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特别是在当前传播技术加速变革、传播实践深度重构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问题场域，呼唤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系统更新。
传播实践结构性变迁
呼唤学科体系变革
当前，数字技术深刻改写传播实践的发生、组织和作用方式，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问题框架已难以完全承载数字技术变革带来传播的变化。近年来，数智化推动传播生态经历结构性重塑：传播技术变革、传播主体多元、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深度嵌入人类生活。传播不再沿着单一链条展开，信息生产、分发、反馈、再生产在同一系统内同时发生，传播主体、传播场景、传播节奏和传播效果都呈现出高度流动性、持续迭代性和实时联动性特征。这一传播现实，使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越来越难以完全覆盖新渠道、新媒介带来的平台权力重组、算法分发机制、人机协同生产、智能传播伦理、网络舆论演化与治理、数字国家治理等新现象、新问题，传统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对学科类目的基本划分开始变得重叠与模糊。这已经不是增加若干新学科展现新议题便可解决的局部修补问题，而是原有学科体系包含的研究议题与知识组织方式难以完全覆盖新传播实践带来的整体适配压力。新闻传播学亟须构建起一套全新的能够适应数智革命下的分众传播媒介环境、回应全球各国关切的学科体系。
当前，传播已从社会运行中的一个功能环节转变为社会运行本身的组织条件。传播进入社会结构的深层位置，新闻传播学所面对的对象也发生质变。它研究的已不只是媒体如何报道世界、信息如何到达受众，而是传播如何参与建构现实、连接行动、生成认同；传播如何影响国家与国际秩序等更为基础与底层的问题。
传播作为基础性力量进入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治理等多重领域之后，新闻传播学若仍停留在旧有专业框架之内，一方面难以回应深度媒介化的复杂现实，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画地为牢”将自己囿于“术”的层面，不仅无法回应当前传播已成为社会运行底座的现实，也不利于新闻传播学的长久发展。由此，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亟须重构且指向明确，即需要能够回应新传播技术与传播环境，解释各国传播实践。
中国经验引领
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革新
中国新闻传播经验汇聚了当代传播变革中最集中、最复杂、最具启发性的现实张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把传播置于一个既高度浓缩又高度活跃的现实场域之中，技术变革、媒体转型、平台重组、社会整合、公共沟通、国家治理和文明传播在这里相互交错、彼此牵引，形成了远比单一媒介现象更复杂、立体的问题结构。学科革新由此获得了一个高度浓缩的“田野”。这些现实的现象、经验、困境、挑战，不仅提供了更多等待被研究的材料，更持续生成着能够迫使学科重估自身边界、重构核心问题、重建解释框架的压力，启发研究者们思考。正因如此，中国经验进入新闻传播学，并不只是为既有理论补充区域性内容，中国经验正在改变这门学科理解现实、组织知识和提出问题的基本方式。
中国经验将新闻传播学置于社会结构、治理秩序和文明互动的中心。传统学科体系在很长时间里围绕媒介机构、职业新闻、传播内容和受众效果展开，其优势在于能够清晰把握传播活动的专业流程和运行机制。中国经验推动的学科革新，则要求新闻传播学向更深层的社会现实推进。传播在中国语境中始终与国家发展、社会整合、公共秩序、价值引导和文化延续密切相关，新闻传播活动也由此具有更强的组织功能、协调功能与塑造功能。学科视野随之拓展：新闻传播学不应只研究媒介如何运作，而需要系统追问如何连接技术与价值、制度与社会、国家与公众、国家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等更为系统深刻的问题。学科体系因此从媒介中心结构逐步转向“技术为变量”“传播为基础”的结构，从行业视角逐步拓展出治理视角、文明视角、人类视角，从单一传播环节的分析逐步转向传播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机制的整体理解。立足中国经验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革新，是把新闻传播学从相对狭窄的专业学科架构与知识组织，推进为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媒介化社会的综合性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
中国经验为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革新提供了一条“历史—实践”的知识生产逻辑链条。中国丰厚的历史资源为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源泉，这让中国经验能够以更强的连续性进入当下的理论构建，使对新技术条件下若干现象的探讨、对策不停留于零星响应，更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国经验本身就拥有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历史纵深、制度逻辑和价值取向，具有中国的传统智慧。正因为中国经验具有这种连续性，它才能把复杂而又快速变化的现实转化成可以追溯的问题脉络，把似乎是短期出现的困境转化为长期议题，形成学科体系革新的坚实根基与内在动力。
中国经验重构
全球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
中国经验重构全球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需要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的问题转化为面向全球的议题。学科体系的世界意义，首先表现为问题的世界意义。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出现的多个议题：平台化带来的传播权力重组；智能化带来的主体关系变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播功能的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所提出的媒体组织性问题；技术革新带来的国际传播中话语、叙事与文明互动的重构等，都是当前世界传播实践普遍面临的重要议题。中国经验在这些议题上形成了高密度的问题积累，也因此具备向全球新闻传播学输出问题意识的条件。这需要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将中国问题组织为能够被持续研究、不断深化的问题系统，并使之成为全球学术共同体可以对话比较的问题场域。
中国经验重构全球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需要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具有迁移能力的概念和范畴。问题进入学术视野是学科重构的起点，而概念和范畴的生成使学科重构获得了中介。当前，西方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被广泛采用，关键在于其通过长期积累形成了结构清晰的概念谱系和能够反复调用的学术理论与解释模型。因此，中国经验必须从现实中提炼出抽象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宏观视角、中层概念、逻辑关系等，使中国问题不只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面，而是能够上升为全球学术共同体可研究、可调用的理论工具，使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理论可以对来自不同现代化路径、不同制度环境和不同文明结构的实践具有解释力。
中国经验重构全球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还需要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贯通起来，形成从知识生产到知识传播再到知识接收的完整路径。学科体系决定研究对象、课程结构的基本布局，学术体系决定核心概念、理论命题和方法框架的基本形态，话语体系决定这些知识能否被有效表达、准确传播和广泛理解。三者之间存在严格的内在联系。中国经验要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体系，需要在这三个层面同步发力，使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能够被全球广泛接受。
中国经验重构全球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最终要通过开放的学术对话和持续的理论检验，把中国生成的问题、概念和范畴转化为全球学术命题的稳定组成部分。中国经验进入全球学术体系，需要围绕全球共同面对的传播难题展开对话，需要在比较研究、共同研究和持续回应中证明中国概念的解释力，也需要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断发展与推广中国概念、中国理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娟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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