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那年我22岁，跟着村里的大哥们坐着绿皮火车去当“倒爷”，一心想着发大财。谁知道财没发成，差点成了一个异乡鬼。原因是我刚下火车，带去俄罗斯的四编织袋皮夹克和运动鞋，就被几个喝得烂醉的当地小混混洗劫一空。他们不仅抢走了货，连我贴身藏着的钱也没放过。要不是我趁着他们分赃时拼死跑进一片桦树林，估计连命都得交代在那里。
天色越来越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知道，如果天黑前找不到暖暖身子的地方，第二天我就会变成一具硬邦邦的尸体。我凭着本能顺着一条车辙印往前挪，不知道走了多久，树林的尽头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木板房。烟囱里冒着一丝微弱的白烟。
我几乎是半爬着来到那扇木门前，用冻得失去知觉的手拼命砸门。砸了十几下，门开了一道缝，一个裹着厚厚羊毛披肩的女人警惕地看着我。她看起来四十多岁，眼角有很深的皱纹，眼神里透着疲惫和防备。
我张了张嘴，发现下巴已经冻僵了，只能发出两声破裂的干咳，然后双腿一软，整个人砸在了门框上。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张铺着厚毡子的破沙发上。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烤土豆和陈年木头混合的味道。那个女人正坐在炉子旁，往里面添柴火。看到我睁开眼，她端着一个搪瓷缸子走过来，递到我嘴边。那是一缸子热气腾腾的红茶，里面放了很足的糖。滚烫的茶水顺着喉咙流进胃里，我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她叫卡佳，是个寡妇。1992年的俄罗斯，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国家动荡，卢布贬值到连废纸都不如，普通老百姓的兜里比脸还干净。卡佳的日子也很艰难，家里除了土豆就是硬得像砖头的黑面包。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把一口救命的红茶和两个烤熟的土豆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
我身无分文，回去的火车票根本买不起，更不敢去市里的警察局，那时候的治安乱得要命，弄不好还会被关进黑牢。卡佳似乎看出了我的窘境，她指了指屋外的柴火垛，又指了指炉子，做了一个劈柴的动作，然后拍了拍沙发。意思是，我劈柴干活，她管我一张床和一口吃的。
我眼泪差点掉下来，拼命地点头。
从那天起，我就在卡佳的木房里住了下来。西伯利亚的冬天漫长得让人绝望，气温常常在零下三十多度。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去林子里捡枯树枝，劈木柴，扫雪，修补那栋处处漏风的老房子。卡佳则在附近的一家破产边缘的肉联厂做清洁工，偶尔能带回一点点猪碎肉或者下水，那就是我们改善生活的最高规格了。
我们的交流不多，但有一种默契。每次我劈完柴带着一身寒气进屋，她总会把炉子上的热水壶推过来，让我暖暖手。我也会在天气稍好的时候，爬上屋顶，用找来的破油毡把漏雪的地方死死钉住。晚上，我们各自坐在炉子两边，听着外面狼嚎一样的风声，烤着土豆。她有时候会看着炉火发呆，眼眶通红，我猜她是在想她死去的丈夫。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我心里盘算着，等熬过这个冬天，天气暖和了，我怎么也得想办法去市里的火车站找找中国老乡，借点钱回国。
发现那个秘密，纯属是一场意外。
那天晚上风特别大，屋顶的烟囱管被风吹得倒灌，屋子里全是呛人的黑烟。我赶紧爬起来，发现是连接墙壁的那截铁皮管子松了。要修好它，必须把靠墙的那张沉重的铁架床挪开。那张床是卡佳睡的，平时她从不让我碰。但那会儿她在上夜班还没回来，屋里呛得没法待，我也顾不上那么多，挽起袖子就去搬床。
那床重得出奇，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把它拖出来半米。就在我准备踩着床板去接烟囱管的时候，我看到了床底下的东西。
那是四个长条形的军用木头弹药箱，上面落满了灰尘。其中一个箱子的搭扣还断了，在刚才挪床的震动中，箱子盖滑开了一半。借着煤油灯昏暗的光，我看到里面装的不是杂物，而是一个个灰扑扑的帆布袋子。有一个袋子的口敞着，里面露出了暗黄色的、粗糙的颗粒和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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