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商韬略 方乐迪
今年五一假期前后，一个名叫万灯辉的外卖骑手，成了互联网上最热的名字之一。
他因长时间跑单、持续记录自己的工作状态，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广泛的关注。在他的个人账号中称，“坚持365天全年无休，每天跑单14—16小时”。
这组数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又是一个被算法困住的骑手”，也由此引发外界对骑手劳动强度、平台规则和休息边界的讨论。
但平台数据披露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美团披露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12月防疲劳机制在全国主要城市上线后，万灯辉已经被强制下线240次，日均有单时长实际是11小时，两年时间到手收入447002元，其中包含订单收入和平台补贴。
更复杂的是，他因生意亏本负债百万，在他看来，“送外卖是他唯一重启人生的机会”，因此对平台管控非常反感，因为这会影响赚钱。
故事迅速刷屏，同情、钦佩和质疑也同时涌来——有人赞同平台做法：要防住这些极端跑单行为，才能少一些单王的悲剧。有人同情小万的遭遇：只有负债的人才能明白生活的压力之下，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事实。但依然有人质疑：这真的不是剧本吗？
【01 万灯辉，不是骑手的全部】
通过万灯辉，我们看到这并不是“骑手困在算法”的叙事，而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理性选择。
而万灯辉还只是极少数的极端跑单骑手。平台披露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只有0.54%的骑手触发强制下线，99.46%的骑手日均跑单时长在5到6小时。万灯辉是那0.54%里的人，但关于骑手的讨论，常常被这0.54%的故事占满。
一个人连续跑很久，一个人因为差评或扣款陷入困境——这些故事让隐蔽的问题被看见。但若平台因为万灯辉的故事，或者因某起更极端的个案，迫于舆论关注度而不断妥协、修改规则，那么更多正常跑单骑手的利益则会受到损害。
对于绝大多数骑手而言，送外卖就是上班，而且没有人替他们划定边界，更不需要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只要有单子，他就可以选择上线接单。
近期，在平台举办的算法恳谈会上，万灯辉代表少数负债骑手表达了心声“负债者在夜里是睡不着的，不如起来跑单”，也有更多正常跑单骑手提出了疑问：能不能给骑手设立跑单时长的账户可供取用？防疲劳的规则限制是否可以更灵活，让骑手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
万灯辉的故事更像一个切口，穿透真相看本质，“万灯辉事件”引发的思考在于，社会各界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平台为什么不管极端骑手”，而是：对于99.46%的正常跑单骑手，平台到底应该多做些什么？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基于4.1万份样本发布的《外卖骑手生活世界研究报告》描绘了一个更接近日常的骑手画像：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男性，平均年龄33 岁，很多人跨区域流动，月收入主要集中在6000到9000元。
据浙江大学的《理解与弥合：2025年骑手职业工作实态和公众认知调研》报告显示，在高频工作的月份中，骑手平均时薪为34.6元，且“工作时间自由”是骑手入行的首要原因。而根据《2024中国蓝领就业调研报告》，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员时薪分别为28.21元和26.43元，对比之下，骑手的时薪在蓝领职业中位列第一梯队。
骑手往往处在城乡流动、家庭责任和职业过渡的夹层里。有人要养家，有人把跑单当过渡，也有人只是需要一份时间可以自己掌控的收入。在北京西单跑单10年的老骑手宋泽刚，用这份收入给父母装上了空调和洗衣机、在老家买了房。长沙骑手周朴芳靠着每月稳定的跑单收入，撑起了大儿子每月数千元的医疗费。宝妈王璐选择跑外卖，是因为时间可以自己掌控——旺季每天8小时、收入近万元，同时还能准时接孩子放学。他们入行不是走投无路，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账算得清楚：多劳多得，时间自由，不看学历、不看人脉。
在一个播客节目里，和万灯辉同期出现的另一位骑手舒队，跑了9年外卖，是美团骑士长，靠每天7-8小时的正常跑单在南京买了房、安了家。他说：我感觉跑外卖比较自由，我以后也会跑下去。同一份工作，同一个平台，两个人，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这才是真实的骑手群体。
舒队在播客里被问到骑手真正在乎什么，他的回答很具体：派单顺不顺路、今天的单量稳不稳定、遇到问题有没有地方说理。对大多数骑手来说，他们要的不是把劳动时间无限拉长，而是收入更可预期，规则更公平，跑单过程更少不确定性。
【02 比“停下来”更重要的，是跑得顺不顺】
把视角从“管住骑手”切换到“理解骑手”，很多问题会变得具体。
超时扣款，是骑手最敏感的压力源之一。一单超时，轻则扣几元，重则影响评分和后续派单。对平台来说，这可能是一条效率规则；对骑手来说，它意味着一单失误可能带来连锁反应。时间越紧，风险越大，骑手也越容易被推向“更快一点”的状态。
恶意投诉和差评，是另一类无力感。配送过程中，骑手会遇到地址写错、电话打不通、用户临时改要求，甚至无理投诉。过去很多时候，骑手很难证明自己没有错，也很难知道申诉到底有没有被认真处理。真正伤人的，不只是一次差评，而是规则里缺少被倾听的位置。
还有最后一百米。门禁进不去，电梯等太久，小区不让骑手进入，写字楼要求绕行……这些都不是骑手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却常常被折算成骑手的超时风险。很多矛盾看起来发生在骑手和用户之间，实际上是社区、物业、商家、平台等共同构成的交付链条没有被理顺。
这些问题指向同一个事实：骑手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被提醒休息，而是在日常跑单里少一点无谓损耗。平台治理如果只停留在管控，会把骑手看成风险变量；转向服务，才会把骑手看成需要被支持的劳动者。
过去几年，外卖平台在骑手规则层面的调整，已经能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
取消超时扣款，是最直接的一步。以美团为例，从2022年先面向专送骑手普及，到2025年在广西面向众包骑手试点，再到宣布年底前全面落地，用“安准卡”积分制替代直接罚款：准时加分，超时扣分，多次超时者接受培训，而不是简单罚钱。规则逻辑从惩罚导向转向激励导向，骑手面对的不再是“出错就扣钱”的单向压力。
屏蔽恶意用户功能，则把一定范围内的“拒绝权”还给了骑手。骑手遭遇不当行为后，可以上传凭证申请屏蔽，不再被动承受每一个用户的评价。
对于一个长期处在被评价、被派单、被考核位置上的群体来说，这种拒绝权很重要。
防疲劳机制的优化，则是从“替骑手做决定”到“给骑手创造条件做决定”的缩影。从试点提醒，到全国范围的强制下线，近期美团又宣布新增“一键下线”和连续多日跑单提醒，每一次调整都是在把更多选择权还给骑手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指出，外卖头部平台率先实施“强制下线”值得肯定；他同时注意到，防疲劳机制还有一层容易被忽视的价值：少数骑手靠“熬时间”抢单，不只是伤了自己，也分流了其他骑手的订单资源——防疲劳机制让订单分配更均衡，实际上是在防止骑手之间陷入“内卷式”竞争，这与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反内卷”的方向高度契合。
过去五年，平台规则先后进行了超过12项可追溯的调整：从算法公开到防疲劳机制，从取消超时扣款到不闯红灯安全激励……这些调整的方向高度一致：服务骑手，而非管控。
平台不再只是单方面制定规则，骑手开始以代表身份进入规则生成过程。此前，饿了么算法恳谈会上，骑手代表直接追问超时扣款和爬楼梯与坐电梯同价的问题；美团算法开放日里，骑手代表围绕超时、末端交付、安全和休息提出意见。
这些讨论的本质都是骑手与平台在达成共识：同样一单背后，劳动强度可能完全不同，这种不同需要被看见、被改善。2025年以来，美团通过骑手恳谈会和算法公开日等形式，在降低骑手配送时间压力、改善配送体验等12个层面落实改进举措，与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骑手代表签订算法和劳动保障专项协议，把超时免罚、休息保障、收入透明等问题写入协商框架。与此同时，骑手体检、骑手之家、大病关怀等配套保障也在持续扩量落地，为骑手提供跑单之外的多层次福利保障。
当然，这些变化还不完美。以防疲劳机制为例，骑手多平台注册是普遍现象，A平台下线了转去B平台继续跑，单平台的约束就会失效。真正的解法，需要行业层面建立跨平台的骑手劳动时长协同治理机制。除此之外，恶意用户屏蔽上限够不够，最后一百米如何让政府、物业、社区等主体一起参与，仍然都是未解决的问题。
【03 政企合力，精准服务骑手真实需求】
平台层面的探索，正在与政策层面的制度建设形成更清晰的合力。
过去五年，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文件已超过十项，涵盖劳动报酬、休息权益、算法规范、职业伤害保障、社保参保等核心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层级的变化：从2021年的部委联合指导意见，到2022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启动，再到2026年4月新华社受权发布的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要求平台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保障新就业群体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并建立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层面首次就新就业群体作出系统部署。
政企合力，围绕“投资于人”，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怀和保障也是大势所趋。政府提供的是方向、边界和公共保障。平台提供的是场景、数据和机制转化。前者回答“应该往哪里走”，后者回答“在真实业务中如何做到”。两者合在一起实现社会共治，把“科技为人”、“投资于人”落到可执行的细节里。
骑手的工作链路跨越商家、道路、小区、物业、用户和交通管理，很多体验并不只由平台规则决定。也正因为链路足够复杂，政策方向要真正进入日常场景，就需要平台把原则转化为具体机制，服务于骑手。
职业伤害保障和养老保险补贴，就体现了这种主动托举骑手的合力。政府负责搭建制度框架，解决灵活就业者保障不足的共性问题；平台则在身份识别、信息触达、流程提醒、权益服务等环节提供连接能力，让保障更容易抵达骑手。
规则优化也是同样的逻辑。平台离骑手最近，也最清楚哪些问题发生在路上、商家门口、小区门禁和系统判责里。平台主动将这些堵点、卡点转化成规则优化、流程调整和算法校准，政策所强调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因平台推动才有了真实抓手。
平台参与政策试点，也不只是执行要求，而是用一线数据和运营流程，帮助政策和制度找到可复制的路径，实现更优化共治的结构。
制度有了平台场景，才更容易从文件走向日常。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投资于人”的导向转化为政策框架，平台把政策框架转化为技术机制和服务流程，把对骑手的服务从订单履约延伸到更多元的保障。
我们能看到很多骑手保障，最开始就源于平台主动优化与试点。从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到养老保险补贴全国落地，从算法公开到防疲劳机制持续迭代，从不闯红灯奖励到商家出餐慢补时——这些事情单独看，每一件都不大，但方向是一致的：让灵活就业不只是“自由接单”，也能有基本的安全感、确定性和尊严。
万灯辉让外界看见了一个停不下来的骑手。但更多普通骑手，可能只是早上送完孩子，上午跑几小时，晚上再补一段晚高峰。他们不一定需要平台每天强制自己停下，却需要派单更顺路、单量更稳定、超时不再被简单罚款、遇到无理投诉有地方说理、“最后一百米”不再总由自己承担。
在新就业群体中，劳动者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如何避免被现实压力推向透支，是整个社会需要共同回答的问题。平台能做的，是在骑手停不下来的时候，给他一个能停下来的理由。这种保障不能只靠一家平台——下一步需要推动行业层面的跨平台协同治理，让防疲劳机制真正覆盖骑手的全天劳动，而不是被多平台注册的现实轻易绕开。政府和行业要继续做的，是让这种保障不只存在于一个平台、一次提醒里，而成为新就业形态共同遵守的底线。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万灯辉事件让各界应思考的，是如何帮助少数确实有困难的骑手避免劳动风险，看到绝大部分普通骑手的生活，全社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他们能兼顾跑单和生活，更需要常态化的服务。不是简单告诉他们“该停下来了”，而是让他们在继续跑的时候，跑得更顺、更安全、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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