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的麦收时节，苏北平原上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本该是家家户户忙着抢收、颗粒归仓的欢喜日子，可在三益乡一带，百姓们心里却压着一块石头，连喘气都不敢大声。
大港区公所的特务像苍蝇叮咸鱼，三天两头往乡下钻，专嗅革命同志们的踪迹。
王德胜便是其中一只最讨厌的“苍蝇”。这人在大港区特工队里挂了个名，干的专是刺探地下组织的勾当。
此人生得精瘦，两撇鼠须，笑起来眼珠子骨碌碌转，一看就不是正经人。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们见了他都绕道走，背地里无不骂他是只“黄鼠狼”。
却说这年麦收，王德胜又窜到三益乡来，跟一个反动乡长悄悄接上了头，两人鬼鬼祟祟嘀咕了半日，也不知又摸去了多少消息。
天黑之后，王德胜并没有返回大港，而是悄悄溜到了南元西堰戴村的后码头。
那里住着他的一个姘妇——一个爱贪小便宜的寡妇，其住处偏僻，房旁便是苇塘，少有人走动。因此，王德胜每次来时，都很放心，觉得无人能够察觉他的踪迹。
然而，当晚王德胜留宿在南元西堰戴村后码头的消息，就传到了圃山区地下组织这边。
区委特派员颜诚把烟袋锅子往桌上一磕：“正好，省得我们再去寻他。”
他随即叫来两个人，一个是戴同志——西堰戴村本地人，对后码头那带地形闭着眼都能摸个来回；另一个是孙永寿，平日虽然话不多，手脚却利索得很。
颜诚说：“咱们今晚就把这条毒蛇给摁住。”
夜里十一点光景，三个人悄悄出了门。当夜，月色晦暗，地上像铺了层灰布。田野里麦浪沙沙作响，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很快又被虫鸣淹没了。
三人摸到后码头那寡妇家时，屋子里的油灯已经灭了，窗缝里透不出一丝光。
这是三间土坯房，独门独院，西边挨着一片苇塘，东边是条窄巷，巷口堆着几捆秫秸。
颜诚蹲在墙根下听了听，屋里隐约有鼾声传出来。他拿手指点了点戴同志和孙永寿，又指了指房子前后，三个人便悄没声地散开了。
随后，颜诚上前拍门，拍了几下，屋里没动静。
他又拍，这次力道重了些，指节叩在木板上发出“咚咚”的闷响。
过了好一阵，里头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含糊中带着不耐烦：“谁呀？大半夜的……”
颜诚压低嗓子，学着本地人的腔调应道：“嫂子开开门，大港那边带话来了，有急事。”
屋里窸窸窣窣一阵响动，又传来男人低低的嘟囔声，接着是光脚踩在泥地上的吧嗒声。
门闩哗啦一响，门刚开了条缝，颜诚猛力一推，身子便挤了进去。戴同志紧随其后，孙永寿则留在门口，背贴着墙，眼睛扫着巷子两头。
里屋的床上，王德胜正慌慌张张地坐起来，一只手去摸枕头底下——那里头别着一把手枪。
戴同志眼疾手快，一个箭步蹿上去，劈手把他胳膊拧到背后。
王德胜“哎哟”一声，整个人被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摔在地上，浑身上下只着一条裤衩。
那寡妇吓得缩在床角，抖得像筛糠，拿被子捂着嘴，连叫都不敢叫出声。
颜诚喝道：“不许动！”声音不高，却像铁锤砸在石板上。
王德胜仰头看着众人，知道大势已去，脸上那两撇鼠须也跟着哆嗦起来，连声说：“别开枪……别开枪……”
随后，戴、孙二人把王德胜拖到后院。后院里有一棵歪脖枣树，树下一片空地，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得地上惨白。
颜诚简短的审问了几句，王德胜磕磕巴巴地交代了接头的事，还供出了一些之前组织上不知道的线索。
问完之后，颜诚和戴同志交换了一个眼神——依据地下组织的决定，这个手上沾过同志鲜血的特务，不能留了。
片刻后，枣树下传来一声闷响，惊起苇塘里几只水鸟，扑棱棱飞远了。
事情办得干净利落。
可颜诚心里清楚，大港区公所那边不会就此罢休，随后必定会派人来查。
三人回到前院，颜诚对那寡妇说：“今晚的事，你该明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吧。”那寡妇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只剩点头的份。三个人随后顺着来路撤回去，身影消失在麦田深处。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几天，大港区就派了自卫队下来。
领头的挎着驳壳枪，挨家挨户问话，拍桌子瞪眼的，架势不小。
可问来问去，老百姓都跟商量好了似的，异口同声三个字——“情杀呗。”再问，就是说这王德胜跟那寡妇不清不楚，惹恼了旁的男人，估计是让人给摸黑收拾了。
自卫队的人皱着眉，又去那寡妇家盘问，寡妇也照着外头的说法讲了一遍，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命苦，磕头求着给做主。
自卫队盘来盘去，查不出旁的线索，连个囫囵证据也凑不齐，最后只好灰溜溜地撤了。
这“情杀”的说法，能传得这般齐整，其实不是没来由的，它是从副乡长韦小坡那边传出来的。
韦小坡明面上是当地乡长，暗地里却是组织安插在敌人内部的眼线。
颜诚他们行动后第二天，韦小坡就拎着烟袋，晃晃悠悠地出现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跟几个闲唠嗑的老乡蹲在一块儿。
他点上烟，慢悠悠地说：“昨儿后码头那边闹腾了半宿，听说是谁家争风吃醋，出了人命。”
这话像是长了腿，不出一天，就从西堰戴村一直传到了北元。
等自卫队来的时候，连小孩子都会讲那段“桃色案子”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凭空编出来的“情杀”，都是老百姓心里那杆秤平，称得出谁是好人，谁是祸害。
王德胜这样的人，帮着反动派啃自家人的骨头，自以为能讨着好，到头来不过是苇塘里溅起的一点水花，很快就没人再提起了。
倒是那些在黑夜里摸路的人，像颜诚，像戴同志，像韦小坡，他们做的事，像麦粒落进了泥土里，旁人也许看不见，可来年麦子再黄的时候，风一吹，满地里都是沉甸甸的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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