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及其连带影响，可能会加重安全挑战，其中也包括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风险。这种情况在那些既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冲击、又长期存在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尤为明显。
以肯尼亚东北部为例，干旱、洪水和生计受损与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的活动同时发生，并且彼此叠加、相互强化。这个组织过去曾在肯尼亚发动大规模袭击，例如2013年的西门购物中心袭击和2015年的加里萨大学袭击；如今则逐渐转向边境地区持续性的低强度袭击，并扩大对社区的渗透。
尽管这些危机彼此交织，但外界对气候变化与暴力极端主义如何相互作用，仍缺乏充分理解。
为弥补这一空白，我们这个跨学科团队在内罗毕和肯尼亚东北部组织了多场研讨会，参与者包括相关政策领域的决策者和一线实践者；同时，我们还在当地与社区成员和社区领袖开展了焦点小组讨论和访谈。
研究发现，在脆弱环境中，气候变化会起到“威胁放大器”的作用。它会加剧经济不稳定，因为生计遭到破坏甚至摧毁；会加剧社会碎片化，因为社会关系网络承受更大压力；会加重心理负担，因为一连串气候事件带来的破坏规模不断累积；也会暴露并强化制度脆弱性，因为公共服务和政府触达能力承受更大压力。
这些条件都会让极端组织更容易影响、操控甚至胁迫当地民众。
我们在肯尼亚东北部与当地牧民和社区领袖交流时发现，气候变化的冲击让当地社区更容易受到极端组织招募。“青年党”在当地的活动又使社区更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进一步强化了脆弱性的循环。
在肯尼亚东北部，气候冲击与不安全局势并不是彼此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塑造着日常生活、治理状况以及地区稳定前景的交织性力量。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对一种常见看法提出了挑战：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可以分开处理。要想有效应对，必须把环境、社会和安全策略结合起来，才能建立长期韧性。
对肯尼亚东北部加里萨县和瓦吉尔县的游牧民来说，饲养牲畜不只是谋生手段，更关乎身份认同、粮食保障和子女的未来。
但随着干旱和山洪暴发越来越频繁，牧群正不断遭受重创。在人们陷入绝境时，“青年党”便把自己包装成提供帮助的一方。
一位社区成员告诉我们：当土地干裂，牲畜死亡，农田歉收，人们就会挨饿，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陷入绝望。“青年党”很清楚这一点，也会利用这一点。他们向那些觉得被政府抛弃的年轻男孩提供食物、金钱，以及一种看似“有意义的人生目标”的东西。
在开展这项研究之前，我们没有充分预料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情绪创伤会如此深重，也没有想到这会为“青年党”招募成员创造如此理想的条件。对许多男性来说，失去牲畜会带来强烈的羞耻感，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承担养家者的角色。
一位当地牧民告诉我们：我们是男人，本该养家糊口，可最后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极端组织正是利用了这种情感上的空洞。它们向那些觉得自己失去一切的男性，提供一种新的身份感和地位感。
随着水源和牧草消失，牧民不得不离家越来越远，经常进入国家力量覆盖有限、局势不稳的偏远地区。
这种流动性增加，是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但也提高了他们与武装组织接触的可能性。
一些人到了新的地方后，手中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也没有社会关系网络可依靠，因此更容易成为招募对象。在这些偏远地区，这类组织往往会出面提供帮助，例如保护。
兽医服务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也会进一步放大脆弱性。孩子们如果为了跟随牧群而辍学，就更容易成为招募者下手的目标。
暴力极端主义带来的不只是个体层面的损失，它也在瓦解社会纽带。
过去，邻里之间还能彼此依靠。如今，大家却在逐渐疏远，因为谁都拿不出多余的东西，这也让社区尊严遭受深刻损失。
一位社区成员这样说：当邻居上门来要牛奶或糖时，你却什么都拿不出来。我们的经济不只是钱的问题，更关乎分享。牲畜死去后，这种分享也随之消失，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财富，还有精神上的支撑。
就连社区长者的权威也在承受压力。由于他们关于季节变化的传统经验不再有效，他们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地位也随之下降，进而形成领导真空。“青年党”很快就会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向人们提供一种新的秩序感。
在偏远而干旱的北部地区，肯尼亚国家治理能力的覆盖本就有限。
如果援助迟迟不到，或者分配不均，就会加剧民众对被忽视的怨气。“青年党”非常善于利用宗教和政治语言，把这些不满引向国家，并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包装成一条通往“正义”的道路。
此外，不安全局势还会阻碍气候适应所需服务的提供，让最脆弱的人群只能依赖任何愿意伸出援手的人。这也为“青年党”提供了清晰的切入点。
要打破这种脆弱性循环，政策思路必须转变，把环境策略与安全策略真正整合起来。首先需要正式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关键的安全议题，从而启动减缓风险所必需的跨部门协同机制。
落实到实践层面，这意味着要把国家和县级层面的预防、反制暴力极端主义规划，与气候适应战略对接起来。这样一来，不同机构就能共享知识，也能统筹使用资金。
气候适应方案还必须纳入冲突分析，避免援助在无意中加剧不满情绪。
更重要的是，未来的干预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还必须正视尊严丧失带来的情绪重压，以及社会结构瓦解的问题。只有这样，地方经济和社区层面的韧性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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