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真心话】编者按：
2026年，中国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制度建设已从框架搭建迈入实质落地阶段。
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到各交易所，政策图谱日益清晰。
企业端，ESG也从一道附加题，变成关乎市场准入与长期竞争力的必答题。
然而，在ESG报告披露数量激增之下，形式化、数据失真与认知错位等问题依旧突出。ESG如何从报告美学走向真正的价值创造？
我们持续追踪这一进程，邀请改革亲历者、深度观察者与实践者，共同探讨那些在会议室、在项目一线、在数据流背后，关乎ESG生命力的真问题。
本文为【ESG真心话】系列报道第二十篇。
作为国内绿色金融领域的长期研究者与顶层设计参与者之一，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见过太多被精心包装的“绿色故事”：“当绿色信贷余额突破40万亿元，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绿色’标签之下的资产质量。”
在她看来，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与ESG投资最核心的痛点，并非规模不足，而是两者仍呈现“两张皮”的状态——绿色金融在政策驱动下高歌猛进，但本应成为定价核心的ESG因子，却迟迟未能进入主流投研的估值体系。
“如果碳价信号无法穿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果ESG评级不能带来直接的融资成本差异，那绿色投资就永远是‘形象工程’。”她认为，全球绿色金融规则正在经历从“自愿”走向“强制”的剧变。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准则的全球推广，都在倒逼中国企业必须将ESG从“成本项”重塑为“竞争力项”。
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更严格的披露准则，更是一场从投研体系到机构考核机制的深层变革，让“绿色”真正可量化、可定价、可交易。
经济观察报：国内绿色金融体系框架已经搭建完成，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全球领先。但从资本市场实践看，ESG投资仍面临资金短期化、策略同质化、价值兑现弱等现实问题。如何定义二者深度绑定的底层逻辑？它们如何跳出单纯的政策驱动，形成内生发展动力？
王遥：绿色金融与ESG投资深度绑定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安排。绿色金融通过政策制度、标准界定和产品设计，为可持续经济活动提供基础设施；ESG投资则通过资本市场定价机制，将环境、社会与治理风险转化为可量化的风险溢价或价值折扣。二者结合，理论上应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定价、资源配置的闭环模式。
但当下这一闭环远未畅通。一个基本事实是，国内绿色信贷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但其中相当比例的投放仍带有较强的政策窗口指导背景。绿色债券发行中，商业银行和央企占据主导，市场化投资者的主动配置意愿并不充分。ESG投资仍被多数机构视为合规负担和形象包装，而不是真正的风险定价工具。
要跳出政策驱动的单一模式，关键在于让ESG因子进入主流投研的企业估值体系和信用评级框架，而非停留在负面筛选和主题包装层面。对此，建议一是碳市场扩容并形成真实的碳价信号，让高碳资产的“搁浅风险”可计量；二是继续推动强制可持续信息披露，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使ESG数据从叙事性披露转向可审计的财务相关性数据；三是培育长期资金参与的市场环境，需要通过夯实数据基础设施、建立ESG风险收益挂钩的激励安排等，让长期资金敢于配置、愿意持有，进而推动ESG表现与资本成本直接挂钩，市场化内生动力方能真正形成。
经济观察报：当前A股ESG强制信披逐步推进，但市场同时存在企业“漂绿”、评级标准割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等乱象。在第三⽅核查体系尚不完善的现状下，我们应如何有效甄别伪低碳、伪可持续项目，防范系统性的信息披露风险与资金错配？
王遥：有效甄别伪低碳、伪可持续，必须从事前贴标转向全生命周期追踪。在项目层面，应建立绿色项目环境效益的定量测算与披露模板，要求资金用途、减排效果、环境风险实现可追溯，而非仅披露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业大类。在技术层面，可运用卫星遥感、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对新能源项目发电量、林业碳汇蓄积量等进行交叉验证，压缩造假空间。
同时，防范系统性信息披露风险，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硬约束。建议建立跨部门的“漂绿”联合惩戒机制，将严重环境信息造假企业纳入征信系统；在宏观审慎评估中强化对金融机构绿色资产真实性的反向核查，避免绿色信贷成为规避监管的通道。同时，应大力发展本土化的ESG数据基础设施及共享机制，减少企业多头报送负担，降低数据失真概率。
经济观察报：相较于绿色金融聚焦“纯绿”产业，转型金融在衔接新旧产能时面临更复杂的现实挑战。你认为现阶段国内转型金融落地的核心堵点是什么？金融机构又该如何在风险把控与信贷投放之间取得平衡，避免“一刀切”式抽贷断贷？
王遥：转型金融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现实，传统高耗能产业能否获得金融支持，不取决于其历史碳排放强度，而取决于其转型路径的科学性与可信度。但现阶段，转型金融落地的核心堵点恰恰在于“界定难、定价难、制度配套难”。
界定难，体现在转型目录与标准仍有待完善，社会层面担忧转型金融异化为高碳企业的变相融资工具；定价难，在于转型技术路线存在不确定性，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历史违约数据来校准风险溢价；制度配套难，则反映在尽职免责与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机构支持高碳企业转型时面临风险收益不对称，缺乏有效的激励与保护安排。
金融机构要在风险把控与信贷投放之间取得平衡，既不能对高碳行业“一刀切”地抽贷断贷，也不能放松标准盲目投放。具体而言，一是将转型风险纳入风险评估模型，为转型的风险和收益定价，在授信审批中引入内部碳影子定价模型，将碳价信号传导至信贷决策的净现值测算中，使高碳项目的内部收益率自动劣于低碳项目，实现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二是发展混合融资模式，以政策性资金、担保基金或转型基金先行分担风险，撬动商业性资金跟进；三是发展“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碳足迹挂钩贷款”等绩效挂钩型金融产品，建立正向激励与风险缓释机制，将贷款额度、利率、期限与企业转型成效动态联动，实现从结果认定到过程激励的转变；四是转型金融必须设置清晰的退出机制，对转型进度严重滞后或虚假转型的企业，金融机构应有权提前收回融资或上调利率，防止转型金融沦为僵滞企业的“续命工具”。
经济观察报：机构投资者是ESG投资的核心主力，但多数资管机构的ESG布局仍停留在产品发行和负面筛选的表层。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国内机构将ESG因子深度融入投研体系与长期价值判断？短期业绩考核压力是否正在透支ESG投资的发展空间？
王遥：从基础设施看，A股ESG数据的覆盖度与颗粒度严重不足。尽管强制披露正在推进，但定量数据、范围三排放数据、气候情景分析数据仍然稀缺，导致ESG因子难以像财务因子那样被系统性地纳入量化模型。从组织架构看，较多机构的ESG分析停留在合规报告层面，未能与行业景气度、公司竞争力研判深度融合。
更深层的制约来自委托代理问题。国内公募基金平均考核周期偏短，基金经理面临年度甚至季度排名压力，而ESG价值的兑现往往需要三至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长周期价值创造”与“短周期业绩考核”的错配，导致大量所谓ESG主题基金实质是行业主题基金加一层负面筛选，深度整合ESG因子的主动管理产品极为稀缺。当市场下行时，ESG产品往往首先被赎回，因其未被投资者真正理解为风险管理工具，而被视为成本负担。
破局之道，在于从资金端和考核端同时发力。一方面，应推动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产配置ESG产品的政策指引，用长期资金属性对冲短期波动；另一方面，资管机构内部需调整考核KPI（关键绩效指标），将ESG策略真正融入投资业务当中，建立ESG投研一体化平台，让ESG分析师与行业分析师共享数据、联合路演，真正实现ESG因子与基本面分析的融合。
经济观察报：在全球碳关税、跨境ESG合规和海外可持续披露准则的持续影响下，中国企业跨境经营与融资的合规成本不断攀升。在双向开放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与ESG体系应如何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效接轨？
王遥：中外绿色金融标准的差异，本质上反映了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的差异。在双向开放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与ESG体系的国际化不能简单照搬国际标准，否则将对中国高碳产业形成合规壁垒，反而加剧转型阵痛。正确的路径是“双向适配”：对内，在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等新兴领域主动与国际标准对话，缩小差距；对外，在“一带一路”投资和海外能源合作中输出中国绿色标准，提升国际话语权。
降低实体企业跨境合规成本，需要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支撑。一是发展ESG披露数字化工具，帮助企业同时满足国内交易所、财政部、ISSB及国际出海披露的要求；二是推动中欧新《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进一步扩围，在转型活动、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形成互认；三是支持专业第三方机构的发展，为企业提供跨境绿色认证、碳足迹核算和气候信息披露的专业服务，避免企业多头应对、重复投入。
经济观察报：站在“十五五”开局节点，结合当前市场痛点，未来三年我国ESG投资与绿色金融改革的核心突破点在哪？如何破解长期以来的可持续投资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行业难题？
王遥：站在“十五五”开局节点，我国绿色金融已从支持“纯绿”项目的早期阶段，演进为系统性服务于绿色产业、能源、技术及治理全生命周期的核心金融安排。结合当前市场痛点，我认为未来三年我国ESG投资与绿色金融改革的核心突破口在于三个维度的突破：制度基础突破、价值逻辑突破和投融资模式突破，这三者共同指向破解可持续投资“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行业难题。
第一，制度基础突破。以高质量信息披露和统一鉴证标准筑牢市场信任基石。2026年A股迎来ESG强制披露“首考”，叠加财政部发布的《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6101号——基本准则（试行）》，我国正加速构建从披露到鉴证的完整制度框架。高质量、可比的ESG数据是投资决策的前提，只有解决了“漂绿”风险和数据可信度问题，资本才有意愿进入。为此，可将企业ESG表现与融资成本、信贷额度挂钩，对ESG表现优秀的企业给予利率优惠，引导资本赋能价值创造。
第二，价值逻辑突破。推动ESG从成本合规项转向价值创造项。当前不少企业仍将ESG视为“成本项”，根源在于ESG实践未能与企业战略和长期发展深度融合。破解之道在于：一是建立分行业、分规模的量化ESG评价标准，使企业的降本增效、技术创新、品牌溢价等ESG成果可衡量、可比较、可验证；二是金融机构须将碳因素系统纳入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让绿色资产在市场中获得合理的价值认可。
第三，投融资模式突破。构建资本协同机制，破解期限错配。绿色项目“长回报周期”与商业资本“短期回报要求”的错配，需要通过创新机制来化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已明确提出“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这为构建混合融资模式提供了政策基础。绿色基金的长期特征天然匹配绿色项目的回报周期，同时财政资金或政策性金融先行投入、承担更高风险，可有效优化项目风险收益结构，撬动更多商业资本进入生态保护、减污降碳等公共属性强的领域。
绿色金融已进入深水区，未来三年需要少一点概念包装，多一点机制创新；少一点广撒网式投放，多一点精准化定价。唯有让绿色金融真正服务于产业转型的硬需求、ESG投资真正扎根于风险收益的基本面，才能实现金融盈利性、产业转型需求与社会可持续价值的动态平衡。
（作者 王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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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洁
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兼国资新闻部主任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国企国资等领域。擅长于深度分析报道、调查报道、以及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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