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所需的数据资源，很多存在于公开的全球社交媒体之中，因此社交媒体也成为国家或非国家组织对外交流的重要工具与平台。全球各国政府及其授权或下属机构，通过社交媒体以高效率、低成本、多样化的方式实时或延时发布信息、传播理念、应对危机事件，并大量收集公众反馈。这为美国运用数据资源优势，掌握其他国家与非国家组织的诉求及其内部变化，并捕捉民众心态与舆论走势提供了可能。由于社交媒体并非政府所能垄断，社会民众成为国家行为的参与者，这使美军有可能在全球数据战略框架内，针对其他国家政府或非国家组织机构，甚至所有社会阶层成员，实施心理认知作战。
✪ 窦国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学博士后，陆军上校
本文节选自《影子博弈：AI重构权力与安全》一书
全球战略的精细“算计”
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本质是争夺资源。“在整个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大国政治、经济政策无一不将争夺、开发、使用和占有矿产资源置于显要位置。”AI时代到来之前，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主要着眼于基础性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天然气、金属等）及人口资源的地理分布，并据此制定与实施国策。随着AI时代的来临，美国以自然资源与人口资源分布为轴心来进行全球地缘经济布局的模式被改变，进而带动地缘战略争夺资源的重心发生转移。中东、中亚、南海、北海、西北欧、东南欧、中美洲等重要油气区，以及乌克兰、中国东北、俄罗斯西南部、阿根廷等重要“世界粮仓”的地缘价值并未减弱。但在AI科技与产业催生之下，数据资源正在使美国能够通过掌控信息媒介与传播渠道，向全球或关键区域提供、输送信息产品，塑造国际社会的心理认知，并在更深层面“引导”其他国家（政治实体）和地区对自然资源的寻找、利用与依赖方式。
数据资源不仅包括关于基础性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开发与利用的知识，也包括获取这些知识的手段、组织与机制。美国全球数据战略的主要意图，是通过主导数据资源的产生、呈现与使用制造国际议题，培植国际组织变革因素，引导盟友或对手做出利于美国的判断与行动，并在必要时调节基础性自然资源的开采与管理方式，进而增强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以达成地缘政治目的。
首先，如果美国具有数据资源优势，就能更及时、更高效地把握地缘空间的价值及其价值区间，从而为其开发新的“地缘缝隙空间”，并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排他性并占据良机。
以开发深海空间为例，美国利用AI科技建立深海环境模型，研发深海空间专用的无人潜航器。尤其是美军通过大量运用深海无人潜航器，对海平面以下7000米的深海空间进行环境监测，采集海洋物理、化学与生物光学数据，以及海洋盐度、温度等关键变量。未来，美军将更频繁地运用深海空间无人探测系统，以实现平台无人化、操作智能化和功能集成化：既可以对深海空间海底地形（海底山脊、盆地、海沟、断裂带等）、水温水流、物质成分等自然环境信息进行收集与研究，也可以对其他大国在深海空间的行为与武器系统进行探测与监视。美军发展无人化的深海探测与续航技术，在将深海由人类未知空间快速转化为已知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更可能成为深海“掌控者”，并进而成为洋面秩序的重要重构者。深海环境信息资源优势，使美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深海空间的强势主导地位。
其次，美国如果具有数据资源优势，将使国际社会更依赖其提供的公共产品，从而增强对公共区域的影响力，并最终在公共区域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强主导权。
比如，美国“利用数据资源所具备的优势已经开始超越军事化运用的本身意义”。当前，美军正在使用一款AI软件来构建“判断海域海盗活动、气象水文”的模型。该类工具帮助众多跨国航运企业制订相对安全的航运计划，为全球海洋经济活动提供高价值数据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与跨国企业在进行全球海洋活动时，依赖美国所提供的全球海洋环境数据，这表明美国对数据资源的运用正在成为其全球海权地位不可动摇的新象征之一。
美国全球数据战略的本质在于：利用优势数据资源，使对方在心理认知上接受己方优势，让对方意识到己方运用实力既可以带来利益，也可以造成危险。心理认知竞争空间并不直接决定实力优劣，却能显著影响实力运用的方式。心理认知接近程度较高的大国之间，对彼此“如何运用实力”的判断准确率往往更高；但与此同时，判断误差一旦发生，其造成的伤害就可能更大，也更难修复。
随着AI科技渗透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全方位领域，其对国家安全与利益已产生系统性影响，其内置的规模宏大、关联复杂的数据资源，不仅承载着全球认知层面的战略需求，更构建起涵盖数据开发、传输、处理、存储、分析等多样化、体系化功能。实现这些功能，高度依赖各类个性化的大数据技术设备与模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网络空间基础设施。
美国全球数据战略的最高价值在于：掌握足够全面且及时的数据资源，以利于运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进行前瞻性预测，从而弥补政策制定与策略选择中传统模式的局限。战争危机爆发、政府决策走向、外交影响路径和安全威胁演化等领域的预判，都可能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掌控而获得新的关注与新的工具性支撑。
美国全球数据战略的基本运用方法之一，是预判其他大国的安全诉求，或预判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趋势。比如，可以针对其他大国从决策机制、安全威胁认知、应对举措与安全手段等层面，开发并收集其外交、军事、情报等数据，甚至建立特定模型，分析其安全漏洞及其关注权重，进而判断其安全威胁认知能力与应对方式。同时，全球性交通体系与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传统地缘博弈模式仍然盛行，由此也为美国制定并运用全球数据战略提供了机遇窗口与操作空间。
美军在美国全球数据战略框架之下，更加精准地研究盟友、对手与第三方的地缘政治行为，深入把握其他大国的地缘战略诉求，尤其是诉求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与文化性根源。更为关键的是，美军在预测对手、盟友与第三方决策者的取向偏好，及其在不同偶然事件中的应对策略时，可以为自身制定对策提供基本依据。尤其在运用数据资源分析之后，美军能够更细致地评估决策者的经历、性格、知识结构、对科技与国际道义的敬畏程度、对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的重视差异、决策关联者网络、情报流转时效，以及领导行为所依托的体制运行机制等因素。
美国全球数据战略作为AI时代特有的全球地缘战略新分支，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 一是政策数据战略，主要用于表述地缘战略环境背景下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路径、资源；二是动机数据战略，主要用于揭示现实政策背后的民族文化、社会心态与制度模式等支配性因素；三是策略数据战略，主要用于战争、危机、灾难、饥荒、谈判、安全领域合作或对抗等具体事件的应对策略；四是条件数据战略，主要用来刻画盟友、对手与第三方决策者的决策习惯与决策能力。
这些战略所需的数据资源，很多存在于公开的全球社交媒体之中，因此社交媒体也成为国家或非国家组织对外交流的重要工具与平台。全球各国政府及其授权或下属机构，通过社交媒体以高效率、低成本、多样化的方式实时或延时发布信息、传播理念、应对危机事件，并大量收集公众反馈。这为美国运用数据资源优势，掌握其他国家与非国家组织的诉求及其内部变化，并捕捉民众心态与舆论走势提供了可能。许多国家政府开设官方社交媒体，或授权、引导开设非官方社交媒体，以发出自身声音，塑造自身形象。由于社交媒体并非政府所能垄断，社会民众成为国家行为的参与者，这使美军有可能在全球数据战略框架内，针对其他国家政府或非国家组织机构，甚至所有社会阶层成员，实施心理认知作战。这也导致美国全球数据战略在实践上可能演化为削弱他国政府内部公共事务主导权，并构成对他国内政干预的工具——尽管在表面上，它常被包装为社交媒体上的“正常国际交流”。
美国全球数据战略的关注重心不再仅限于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及其对他国边界安全的影响，还将覆盖数据开发与数据供给能力。美国凭借强大的数据资源开发能力，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权威”数据。在这一过程中，美军或AI科技企业就可能掌握全球范围内每个被关注对象的个性化认知需求。比如，电子商务网站后台可以储存每个用户的消费经历，从而依据其个人偏好推送相关产品与服务。由此，美军可能基于大量用户的行为数据，针对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类企业乃至每一位国家领导人提出数据开发需求，并据此对不同事项实现差别化的精准决策；同时支撑美国政府针对国内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以及组织架构内的不同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地缘政治行为。换言之，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与民众可以被进一步细化，不同主体的地缘政治价值被重新估值，策略也随之被重新组合与运用。
美国全球数据战略也可能成为全球民众心态与全球安全秩序的“双面镜”。信息公开使全球民众对国际公共事件更为敏感，美军可以据此趋利避害。比如，当战争或危机爆发时，美军可能运用AI科技分析社交媒体的实时状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各方社会心态，力争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地做出决策。
美军将伴随AI科技进步加快数据资源的新陈代谢，使以往的用兵决策由侧重反馈转向更强调前馈。以往的前馈性用兵决策，往往被视为少数精英凭借“阳春白雪”的洞察力而获得的“专利”，而大数据技术使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这种“专利”，并在AI时代进一步普及。
未来美军将不间断地依托全球数据仓库、数据集市、数据可视化、云存储与云计算等技术体系，成为美国全球地缘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军未来更侧重前馈的用兵决策，将取决于数据资源开发与感知能力，以及获得数据的规模、时效与质量，尤其取决于数据的使用方式。这促使其必须更客观地掌握全球性民众心态倾向，尤其是对敏感事件的人心向背，从而使其更高效地获得对手、伙伴或第三方的准确情报。在这一过程中，美军与美国全球数据战略越同步，就越容易“快人一步，步步领先”。这是所有大国力量都需要重点应对的。
以海量数据收集、存储、维护、管理、分析与共享为基础的AI科技，在美军全球运用数据资源的推动下，可能提升AI产业与人才分布的全球化程度；这又反过来促使美国全球数据战略更明确地服务于AI产业与资本活动，导致数据资源本身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资本流向与产业动向，从而呈现出美国未来全球地缘战略的“风向标”。
当然，美国全球数据战略存在巨大风险。AI科技可能因数据资源过量而造成决策低效，或使决策偏离真正的最佳诉求。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文化等领域引入富有专业性、可共享的数据资源， 既打破传统壁垒， 又突出各领域特色， 使专业性或一般性的AI 用户都可能开放地进行基于认知需求的数据分析。在这种技术的支持下，美军也许能够自动化感知全球任何地缘政治空间，将不同类型与不同时效的地理环境数据、人文数据、宗教数据进行开发、运用与传播，形成全动感视频系统与情报显示系统，构建可视化的全球动感大数据系统。然而，在这一系统中，数据开发与使用的有效程度与可信度，数据之间相关性的依赖关系，以及算法适用性等问题都不容忽视，否则极易导致美军全球用兵决策的盲目性与自我强化偏误。比如，2026年2月28日，美军试图运用AI科技来支持打击伊朗境内目标时，造成一所女子小学遭受袭击、近200人丧生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这表明，美军运用AI科技的数据资源和算法等，有可能是过时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
另外，美国全球数据资源的开发、使用与流通虽可能促成共利，但也可能制造更多暴力诱因。比如，数据资源较弱者出于安全需要不断自建壁垒，反过来诱使美国通过数据建立与巩固霸权的动机更加强烈，从而激化传统地缘政治对抗，并引发更容易走向军事冲突的结构性风险。与此同时，AI科技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决策者， 却也更考验其精力与知识， 即对透过现象分析本质、运用有限信息处理不确定性、理解现实与潜在风险收益、应对复杂与交叉知识体系等能力的要求反而更高。这必然要求决策者、决策团队、决策程序、决策工具与决策体制必须随时与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紧密互动；否则，美军用兵决策要么落后于形势发展，要么偏离民众需求，要么错误引导利益诉求。
人类最高级的智力在于预先知晓。战争艺术的真谛是在合适时间内的准确预见：将战场信息对各种行动的可能影响、对手如何应对、己方应对效果等各方面的预测结果快速输出，尽量跳过烦琐的经验式推理与逻辑分析，提高衡量利弊的时效。
战争艺术是在每个战场、每个机遇、每种天气、每个危急时刻中把握人性的艺术。着眼于人性的指挥艺术将在未来战场上以新的方式呈现。AI时代意味着人性的传承与演进，新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人性也随之出现，等待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去发现与挖掘。
AI科技使未来战争更难区分交战状态与停火状态，也更难准确界定战争的开始与结束，从而使战争艺术有新的呈现方式。
美军运用AI科技“以不可估量的速度与准确率带来知识与价值，形成高效的超前洞察力 ”。
“战争艺术的精髓是‘出其不意’，AI武器系统的最高功能正在于此。”在AI科技支持下，美军不仅可能比对手更快速、更全面地感知战场，先敌发现，先敌开火，还可能更快速、准确、科学地预测战场发展，并在恰当时间以恰当方式令对手不自知地战败。
“兴一利必兴一弊”的规律在科技领域内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军可能在速战速决中避免巨大伤亡与消耗，但也可能因AI科技误用或被对手有意“做局”，陷入思想混沌与犹豫不决，甚至忽视并遗漏战场上的关键信息。更严重的是，上级指挥官可能凭借AI科技过细、过多地干预下级指挥官，致使部队行动混乱。
事实上，AI科技强于逻辑分析与推理，但不可能摆脱对人类已知之事的依赖。AI 武器系统只能按照人为事先设定的模式行动，或依据“上次”经验增强能力，却难以适应不断更新的任务环境，更难以在执行新任务时生成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力。
战争是双方作为“活的力量”的对抗，并不存在固定时间、固定空间里必须遵从的固定法则。AI武器系统难以辨别信息真伪、全面与片面、表象与本质，美军对战场态势的判断也无法避开自我主观意志对战场信息的限定与量化。
智能高低的标志，是单位时间内能够考虑的因素数量，以及对各因素的影响进行排序的能力。未来战争中，政治对战术行动的驾驭将更为频繁，美军需要纳入考量的政治性因素也将显著增多，而这些政治性因素（如道义感、舆论形象、法律约束、人权、市场、士气）无法像街道、建筑物、天气、武器那样直接显示在AI武器系统中。
美军不能指望在完全透明的战场上追求胜利，而可能依赖人性中天然的经验与判断力来追求胜利。
直观感知战场能力并不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获取的信息总量，而取决于对特定目标、特定设施、特定时间节点所掌握的精确信息与实时信息的数量。因为未来战场范围广阔，无须全面控制，只需控制关键作战。直观感知战场只需依据每次具体任务的行动区域，聚焦于有限战场，否则，难以预测的无关信息将干扰专项行动。
各种AI武器系统打破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限制，跨越大洋，贯通山脉，即便相隔万里，也能在多维空间里实现直观感知。
AI科技的直观感知功能，甚至可能通过远程“脑—机”连接扩展为远程“脑—脑”连接，“潜入”对手指挥人员和作战人员的脑空间，乃至对手最高领导人的脑空间，影响甚至控制其判断、记忆与情感，从而在无须实体作战的情况下达成目标。
美军运用AI科技针对专项任务，利用存储的知识、数据、经验与设定的逻辑程序辅助决策。运用既有方法或既定行为模式，发挥已知知识、数据、经验与逻辑程序的作用；再将实时感知信息与存储数据进行自主与自动化比对，从而接受、启发并创造性地运用新方法，形成新决策。AI 科技会在未知与已知之间实现螺旋式递进：对各类战场环境信息的可信度、精度进行分类排序；对各类敌对性目标的威胁程度、打击难度、位置与移动特征、毁伤所需手段进行分类排序； 对使用手段的成功概率、速度、精度、行动难度与条件复杂性进行分类排序；对敌我双方可能产生的影响、己方伤亡与物资损耗进行分类排序。
运用 AI 科技不是对原有知识与经验的重复使用，而是将已知知识演化为应对未知的能力，即设计新情境、新作战行动，并不断充实AI武器系统中的知识与逻辑程序。
美军在发展新的战争艺术方面，面临固有挑战。
AI科技不能脱离人的经验，但艺术是对经验的超越，而非重复。对战争而言，许多“已知经验”也许正是下一次战败的根源。美军当前依据既有经验设定行动模式的AI武器系统，难以超越人的想象力， 一旦允许一切作战行动自动发生，美军就可能退化为作战模式的呆板设定者与操作者。与此同时，AI科技也带来新的烦恼，即可能使指挥官失去临机处置权力。指挥官的权力可能被异化为对AI武器系统的干预，而不是传统战争艺术意义上的自我创造；AI武器系统甚至可能铲除培养与激发美军指挥官智慧与想象力的“土壤”。
AI科技并非万能。机器不能代替人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战争艺术仍将在AI时代存在。战争的本质永远是人类之间的对抗：人是战争的主宰者，战场永远无法真正透明，只是隐蔽方式发生了改变。
军队文化的重塑之路
在AI时代，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所有国家都在基于各自的民族文化特性，探索并构建现代制度。不同民族文化在交融、碰撞与重组中，或显或隐地引发深层变革，从而逐步削弱了西方文化在决定世界性议题中的单一主导地位。文化因素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美国不仅会关注大国力量在此消彼长中的战略制衡，更会正视文化差异极大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长期共存。
在大量装备AI武器系统的背景下，美军已具备强大而全面的作战能力：集火力、侦察、通信与防护于一体的攻防体系；融合精确侦察定位、实时通信、加密防护与自动分析功能的全维网络；高度灵活的机动力，既能依托公路、铁路和低空输送工具展开部署，又能自主选择路线，克服复杂地形障碍；同时具备自我供能与外接能量的综合保障能力。这些能力使美军在技术层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如相关研究指出，AI武器系统的本质在于“感知特定的‘可见’因素，形成‘不可见’的理解与决策，并自动生成最优的军事行动方案”。然而，无论AI系统多么先进，它们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人。正如计算机永远只是人脑的工具，AI武器系统归根结底只是人的辅助系统，而非战争主体本身。
在全球文化深度交汇的背景下，真正处于主动地位的，不是单纯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而是能够在融合中保持主导，并促使他者接受自身变革与坚守的一方。AI武器系统即便具备高度智能化水平，也无法替代思想、价值与道德准则对人类决策的塑造作用。
正因如此，美国历任总统、国防部长和高级将领在战争是否发动、如何进行等问题上虽然分歧不断，但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始终高度一致，“不会将决定国家命运、涉及人类生命的权力交付给机器”。这一共识构成了美军在AI时代坚守的价值底线。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全球性国家，美国对巩固并扩展海外军事存在的需求极为强烈。但不可忽视的是，“对外军事干预一旦造成人员伤亡，就会迅速削弱国内政治支持”。大量使用 AI武器系统，确实可以减少外交、军队和情报人员在高危地区的直接暴露，但也会带来新的战略挑战：如果无法在危险地区保证足够的社会交往与文化影响，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掌控能力反而可能下降。AI 武器系统的功能或许可以外溢至军事领域之外， 但它永远无法取代人的社会性与文化作用。
根据《战争权力决议》，美国政府在海外动用武装力量超过60天须获得国会授权。大量使用AI武器系统，在技术和法律层面都可能为行政当局提供规避约束的空间。这使得美国政府在潜在危机中更倾向于依赖AI武器系统的高效能与低风险特征，同时也必然引发媒体、公众、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持续监督与争论。
任何技术进步都会伴随利益与道德的张力。当AI武器系统成为美军的优先选项时，相关科研人员和企业虽然受到激励，但AI系统的根本局限也会随之凸显：它只能依据指令、预设程序和战场数据运行，无法真正理解人类情感、道义判断和政治语境。战场环境本身又充满不确定性，任何基于既往经验设定的行动模式，都难以完全预见未来局势的演变。例如， AI武器系统在缺乏伦理判断能力的情况下，可能对准备投降或失去战斗能力的人员构成致命威胁，从而触碰甚至突破国际法底线。
AI武器系统不可能完美。美军在全球行动中的现实压力，迫使其在“立即可用”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之间不断权衡。在多数情况下，不完美但可用的技术，往往比无限期追求完美设计更具现实价值。例如，在城市作战中，单个机器人并不需要集侦察、通信、建模等全部功能于一体，在高危区域实施爆破、投放非致命武器或执行有限侦察任务，已足以满足作战需求。过度追求功能集成，反而会抬高成本、降低机动性，导致技术失衡而非能力提升。
技术高效、风险较低的作战方式，确实有助于减少伤亡，但这一规律只适用于技术严重不对称的冲突环境。随着无人机和AI技术在全球市场中的扩散，即便缺乏完整工业体系的个人或组织，也能将其用于军事或准军事行动。这种“低门槛军事化”趋势，反而使便捷而低风险的攻击手段更易被滥用，刺激对手采取对等乃至更激进的手段，令冲突更难控制。
频繁、低成本的攻击行为不仅无法降低整体战争风险，反而可能推高军人和平民的伤亡率，使战争重回高消耗、高残酷的轨道，与美国的长期安全与繁荣目标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过度依赖AI武器系统，可能削弱政治与外交手段的权重，使美国在道义与舆论层面陷入被动。
历史反复证明，军事力量若缺乏道德与文化支撑，不仅难以获得预期收益，反而可能招致灾难性后果。无论装备多少机器，美军都是美国国民性最直接、最清晰的体现。随着国内外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众舆论对军事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强。美军文化的演进，最终取决于国民文明程度、理性精神、创新能力与责任意识在军事领域的外化。
如果美国不能摆脱“丛林法则”式的战略文化，AI武器系统的滥用风险将被无限放大，不仅侵蚀既有价值观，也会摧毁其长期塑造的道德形象。尚武精神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而不能滑向战争狂热。
“忠诚和服从是最高的军人品质，没有它们，军事职业就不可能存在。”对尚武、纪律、忠诚、荣誉的极致追求是世界通则性的军事文化，然而，理性却并非同样普遍的军事文化财富。历史反复证明，理性往往只在少数军队、少数历史阶段得以真正彰显。
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是，科技革命往往促使国家和军队“重新发现自己”。在技术优势迅速积累的过程中，强大的国家和军队极易将自身视为完美秩序的化身，由此拒绝新的反思与开放，反而演变为守旧思想最坚固的堡垒。任何军队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胜败。真正理性的军队，无论胜败，都能够在自我反思的同时推动整个国家及其社会阶层反思既有路径，从而迎接新的生存与发展挑战。
AI技术的进步，使美军处于一种明显的矛盾性增长之中。
一方面，从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规范看，美军军人可以以执行命令为自身行为——包括失败决策，甚至有害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命令——提供正当性辩护。唯命是从，在制度意义上，始终是军人最安全的“护身符”。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持续提升，使包括军人在内的社会成员，对盲目执行命令乃至沦为冷漠执行工具的心理抗拒日益增强。战争固然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无孔不入的现代媒体与全球化交流，使暴力行为更容易被即时记录、传播和审视，良知不会只在事后反悔时出现，而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事前约束暴行的力量。
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提出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的政治象征，折射出美军尚武精神可能被异化的潜在风险。尚武精神是军人职业操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能演变为战争狂热。理性的功能，正在于使尚武精神始终受道德与责任的约束，而不是被技术优势与权力冲动所污染。
一旦战争的目的失去道德约束，无限制的战争不仅会显著提高军人无谓牺牲的概率，也会使平民伤亡与资源浪费成倍放大。
在 AI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是文明共存与命运与共。美军若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国际合法性，就必须以理性面对未来的战争形态与文明社会。这不仅要求高度的责任意识、献身精神与专业能力，也要求摒弃“唯技术制胜论”的狭隘创新观。美军高度依赖AI科技，而AI 科技企业会追求资本扩张，因此，美军不可能摆脱这种依赖，且将持续放大由来已久的“唯技术制胜论”。
随着AI技术的广泛应用，美军将持续扩充工程师、后勤人员、情报分析人员等关键“能力倍增器”岗位，而直接参战人员的规模可能相对缩减。与此同时，军人职能将更加多元，任务区域更加复杂，所承担的责任也更为广泛——不仅限于作战本身，还包括显著增加的外交、治理与民事责任。
这意味着将军人，尤其是军官的院校教育、职业规划与在职培训系统性地整合。其目标并非仅仅掌握既有知识和技能，而是培养在AI时代面对未知使命时，对复杂任务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AI时代，战略层级行动的战术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军的战术行动，往往直接牵动美国的整体战略格局。与此同时，全球社会结构正加速重组， 不同信仰、文化、阶层与职业群体交错融合，网络深度渗透日常生活，使战场与民众生活空间高度重叠， 军事设施与民用、商业设施频繁交织， 法治化程度提升与现代媒体全域覆盖，使社会舆论对军事行动形成持续而强力的约束。
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军已无法再以传统的二元逻辑简单区分敌人、朋友与中立者。陆军军人能否适应并主导未来任务环境，取决于其是否将学习重心前移至未来能力与新兴本领的塑造，而非仅停留在现实技能的熟练运用上。
因此，美军所追求的变革文化，并非对传统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种建立在开放基础之上的，强调谨慎求证与自我反思的理性自觉。而这种文化的重塑，对美军而言绝非易事，对其他大国力量而言则有重大坐标价值。
《影子博弈：AI重构权力与安全》
中信出版集团 |2026-4
ISBN：978-7-5217-8624-8
【内容简介】
今天，数据、算法与认知正在重塑战争的形态、权力的逻辑与国家安全的边界，世界正在进入一场深刻的“影子博弈”。《影子博弈》聚焦AI技术驱动下的美军转型，从作战方式、组织结构到全球战略，层层拆解一场正在发生却尚未被充分看见的深刻变革。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讲“技术如何改变战争”，更揭示“技术如何重塑权力”。通过对无人作战、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认知战等关键议题的系统分析，作者呈现出一幅未来战争的整体图景：机器正在走向决策前台，战场正在延伸至人心与信息空间，而胜负，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塑造对手的认知与选择。
更重要的是，本书以美军为切口，打通军事、科技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回答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AI时代，大国竞争将如何展开，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应对这种变化。
这不仅是一部前瞻未来战争的作品，更是一把理解当下世界格局与地缘博弈的关键钥匙。
【作者简介】
窦国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学博士后，陆军上校，主要从事战略决策研究。著有《美国百年全球战略》《大国突围：历史上大国突破困境的战略及其现实借鉴》《大国转型：大国角色变化的成败》《霸权的兴起、均势的幻灭和地区秩序的终结》《回望与远眺：中国战略转型成败的历史分析与未来前瞻》《大国兵智：新型作战能力与战争战略》等。
【目录】
推荐序1 看懂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新动向/高志凯
推荐序2 理解世界大变局的独特视角/于铁军
前言 AI时代的美军变革...XI
第一部分 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
第一章 AI战争的畅想与无奈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将所有战场一体化联网
自主极简作战：当机器决策颠覆0ODA循环
认知作战：人心战场上的技术与伦理困境
反无人机作战：一道难解的防御题
网络作战：难以划定的战争边界
全球AI精确战：一击制胜的幻想
第二章 AI作战力量的优与劣
全球AI感知体系：让战场透明化
地面AI力量：适应碎片化战场
无人舰队：重新定义海上力量
人机一体空战编队：制空权的新变量
AI太空攻防：多维能力的整合
第三章 五角大楼的自我变革
快速吸纳AI科技：军方的技术追赶
AI管理工具：从眼光革命到效率革命
算法反腐：技术监察的尝试
打开大门：吸纳体制外人才
技术精英主义：AI时代的军队文化转向
第二部分 全球战略背后的推手
第四章 服务AI产业的对外扩张
军企共生：与AI科技企业的深度绑定
自由市场“养育”下的军队
与资本的主从之争
为AI产业代言的困境
能源战略背后的军事支撑
第五章 支撑全球外交
为美国价值观加分的有限性
与国际规则的博弈
盟友体系的国际化“组装”
多重角色下的困境
第六章 助力地缘战略
海洋霸权的维系之难
欧亚大陆上的战略两难
全球战略的精细“算计”
军队文化的重塑之路
后记 美军变革的启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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