相对我国是“落后”的，它们并未因其落后而被中国打得鼻青脸肿，中国也未恃先进而打遍四邻。要是把“落后就要挨打”当作规律，那么“先进就要打人”就会成为定理，倘若如此，弱肉强食岂不成了通行世界的规则，我们的星球岂不成了狮群与角马“血肉平衡”的塞伦盖蒂草原？
“落后就要挨打”既是全称肯定判断，由此推断，斯大林将此概括为“剥削者的规律”“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就无法成立。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挨打”可以此来解释，如果“挨打”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又当如何解释呢？当然，苏联的理论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之间也会互相倾轧、弱肉强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如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与阿富汗（当时曾以社会主义相标榜）、中国与苏联、中国与越南、越南与红色高棉等。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倒没怎么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既非“剥削者的规律”，也非“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或者干脆可以说它什么规律都不是？
回顾近现代史，从两次鸦片战争、俄国侵吞国土、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京到日本全面侵华，在100年的时间内中国屡屡挨打。许多同胞相信，中国当时之惨败，根本原因是装备落后无法抵挡列强的船坚炮利。
如果说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下西洋（甚至比欧洲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87年）纯为弘扬国威、炫耀武力，那么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已经在实战中击败了荷兰殖民者。当年10月22日，郑芝龙指挥舰队在金门料罗湾全歼了荷兰舰队。英国人李约瑟不无夸张地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这些当然都是“祖上阔过”的证据。即使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海上力量也并非不堪。曾有报道称，百多年来国人一直都在感叹的鸦片战争“英夷船坚炮利”，真相并非如此，“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而已，进而得出结论：“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英军敢于不远万里，劳师远征，以区区万人之众和并无绝对优势的武器进犯一个拥兵百万的国度，原因何在？
我们可以分析50多年后发生的另一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然而，清政府虽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却败给了素为国人所蔑视的弹丸之国——日本。可见，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的失利，不能仅仅考察表面的物质技术或武器装备的差距，而是另有原因。
一国的军事力量，当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考察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决不是“落后”二字可一言以蔽之。据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总量的28.7%，大大高于英国GDP占比5.2%和日本占比3.1%的比率。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提供的数字证明，183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占比为29.8%，略低于整个欧洲的34.2%，但大大高于英国的9.5%和日本的2.8%。然而1840年中国先败于英国，1894年再败给日本，全球GDP第一的大国为何照样挨打？可见，“挨打”并非限于军事与经济这样的孤立因素。
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菲特曾对上世纪的中国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致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既然经济、军事不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累次挨打之理由，那么中国的遭遇到底说明了什么？
尽管鸦片战争发生前，清王朝出现了“康乾之治”；尽管甲午战争发生前，清王朝却意外地“同治中兴”，然而，前者不过是“落日之余辉”，后者亦不过是“回光之返照”。清兵入关之际，正是英国产业革命发生之时，以衰败封建主义之弱躯，抵御新兴资本主义之强体，鸦片战争焉能不败；“同治中兴”之际，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时，以“敬天法祖”“中体西用”之僵化，抵御脱亚入欧、“和魂洋才”之创新，焉能取胜？
清王朝之被动挨打，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这个垂死的封建王朝无视时代潮流，昧于世界大势的必然结果。陶醉于外表光鲜、内囊朽烂的天朝上国，为保住多年的权力和利益，对早已过时的祖宗之法抱残守缺，以“国情特殊”“历史悠久”“制度优越”为借口，无视或敌视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拒绝学习、拒绝交流、拒绝改革、拒绝进步，致使古老的华夏文明沦为中世纪的“出土文物”，从而为业已变化的世界潮流所抛弃。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南辕北辙，较之经济、军事的暂时落后更无可救药。
其次是在经济上，满足于自给自足。18世纪末期，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只因拒行跪拜之礼，年迈的乾隆皇帝竟然拒绝了对方的通商要求，拒绝的理由很有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名为自给自足，实则闭关锁国，其结果如何，世人皆知。
技术上也是如此。明末清初，“开花炮弹”（榴弹）已广泛应用于战争。一讫康熙平定天下，随即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忘记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继则全力消弭隐患，阻止武器的研发与扩散。100多年后，英舰从海上打来，甚至林则徐也不知“开花炮弹”为何物。直至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开花炮弹”，不禁感慨：“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在政治上，顽固抗拒时代潮流，强力压制政治改革。如果说以引进武器与技术为特征的洋务运动尚能接受的话，那么，政治体制的任何改革都是不能容忍的。半个世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沉痛教训，根本无法唤醒执迷不悟、权迷心窍的清政府。维新志士惨遭镇压，谭嗣同等人血染菜市口，而他们的要求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
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喝斥光绪皇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强调“祖宗之法”的核心是维持“家天下”。1900年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狼狈“西狩”之后，此时“祖宗之法”已不重要，重又拣回维新派的“反动遗产”，亲自推动君主立宪，前提却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然而，历史、时代、人民都对这个腐败政府失去了耐心。革命跑赢了改革，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这个统治中国280年的王朝，终于在新世纪的晨曦里走进了历史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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