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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就拥有庞大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可以制造巨型战列舰、大型航空母舰、大型潜水艇等先进武器的少数国家之一，但事实上日本仍然是一个以轻工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
日本工业半壁江山是由纺织工业支撑起来的，大量人口都从事纺织业，这也是战时“转业”要特别针对纺织业的原因。
1、转业的奥秘
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日本的纺织品出口。因此，所谓“转业”即压缩纺织业这样的轻工业，而无节制拼命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这不是日本在1944年才采取的对策，而是贯穿日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旋律，只不过在1944年和1945年时这一政策发展到了极致而已。
根据日本报刊的统计，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前，1931至1936年，日本在军事工业上投资将近70亿日元，其中新建设投资约为53亿日元，16亿日元用于扩大原有企业。全面侵华之后，其投资额更是飙升，1937年至1941年，工业新投资超过160亿日元，这些投资额80%投入军用机器制造业、冶金、化学等，还有相当部分投入矿山事业。
日本为了侵略而倾尽全力扶持的军事生产企业，无助于增加整个国家的收入，因为这些企业都免税，还得到巨额的补助金，实质上是靠国家养活。1937年9月27日，日本政府通过了“临时资金调整法”，规定投入工业的资本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是直接与武器生产和有关产品生产相关的，必须占到投资的70%，乙类是表面没有直接军事意义但需要在战时扩大资本投入的，例如发电厂等，又占去25%投资，而庞大的丙类非军事企业只能分到5%的投资。
因此，“转业”在战前的日本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原先大量的小工厂、小贩卖企业得不到投资，销路陆续断绝，只有转向为军事机器充当“零件”才有活路。1932年至1941年，日本新增了69000多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规模不大的工厂甚至是作坊，作为军工大企业的“下包”。
这也是1944年美军开始大规模空袭日本之后，最终选择用集群密集投燃烧弹彻底烧毁日本城市的根本原因。日本支撑这场战争的工业基础，就在于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小工厂乃至小作坊，以精确轰炸的形式摧毁军工大企业的车间很难取得效果，只有将星罗棋布的小企业彻底烧毁，杀死大量人口，逼迫幸存者逃离城市，或者继续待在城市也无法组织生产，日本的军工基础才能被拔除。
有一点值得注意，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整个工业体系都在推进“转业”，日本的垄断财阀在这一过程中财源广进，重工业、军工产业的财阀天天都是好日子，就连得不到投资的纺织工业财阀也赚得盆满钵满。例如，据统计，在1936年，三井财阀旗下的钟渊纺织利润率达到43.9%，三菱旗下的大日本纺织的利润率高达52.9%。
如此高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首先是日本的商工省产业合理化局批准了低得可怜的工资标准，使日本资本家能够拼命压榨工人。对于还在大纺织厂里工作的工人，还有大纺织厂的小型原料供应商来说，要保住目前的工作，就只能接受不公平的条件。
其次，日本还加强保护关税政策，不但从日本市场上清除了垄断财阀的竞争对手，还给予各种便利，帮助他们在国外市场倾销商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脚步到哪里，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就随之破败，然后大量日本商品——纺织品占据很大比例——就会充斥被占领地市场。
因此，所谓“转业”，其实是一条典型的“以战养战”之道。战前十余年，日本尽量压缩其他部门的资金，主要投资以军工部门为首的重工业，生产大量武器去进行侵略战争，占领他国土地之后，攫取廉价原料并用日本商品充斥市场，令垄断财阀赚得巨额利润，财阀就可以利用利润继续吞并其他部门。这是一条“疯狂膨胀的死循环”之路。
2、轻工业的惨状
1941年，日本悍然袭击珍珠港，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宣战，是为了将侵略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亚洲、太平洋的更广阔区域，这让“以战养战”的方法开始出现“缺氧”的迹象。日本纺织工业不可能只依靠国内的生丝产业，还必须进口美棉、印棉、澳大利亚羊毛、美产纤维素，但开战之后，这些物资的进口完全停止，纺织原料荒达到了顶峰。
迫于无奈，日本的财阀资本家也在太平洋战争中停止了对纺织业的投资，许多工厂宣告停业，很大一部分设备变成了废铁，被拿去改造以生产军需品。据统计，日本纺织业在1941年拥有200多个工厂，纺锭数达到1140万枚，雄居亚洲第一，但当年因为纺织原料荒，开动的纺锭只有40%。到了1945年初，纺纱量减少到只有三年前的1/30，产布量仅有战前水平的1/90。
1945年初，日本民众只有极少数人还存有“买新衣服”这种“妄念”。经过“转业”，剩余的纺锭只是为满足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订单而转动。再过几个月，日本纺织品的生产彻底停止。
根据“日本纺织协会”的资料，1945年之后，1941年的87500台织机只剩下22600台，其中可用的又不足一半。全部棉织纺锭的60%和织机的38%被拆解成了废铁。总而言之，1945年的日本纺织业倒退回了19世纪末，也就是这一行业在日本刚刚兴起时的水平。
纺织业衰退极大影响其上游的纺织原材料业和下游的销售业。1937年至1941年，日本的生丝产量从731000捆下降至536000捆，降低了30%左右。而到了1945年，日本生丝产量下降超过90%。直到1938年，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纤维生产大国，仅仅一天的人造丝生产量就高达336公斤，人造麻线545公斤，但接近战争结束时，人造丝日产量下降到136公斤，人造麻线下降到只有69公斤。
随着纺织业极度萎缩，日本为数众多的中小织布企业和生丝加工企业纷纷破产，机器设备被当作废铁来满足军需工业对金属的需求，一部分设备干脆转为军需生产，而大量工人随之“转业”进入这·部门。1944年《战时生活读本》出炉时，这一进程进行到了末期。
在战争末期，日本境内凡是还没有关张的布匹店、杂货店、鱼店、点心店、米店等，除了规定进行配给品贩卖的日子，其他时候也是关门大吉。服装店是没有任何橱窗展示的，模特架子被堆在角落里。理发店和美容厅还有少数存在，在那里坚持工作的人，男性在60岁以上，女性在40岁以上，或者干脆就是并不专业的家庭主妇在代班。
根据征集令，日本成年人，男性在60岁以下、女性在40岁以下，都必须从事直接有利于战争事业的工作，而给人整理头发的事就被认为是无所谓的。
以上讲述的“转业”，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将轻工业、小商业等部门极力压缩后投入军需生产部门的情况。
3、底层老百姓的惨状
“转业”还有另一条道路，即日本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生产条件苛刻的工厂中工作。当然，这一进程是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的，不能说是日本当局专为战争而强行推进的。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说到底，是战前日本农村土地所有制仍然停留在封建中世纪状态而带来的问题。
转业工作中的一大领域是针对小商品销售业者的。关于百货商店对一般小卖业者的事业领域调整，过去《小卖业整备要纲》中就有过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卖场面积缩小，废止支店分店，在百货店的经营物资中原则上取消经营米面类、生鲜鱼类、酒、味噌、酱油等第一级生活必需品。然而实际情况是，在除去第一级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商品方面，百货店凭借其资本力压迫小卖业者的倾向越来越强，引起忧虑。
举福冈县发生的实际例子。在昭和16年(1941)的县内小商品销售额中，百货店占据55%的份额，小卖业者占据45%，而到了昭和17年(1942)就变成了百货店飞跃至70%的份额，一般小卖业者降低至30%。情况发展下去，不难想象对于一般小卖业者的压迫将是很沉重的，预测其将陷入苦境。伴随公积金负担的家中和配给物资的削减，经营状况将进一步艰难，而顾客将更多前往还有很多商品的百货店，这就让许多小卖业者无法保持沉默，纷纷抱怨百货店夺走了一般顾客。
日本战前各纺织工厂的工人，大多数就是从农村招募来的年轻女子，这一群体在极为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得肺结核的比例极高。但是，如果这些年轻女子留在农村老家，可能饿死，可能被卖身为妓，进城工作算是比较好的出路。还有大量日本农民进入城市为非熟练工作做零工，例如到各港埠、修建工程地做苦工或修建铁路等。
1937年全面侵华之后，日本国内对工业劳动力的需求急剧膨胀。农村地区人口大量应征入伍、流入军需工业和进城做杂工，直接导致数十年来都在抱怨“人口过剩”的日本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留下来从事农业的只有妇女、老年人甚至小孩子。
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2月，至少有200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直至3月东京下町大空袭一举扭转局面，城市人口要疏散去农村。
日本军国主义指导下的“转业”就是这样一幅怪异的场景：先是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用世代刨土耕地的手从事工业劳动，但1945年之后，被疏散到农村的城市人口又在农民的白眼下开始学习怎么垦荒耕种。结果是既没有足够多的食物产出，也没有足够保证质量和数量的军工产出。
实际上，农业和工业不是敌对的关系，只不过对越来越深陷战争泥潭的日本而言，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互相伤害。战前日本农村向来对金属、机器和农具的需求是很少的，其耕种方式之落后，可以说仍然停留在“亚洲水准”，与日本的城市疯狂制造“欧美水准”的飞机坦克军舰形成了鲜明对比。
到了1944年末，“转业”运动这项遍及日本每个角落、社会阶层方方面面的浩大工程，似乎大功告成，曾经在1930年占日本所有工人数量比例最大(30%)的纺织工人，此时只剩下了7%。印刷业工人减少了15万人，食品工业减少了12.5万人，木器工业减少了30万人。与之相比，飞机制造业就业工人数从1930年只有9000人，膨胀到1944年6月的204万人。造船业增加了60万人，其他军械生产部门增加了45万人。
4、实施的情况
《战时生活读本》用很长的篇幅评论“转业”问题：
一亿国民皆劳动”，是如今左右国家生产力的紧急问题，不容任何拖延迟滞。商业报国会组织拥有会员150万人，包含家属在内有500万人，理应响应国家的要求，将全国的勤劳奉仕队、商报推进队、商业青年队进行总动员，挺身而出积极参与劳务工作，更合理地配给物资，发展共助精神，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让转业者和留守业者都实现生活安定，从而在全国确立新商业道路。
然而，现状是商业报国活动还没有走上正道，仍然处于前所未有的试炼期。虽然树立了“皇国勤劳观”作为根基，但在实践中依然混乱不堪。急务是建立可让人欣然挺身为国策献身的组织，需要充分顾虑因为一些小事就会战战兢兢的小卖业者的心情，向他们伸出温暖的庇护之手。
对于全国各行业的专业整备状况，如果按照各行业分别来看，取得最明显成果的是戈府县的纺织相关小企业，将这一行业作为专业整备重点推进的府县有爱知、宫城、长崎、千叶、京都、大阪、冈山等，不过各个地方的情况也非千篇一律，而是伴随种种问题向前推进。
各府县认为共通的问题是，虽然在整备纲要中将公积金用以募集希望转业者，但是各地方的商业组织答应付出的公积金的基准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大阪的小卖业者中有八成希望转业，但大阪的公积金数额是最小的，由此产生矛盾。
例如，大阪市服装杂货组织对于年销售额有20000日元的业者，提供的公积金只有两三百日元，而长崎县的纺织相关组织，对于年销售额20000日元的业者提供2560日元，爱知县则对利润额达到2000日元的业者提供3750日元，冈山县对同样利润额的业者竟提供4000日元!
商业组织中央会方面的人士普遍认为，重要的是确定转业运动不是一时的方便之法，而是长久的职业转换政策，需要将全国的公积金制度标准化，努力消除地域之间的矛盾。另外，政府商工省方面的人士说，当局说到底还是想避免诉诸强制手段，希望尊重国民自发的意愿，所以目前阶段还是想尽量支持报国国民运动。
确实有大量小卖业者欣然接受国家的指导，申请进行转业，并不仅仅是因为“国民更生金库”的利用、国库扶助资金的获得等政府的好意，不能忽视的是商业报国运动等启蒙运动勃发的力量。商业报国会对于紧急转业的业者，赠予奖状，表彰为模范转业者。也有商报会县本部的总务部长、副指导部长、推进队的副分队长等内定为留业者的例子，但也有很多人身为干部挺身为国奉献，决心率先垂范，进行转业。
为了确立战时综合战时体制，新设立的中小企业指导研究会“企业商谈所”很快就被各行各业的询问者挤满。根据“企业商谈所”所长永井吉末先生所说，提出最多的问题首先是企业整备，其次分别是劳务、配给、组织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金融投资、经营、经济、法规、价格、计算、统制会等问题。企业整备问题是提出最多的，也是在行业组织的成员和组织干部之间最容易造成隔阂的问题。
举例来说，福岛县某个渔业组织提出商谈请求，该组织成员主张在进行实绩计算时遭遇组织干部的不公平对待。与征收税金无关的“海滨交易”的实绩，被巧妙算入干部自己的实绩当中，从而抽走了利益，而将税金负担转嫁给组织成员，使其陷入经营困境。还有组织成员指称，有干部声明从当局获得指挥企业整备工作的一切权限，专权独断，完全无视组织成员的意志，因此强烈希望纠正干部的错误做法。
还有在东京室内某组织发生的问题，有组织干部借口其获得关于企业整备的内部指令，扶植干部的亲信势力，寻找一切机会压迫弱小的组织成员，因此前来商谈所，提出强烈投诉。虽然政府方面认为对于组织内部的问题只持有限的协调管理权限，还是想尊重组织成员之间相互的意见，但组织成员认为身为干部掌握了过大的权限。
另外还有指定工厂制度带来的问题。东京市内一家画具制造工厂被排除在指定工厂以外，无法获得原料物资的配给，也无法补充员工，生产活动完全衰退。
然而，同市有另外一家制造乐器的工厂，被指定为“教育资材工厂”，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另一家工厂的乐器是情操教育的重要资材，那画具也可以算教育资材，而且如果深入想一想，画具甚至可以作为重要的军需品。如此这般，这家画具制造工厂就不断来诉苦。诸如此类，数量庞大的问题抛向了“企业商谈所”的各位委员。
委员中的知名人士有议员河野密、中大教授大野俊三和上达夫、法大教授高木友三郎、日本原价计算协会常务理事长今井忍、满洲重工业开发顾问田中要人、更生金库事务课长佐藤市卫和松本利雄、重要产业协议会事务局长长帆足计和调查部长乡司浩平、东京铁工机械同业组织常务理事泽田英贯、东京玻璃产业联合常务理事法亢盛耕、东京照相机材料商业组织理事长田野定次郎等。
这些理事每天都交替着，在百忙之中抽出正午到下午4点的时间，回应商谈请求，或者直接与各府县进行交涉，为了建设井然有序的战争后方而努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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