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算了吧，不合适。”
林晓坐在我对面，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语气非常平静。就在半个小时前，她收到了省考的拟录用通知。那个页面的截图她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自己的名字稳稳地停留在名单的第一个。
我看着她，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桌子底下，我还捏着那个准备了很久的丝绒盒子，里面装着一枚用我三个月工资换来的戒指。我原本计划在那天庆祝她上岸，顺便把我们的未来定下来。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因为你考上了，而我还在私企打杂？”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愧疚，只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坦然。“陈默，我们在一起三年了。这三年里，你换了四份工作，每次都说老板压榨、同事排挤。我每天除了准备考试，还要听你抱怨生活的不公。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未来，我爸妈也希望我找一个体制内的，或者至少工作稳定、能抗风险的人。你给不了我这种安全感。”
她的话像钝刀子割肉，不锋利，但足够疼。我张了张嘴，想要辩解，想说我最近的那个项目很有起色，想说我已经在努力攒首付了，但看着她那双已经做出决定的眼睛，所有的解释都咽了回去。
“你决定了？”我问。
“对不起，陈默。”她站起身，拿起旁边的包，“这顿我请吧。以后……祝你一切顺利。”
她推开咖啡馆的门走了，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我一个人坐在原位，看着她那杯几乎没动过的咖啡，慢慢地把口袋里的戒指盒推到了最深处。
那段时间我如同跌入了地狱，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她提分手时的那个眼神。不是嫌弃，而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看透了你毫无价值的平静。
那种平静彻底刺痛了我。
后来我辞职了，我搬出了那个离市区很近但租金昂贵的房子，在城中村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单间。我买了一整套公考的教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开始了漫长的备考。
我承认，一开始我的动机非常幼稚，甚至带着强烈的报复心理。我想考上，我想站在她面前，告诉她她瞎了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那些枯燥的政治理论、申论范文、行测逻辑题一点点填满我的生活时，那种怨恨竟然奇迹般地淡了。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背书到八点，然后开始刷题。城中村的隔音很差，隔壁夫妻的争吵声、楼下卖炒饭的推车声、野猫的叫声，交织成我备考的背景音。夏天屋里热得像蒸笼，我只能光着膀子，边擦汗边写卷子，汗水经常把答题卡洇湿一大片。冬天没有暖气，我裹着两层羽绒服，手指冻得僵硬，连笔都握不住，只能不停地对着手哈气。
第一年，我在面试中被刷了下来。出成绩那天，我在路边摊喝了六瓶啤酒，吐得昏天黑地。第二年，我考上了。不仅考上了，而且是市直核心部门。
看到录用名单的那一刻，我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去楼下的沙县小吃点了一份鸭腿饭，给自己加了一个卤蛋。我突然明白，这场漫长的战役，从一开始是为了林晓，但到最后，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把自己从那个浑浑噩噩、抱怨连天的泥潭里拔了出来。
进入体制内后，生活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变成一杯茶一张报纸。市直机关的工作节奏极快，尤其是我所在的综合科，几乎是整个单位的枢纽。写材料、办会、沟通协调，每天忙得连轴转。我收起了以前在私企里那种锋芒毕露和急躁，开始学着沉稳。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因为几次大材料写得出彩，加上做事踏实，被提拔为副科长。我不再是那个会在深夜买醉的失恋青年，我剪了干净利落的短发，衣柜里换上了清一色的衬衫和夹克，眼神变得平和而坚定。我也相过几次亲，但都因为感觉不对而无疾而终。对于林晓，那个名字已经被我锁在了记忆的最底层，哪怕偶尔想起，也不会再有任何波澜。
直到那个周二的上午。
最近市里在推进一项基层减负和数字化治理的专项工作，我们单位是牵头部门。为了加快进度，组决定从下面的区县抽调几名业务骨干上来帮忙，成立一个工作专班，我是那个专班的具体负责人。
主任把抽调人员的名单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改一份即将上会的汇报材料。
“小陈，这几个是各区县推荐上来的借调人员，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明天就让他们来报到，直接分到你们专班去。”
我接过名单，一目十行地扫过去。在看到第三个名字时，我的目光停滞了一秒。
林晓。所属单位：某某区街道办。
同名同姓吗？我心里微微一动，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无论是不是她，对现在的我来说，都只是一个即将配合我工作的下属，一个借调同志。我签了字，把名单递回给主任。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准时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各区县报上来的底稿。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我头也没抬。
门被推开了，一阵有些急促的脚步声停在我的办公桌前。“陈科长您好，我是……”
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我抬起头，放下了手里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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