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梓 轩
编辑 | 李昊飞
出品 | 华山论剑V(iauto-ilife)
期待的4月回暖,终究没有到来。
5月初,乘联会发布的4月汽车市场的初步统计数据,让整个行业陷入了沉默:4月乘用车市场零售仅140.6万辆,同比大跌20%,环比也下滑15%;1-4月累计零售562.8万辆,同比降幅达18%。新能源市场同样未能幸免,4月零售88.3万辆,同比下滑5%;前四个月累计零售279.2万辆,同比下降17%,寒意瘆人。
更令人窒息的是,在销量“冰封”的同时,锂电池、车规级芯片、存储颗粒……这些核心零部件的价格正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狂飙。
5月11日,广期所碳酸锂主力合约一举突破20万元/吨整数关口,盘中最高触及20.88万元/吨,创两年来新高。回溯一年前,碳酸锂价格还曾跌破5.84万元/吨的低位,这意味着短短一年内,碳酸锂价格已上涨超过250%;仅今年年初以来,涨幅也已接近70%。摩根士丹利甚至预测,若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到2026年底碳酸锂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探至25万元/吨。
比起电池原材料的暴涨,芯片和存储领域的成本激增更为触目惊心。
在车规级存储芯片层面,AI算力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强力的“虹吸效应”。主要存储厂商将超过80%的先进制程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AI服务器级存储,而车规级芯片在全球存储市场份额不足5%,议价能力先天弱势。这种结构性的产能挤占,直接导致车规级存储芯片近3个月整体价格涨幅约180%。其中,高端车规级DDR5现货价格在短短一个季度内飙涨300%,单车存储成本从约30美元直接跃升至80美元以上;车规级DRAM中的DDR4内存价格也累计上涨超过150%。高盛4月大幅上修预测,认为2026年DRAM市场价格将飙升250%至280%,NAND市场价格将飙升200%至250%。汇丰研报测算,仅存储芯片一项,单车成本便增加1000至3000元。
微控制单元同样在承受价格重压。2026年开年以来,国内MCU市场掀起第二轮席卷全产业链的涨价潮。1月,中微半导宣布对MCU产品全线涨价15%至50%;3月至4月间,国民技术等厂商再度宣布将部分产品价格上调15%至20%,晶圆代工与封测环节的成本攀升则形成了完整的传导链条——“晶圆涨→封测涨→芯片涨”——整体涨势仍在持续蔓延。
单辆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涨幅,就这样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快速膨胀。
仅动力电池环节,碳酸锂从低位反弹超过250%,单车电池制造成本增加3000元至5000元;再加上存储芯片与MCU的上涨、铜与石油等大宗商品同步涨价——线束、轮胎、塑料件成本全线上涨——一辆主流新能源车型的综合物料成本较去年同期已增加约4000至6000元。
这一数字尚未统计整车的生产折旧、物流运输、人力薪资等其他环节的通胀压力。即便如此,已有超过15家主流新能源车企被迫于5月集体宣布涨价,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10000元区间。比亚迪将高阶智驾系统“天神之眼B”的选装价上调2100元,来自长安、蔚来等品牌的多款智驾车型也相继跟进。成本压力已经不可避免地传导到了终端消费市场。
一边是终端市场价格战的血雨腥风,卖一辆亏一辆;另一边是上游成本的持续攀升,利润空间被双重挤压。这场残酷的“销量与利润的双杀”,正在将许多车企推向生存悬崖。
然而,就在整车企业哀鸿遍野之际,产业链另一端的景象却截然不同。
要理解这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我们首先要追溯车企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演变史。这段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纯粹的买卖关系”。 在传统燃油车时代,主机厂是当之无愧的“链主”。他们发布图纸和标准,数百家供应商按图索骥、竞标供货。这是一种单向的、强弱分明的甲乙方关系。供应商是配角,可替代性极强,话语权微弱。
第二阶段,是“保供的患难之交”。 转折点出现在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突然断裂,芯片、线束等任何一个微小零件的短缺,都可能导致整车厂数十亿产值的生产线停摆。那一刻,车企的一把手们不得不亲自飞到供应商工厂,蹲点“抢”货。这段“保供”岁月,让双方第一次深刻意识到彼此“命脉相连”。关系从简单的合同买卖,演变成了共渡难关的“战友”。
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如今所处的“研发的深度共创”。 如果说疫情期间的紧密是“被动”的,那么现在则是“主动”的。进入智能电动汽车时代,技术迭代周期从燃油车的5-7年,被压缩到了12-18个月。一款新车能否成功,不再取决于主机厂的整合能力,而取决于它能否第一时间用上最新的800V高压平台、最高算力的智驾芯片、能量密度最高的电池。
这意味着,供应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拿到图纸照单生产。他们必须在车型研发的最早期(平台定义阶段)就介入,与主机厂的工程师进行联合开发、联合标定。这是一场关于时间与技术的赛跑。谁能与核心供应商实现更深度的“共创”,谁就能在残酷的内卷中抢下宝贵的几个月先机。
这种关系的“前置”与“深化”,最直观的体现便是行业展会的变迁。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在2026年的各大车展上,一个现象被推向了顶峰:以宁德时代、华为、地平线为代表的供应商们,已经彻底“登堂入室”。他们不再偏安于偏僻的零部件展馆,而是拿下了面积惊人的超大展台,直接杀入核心的整车展馆,与保时捷、BBA以及“蔚小理”等顶流车企比邻而居。数据显示,在13个整车馆中,有11个实现了“零整同馆”。
主机厂的展台上,供应商的大佬们成了最尊贵的“座上宾”。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一个冰冷而现实的产业链权力更迭: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掌握核心技术的供应商,已悄然成为食物链顶端的“新霸主”。
“我们拼尽全力抢市场、降售价,最终利润都被电池厂、芯片厂赚走了,本质上就是在给供应商打工。” 这不再是一句玩笑,而是多家车企高管的私下心声,更是财报上触目惊心的现实。
让我们直面这场利润分配的“冰与火之歌”。
在火焰这边,是供应商们的盛宴。 作为动力电池领域的绝对龙头,宁德时代的财报令人咋舌:2025年全年归母净利润高达722亿元,同比增长42.28%;2026年一季度单季净利润突破207亿元,日均净赚2.3亿元。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它相当于比亚迪、吉利、长城、长安等多家头部车企利润的总和。一家供应商的盈利能力,足以抗衡半个中国汽车工业。
除了电池,芯片厂商同样是最大的赢家。2025年下半年以来,车规级存储芯片价格暴涨,DDR4、DDR5芯片涨幅分别突破150%和300%。原材料端,电池核心材料碳酸锂的价格也从每吨5.84万元飙升至20.88万元,涨幅超250%。相较于仅一年多前的低位,核心零部件成本已经实现了倍数级的翻升。
而在冰川这一边,是整车企业的挣扎。 2025年4月,行业利润率已跌至可怜的4.4%。2026年一季度,长城汽车净利润同比下滑45.6%,多数新势力依然深陷亏损泥潭。4月销量的大幅下滑,更是令本已脆弱的盈利状况雪上加霜——卖一辆亏数万元已成常态。核心零部件成本的增加,单辆车动辄数千元,但在激烈的价格战中,车企不敢轻易涨价,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五月的集体涨价,本质上是车企成本承受力的临界点被彻底击穿的结果。
这种利润分配的巨大落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当前的汽车产业链中,价值分配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掌握核心技术、原材料和算力的上游供应商严重倾斜。主机厂承担了最重的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的全环节压力,却只拿到了最微薄的利润。
那么,未来将走向何方?这种“车企打工,供应商吃肉”的畸形格局,是产业的终局吗?
显然不是。健康的产业链,应当是上下游互利共赢、风险共担的“均衡生态”,而非“强者通吃、弱者承压”的零和博弈。要扭转这一格局,需要行业多方协同发力。
首先,整车企业必须坚守核心阵地,发起“利润保卫战”。 摆脱对供应商的过度依赖,关键在于掌握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这包括加大整车架构、底盘调校、整车安全等传统功底的深耕,也包括在智能化集成、操作系统等领域的自研投入。当一家车企的整车整合能力足够强大,形成独特品牌价值时,它对上游的议价权自然会提升。比亚迪的垂直整合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供应链利润的“内部化”回收。
其次,头部供应商需具备“长期共生”的格局。 如果供应商攫取了产业链绝大部分利润,导致下游车企无力研发、持续失血,最终大量车企倒闭,市场萎缩,上游供应商的繁荣也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头部企业应摒弃短期暴利思维,通过技术降本、规模效应合理定价,与车企共同分担成本压力,共同做大市场蛋糕。
再者,行业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协调与制衡机制。 针对核心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价格暴涨、垄断溢价等乱象,行业协会与监管部门应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同时,鼓励和扶持二级、三级供应商的成长,打造多层次、抗风险的供应链体系,避免核心技术资源过度集中于单一巨头。
最后,政企需协同优化竞争环境。 疯狂的价格战正在透支行业的未来。引导竞争从“低价内卷”转向“技术比拼”和“品质竞争”,让整车制造回归合理的盈利区间,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汽车产业的终极竞争,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胜利,而是整条产业链综合实力的角逐。
供应商从配角成长为核心主角,是中国汽车产业走向专业化的必然,也是产业成熟的标志。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本土供应链的崛起,但更应警惕眼下这种严重畸形的利润分配格局。
只有当整车企业与供应商从“依附”走向“共生”,从“强弱分化”走向“均衡协同”,让造车不再是一笔“为他人做嫁衣”的苦生意,中国汽车产业才能真正实现从“大”到“强”的飞跃。这条路,虽然漫长,却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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