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院校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不是来自其他艺术院校，而是那些传统意义上并非从事内容创作、但本身很有趣的人。”4月29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王雷在北京表示。

当天，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从数字到数智 艺术与科技人才培养研讨会”上，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外30多所高校，用一份《数智艺术北京宣言》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时代下艺术科技人才培养的思考。

王雷表示，这份宣言标志着中国艺术科技融合学科正从“数字艺术”迈入“数智艺术”的新阶段，中国高校正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数智艺术新范式。

面对AI技术对艺术教育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王雷直言，传统艺术教育赖以生存的“技能护城河”已被严重削弱。当绘画、设计等专业技能不再是专业人员的专属，艺术教育的核心必须回归本质——从培养掌握特定技能的“工具人”，回归培养有思想、有底蕴、有独到观察的真正“创作人”和“艺术家”。

从培养“工具人”，回归培养“艺术家”和“创作人”

新京报：人工智能时代对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有哪些影响？

王雷：人工智能对艺术教育的冲击非常大。以前，很多院校艺术教育的价值在于建立“技能壁垒”——通过学院式培养，让人长时间训练一个普通人没有机会去学习的技能，这成为他们的“护城河”。AI出现后，冲击最厉害的就是“技能护城河”。现在，画插画、做短片等不再是专业人员专属，普通人甚至小学生都能学会。

这促使我们反思，艺术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人工智能对艺术教育的影响不是颠覆式的，因为大众消费内容的需求没变。变的是工具门槛降低后，大家看重的不再是技巧和熟练度，而是你要表达什么。

所以，AI对艺术教育的冲击和反思是：我们要回归本质，回归到培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有丰富的知识，对社会有独到的观察，对人类情感有敏锐的感知，并有强烈的意愿通过作品传达出来。AI时代，表达工具人人都能学会，但“要说什么”变得最重要。艺术教育需要自我颠覆，从培养“工具人”回归培养“艺术家”和“创作人”。

新京报：在你看来，学生从使用AI工具到真正具有AI素养，面临的瓶颈是什么？怎么突破？

王雷：当表达变得人人都触手可及的时候，我们要说的话就变成最重要的。当技能的差异被抹平后，决定内容成败的永远是你要讲的事本身，比拼的是审美、文化底蕴和综合素质。

中国传媒大学现在在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夯实学生的基础，让他“有话要说”，而且说得有趣、有价值。艺术院校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不是来自其他艺术院校，而是那些传统意义上不是从事内容创作、但本身很有趣的人。

新京报：将来，在招生时对类似绘画这样的基本功，还会有严格要求吗？

王雷：我们会综合考量。一方面，招生时我们在不断提高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依然重视美术基础，但也在做转型。以前我们看重技能，看学生能不能画出来；现在更多看审美，看其在长期艺术训练中培养出的眼光。所以还是要具备艺术修养，但这更多变成了思考，而不是单纯表达。

应对变革，艺术教育的基础类课程会更重要

新京报：现在教育部对学科专业调整从五年一调整变为一年一调整，这对学校的学科架构设计有何影响？

王雷：我们的学科专业肯定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有变动。这几年我们新建了“智能工程与创新设计”专业，还申请了全国首个“游戏艺术设计”专业，我们在主动求变。在技术冲击下，调整是常态。

而且，现在产业驱动专业调整的作用很明显，因为产业是就业的出口。一些岗位在消失，新的岗位在诞生。我们会与新兴技术企业合作，第一时间引入技术，但不会让他们主导教学，还是要让学生夯实基础，形成自己的竞争力护城河。

新京报：在课程或教学设计上，中传做了哪些具体调整？以动画为例，教学上有哪些具体变化？

王雷：我们依然重视基本功，但方式变了。比如，我们更强调现场考试、脱离电子设备的考试，回归基础。同时，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前对技能要求高，学生要花几年上技能课。现在，比如编程类课程，学生不用花大量时间去记忆，而是要去了解软件开发的基本原理、软件的背后架构。基础类课程更重要了，技能类课程会减少。

使用AIGC工具不重要，因为任何人都只需几个小时就能精通。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提出问题，理清背后的逻辑，以及如何判断、改进AI生成的内容。以前你是学生，别人教你做；现在你要反过来当“老师”，教你的AI助手怎么做。这意味着学生对专业的理解要更加深入，对我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京报：这种变化对老师有哪些挑战？

王雷：教师是受AI冲击最大的职业之一，甚至受AI冲击比艺术家更大。所有老师都要做思维模式的转型。以前老师是知识的传递者，但互联网和AI出现后，知识壁垒消失了。老师必须自我革命，认识到在知识上已失去了垄断权。老师要变成课堂的组织者、创新的引领者，在学生探索时给予方向性指导。如果老师不完成转型，还将自己定位为知识传播者，迟早会失业。

新京报：有些年轻人想学艺术但又担心就业，你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王雷：我们正处在转型期。如果艺术专业学生还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工具人”，的确让人忧虑。在AI时代，“工具人”找不到工作。不仅艺术，编程等领域也一样。AI的长项就是取代重复性的脑力劳动。

这个时代，所有教育都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人擅长的，什么是机器擅长的。机器永远学不会情感和人与人的沟通。大家需要转型，把自己变成有东西想与别人分享的“艺术家”和“表达者”。

从“跟跑”转向“领跑”

新京报：在你看来，30多所高校一起发布《数智艺术北京宣言》意味着什么？

王雷：宣言背后有两层含义。首先，从“数字艺术”到“数智艺术”，背后隐含了中国艺术科技融合学科正迈入一个新阶段。我们正从计算机技术简单作为工具驱动艺术，迈入一个使用人工智能等高自动化程度工具的“智能艺术时代”。AI对艺术家的主体性有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布这一宣言，传达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思考，这非常重要。

第二，面对变革，中国的艺术与科技融合大学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艺术科技融合并非中国人的发明，而是西方发明的数字艺术。在数字艺术时代，全球的基本方式由西方主导，我们起初是用外来工具做自己的表达。但近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智能时代，中国的人工智能在全世界数一数二，全世界艺术家使用的智能创作工具里，有一半甚至多半都来自中国。

同时，西方的数字艺术主流是民间或当代艺术范畴下的个人表达，而中国的数字艺术一直伴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非常重视社会服务。比如，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以及发展迅速的动漫、游戏设计领域，其产值已远超传统影视，对社会经济有强大的支持和贡献，这在西方是很少见的。

那面对这样的变革，中国这些探索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大学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不只是在技术影响下被动发出的声音，因为在从数字到数智的跃迁中，中国发挥了很独特的作用和力量。

所以，今天的宣言也是在尝试建立中国式的数字艺术范式，跳出西方的范畴和定义，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未来发展模式。我们也期待在智能时代，中国的艺科融合从“跟跑”转向“领跑”。

新京报：中国高校艺术科技融合方面的探索和成果，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王雷：我认为中国肯定在全球第一方阵、第一梯队。这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社会发展阶段。以前我们是西方的软件和工具的应用者。但近些年，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这给艺科融合提供了好的技术基础。

第二，中国的艺科融合与西方非常不同。西方重视个人表达和对技术的反思，多限于当代艺术话语范畴；而中国在产业化方向做得非常好，我们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撑作用，比如《哪吒2》《黑神话：悟空》这样百亿级的作品。这跟在美术馆里做一个个人表达的装置艺术是两个范畴。如果我们总跟着西方的定义走那么永远是在人家的框架下。现在，中国的艺科融合已经开始跳出这个范畴，思考属于自己的定义。

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